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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系主任吴文藻的领导下，以社区研究法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及理论为指导，纷纷前往各地农村调查。特别是1936年费孝通以文化功能主义为中心，运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开弦弓村进行调查，完成《江村经济》一书。[26] 沈宝媛的指导老师徐雍舜发表有《东三省之移民与犯罪》等。[27] 此外，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法学院院长郑林庄、教育学系廖泰初等人研究的重点都是农村。这些老师对沈宝媛的这项乡村袍哥的调查，无疑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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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学派在1930—1940年代十分盛行，在中国社会学界居于主导地位。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访华期间担任过林耀华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该文深受他的结构功能理论影响，主张以之为研究家族的新方法，注重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偏向以社区方法研究社会组织。林耀华的家族研究成果也多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运用结构功能理论研究中国村落家族的结构和功能。[28] 这与燕京大学的学术渊源有关，在论文中沈宝媛简单提到林耀华教她“功能观点”。林耀华的家族研究显然对她选择这个题目有一定的影响。芝加哥大学的派克在燕京大学访问时，也曾对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做过指导。这种方法启发了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人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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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来到了“望镇”，她在燕京大学的学术训练和政治思想倾向，都影响到她的这项调查。她怀着关注农村、农村问题，同情农民处境的初衷，无疑对她观察农村现实，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她的老师们的影子，她的调查，无疑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有价值的成果，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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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当时所接受的训练，决定了她调查的目的、理论和方法。她采用的是什么理论和方法呢？她自己说是“运算方法（Operational Method）”（英文是沈宝媛加注），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测量，研究不易捉摸的微妙生活关系以内的材料，以达到了解现象的目的”。她还解释说运算方法是继批评学派（Critical School）与功能学派（Functional School）以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发展中的一个新方法，这种方法是“二者观点综合以后的结晶”，即主张用功能的观点和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并预测未来事态之发生”。她觉得这是“一个极有趣味，具有真实意义的预测”。她试图用这篇论文，来对这个新的研究方法进行一个“小小应证的实验”。在“论文提要”中，她感谢林耀华老师教她“运算方法及功能观点”。[29] 她同时也表示，运用收集的资料，还要根据“个案方法或生活史方法”，这样才能从雷氏家庭来“透视袍哥社会的真象”，她称之为“关系叙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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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她表明这篇论文采取的是数学方法和关系叙述。而且她认为，关系叙述也是“科学上的任务”，因此是“运算方法中所必不少的要件”。在她看来，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不过，通读全文，我并没有发现她对这个新方法的具体运用。数学的方法一般采宏观的视野，它将统计学原理和数学方法应用到调查研究中来，运用公式计算，了解影响或决定事物变化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在数量上的增减或消除情况。[31] 也可能她有采用这样的方法进行下一步研究的打算，不过等她完成了毕业论文，似乎没有机会再考虑这个研究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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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她使用什么方法和理论并不十分重要，我关注的是她怎样真实地记载了田野调查的所见所闻。从她的描述看，尽管她不时用现代化的精英的眼光，对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一番评论，但是她的描述是公允的，尽量不带偏见的。她力图去了解调查对象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对他们进行客观的观察。在我看来，她更多采取的是田野调查中的微观手段，与个别访问和观察的调查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观察是十分重要的，从各种细节来了解经济情况、社会地位、性格爱好、宗教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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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在论文中提到林耀华教授了她数学的方法，但是林在全面总结自己研究方法的《社会人类学讲义》中，对这个方法着墨不多，只是在评论人类学的批评学派时说：“惟在研究技术方面，应用统计数字去分析文化，因而复原民族文化的历史，似嫌机械化，且与事实毫无补益。”[32] 不过，燕大成都时期林耀华的学生在论文中，倒是反复提到在林教授的指导下运用这个理论，如杨树因在其论文《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中说，在1942—1943年“社会制度”课上，林耀华将这个观点“介绍给同学”，这一理论是“在注重文化功能研究、实地描写之外，同时考察历史过程”，是用“比较的数学方法”，“用划一的单位来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预测未来”。[33] 林耀华的学生用这个方法撰写的论文还有《厂工研究——成都市一个制版印刷工厂》《杂谷脑的喇嘛寺院》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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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林的学生反复提到数学方法，而林本人好像并未对这种方法作多么正面的评价？可能的解释，一是林本人的研究和研究方法，从1940年代以来也在不断变化。也可能他对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早期的热情接受，变为后期的批判性思考。二是林虽然早期教授学生时，对这个方法有热情的介绍，但是自己始终没有付诸实践，可能在操作的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困难，以至于最后将这种方法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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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沈宝媛的这篇论文，在论述方面还是很表面的，此时她毕竟只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还都比较粗糙，没有真正深入的分析和细致的论述。她这篇论文的可取之处，在于她所学到的理论和方法，促使她去思考和提出问题，尽管她对这些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还十分有限，但是她所记录的资料却弥足珍贵。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这本书就是试图接着完成她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已经相隔多年。我们可以吃惊地发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袍哥的了解，竟仍然如此之少，文史资料固然提供了许许多多的个案，但是罕能深入到袍哥内部，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家庭经济。尽管沈宝媛在论文中希望“以社会制约的研究作为中心引索”[35] ，但是纵观论文，她的主线并不清楚，只是尽量把收集的资料如实地叙述出来。作为一篇论文，这或许不能算非常成功；但是正因为她的资料缺乏处理，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真实性。当然，她对调查主人公的评论，也使我了解了她对袍哥的态度和看法、对他们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的基本理解。总之，作为一个了解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文件，它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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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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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五章 何处是“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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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社会学调查，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沈宝媛在论文中并没有使用真名。她在“论文提要”中写道：“因为本文是研究秘密结社与其领袖人物，故对所论及之对象无公开之必要，此为社会工作者所必须有之职业道德也。所以，在此特书假名，尚祈院长、系主任、导师及阅者诸君原谅！”另外，我们从沈宝媛的论文中，已经知道她的调查地点是在“成都外西望镇”。我查了不少资料，没有找到“望镇”这个地方。虽然沈宝媛在论文中并没有表示这个地名也是为了保护隐私而杜撰，但是显然和人名一样，应该也采取了隐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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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沈宝媛本人了解情况的努力失败以后，我继续从文献中寻找有关沈宝媛这次调查的信息，力图找到她进行田野调查的确切地点。我开始阅读关于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后的一切资料，意外地在《燕京大学史稿》书后列的大事记“1945年7月”条下面，发现这样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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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暑假开始，以“未名”、“启明”、“可犁”团契及“燕京生活”、“燕京文摘”社成员为骨干，得华西坝五大学“学生公社”经费赞助，与华西、金女大同学组成两个乡村工作服务团，由燕大李中、卫永清分别带队，分赴龙泉驿和金堂县姚家渡，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乡村教育、卫生及抗日宣传服务，并开展乡村社会调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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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与沈宝媛在论文中描述的时间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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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乡下的头一天是七月十四日，一直到十九号整整五天之中，都在拜访，尤其本地执政及大爷们更是我们首先拜访的对象。……从七月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四日这一个月零五天的功夫中，每天也收集我论文的材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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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沈宝媛的调查可能是这次暑期活动的一部分，她在论文中写道：“当时，藉着学生救济会及本校社会系分发同学至乡间服务的机会……与两位同学连同本校的一位助理一同进行拓荒的工作，大家坚定志向，准备在此地苦干一番。”她还提供了所做的具体工作：“我们的工作基础首先打定在友谊的交往上，先要知道的是农村生活的概况，农民家庭的情形，地方势力的梗概等，而我们所预计的工作有办农民学校，特别补习，医药治疗，防疫协助，卫生指导，代写书信，讲解时事，展览新闻图画及开放电影等等。”[3] 这里提到的“农民学校”，应该就是沈的报告中数次提到的“农村补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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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大事记提到，学生被分派到龙泉驿和金堂县姚家渡两个地方；而论文中提到，沈宝媛所去的地方，是从“西门北巷子”出城。我查了1940年代的成都地图，发现北巷子更靠近成都北门，如果是前往位于成都东南的龙泉驿，应该出成都东门，往东南方向走，因此龙泉驿当被排除。北巷子在成都东北，刚好是去金堂县的方向（地图1，图15-1）。因此，我开始猜测她所称的“望镇”，可能就是金堂县的姚家渡。在其他人的回忆中，也提到这次活动。如苏予写道：“我一个暑假都在金堂县姚家渡，参加党的地下组织‘民主青年协会’举办的乡村服务活动，当时我已读完大学新闻系一年级。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偏僻的乡村小镇，我们提前返回学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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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乡场的街上。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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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我倾向于认为沈宝媛的调查地就是金堂县的姚家渡。但是让我困惑的是，沈在调查中几次提到出“西门”或者成都的“外西”，难道是她的笔误吗？还是由于她不熟悉成都的方位？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相信“望镇”是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崇义桥，那里有燕京大学设立的一个固定的“农村研究服务站”。在成都复校以后，燕大社会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迁校成都后，地区特点和战争环境给服务实习活动带来困难，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期间实习地点分为边疆、农村、城市三方面，其中农村方面，法学院在崇义桥建立了“农村研究服务处”，实习工作包括农民补习学校、发行农民消息月刊、小农借贷、农家拜访指导、农村青年集中训练等。[5] 另外据《燕京大学史稿》，1943年春“教育系廖泰初教授率师生在成都北郊崇义桥夏家寺建农村研究服务站。此后三年中，服务站开办农民识字班，进行民众教育与社会调查、小生产加工服务，举办两次农业科学成就展览”。[6] 服务站的这些活动与沈在她的论文中提到的她所参与的各种实践，基本上是吻合的（图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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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篇回忆廖泰初的文章称，燕大在成都复校后，没有设立教育系，也没开设教育学课，他便“加入了法学院的教师队伍，致力于社会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同时，见缝插针地搞些乡教工作”。廖发现，成都附近农村“文化十分落后”，而且“地方上的恶势力也很大”，他选定在成都北门外崇义桥为燕大的社会系办起了一个农村研究服务站，其目的有好几个：“一、为燕大法学院学生暑期实习，采集论文资料提供便利；二、为当地失学儿童创办补习学校；三、为当地文盲的贫苦人民代写书信；四、为当地办一些生产事业，如一个制造花生酱的工厂；五、办农业展览，传授农业新知识；六、向当地人民进行公共卫生教育，并进行简易的医疗。”[7] 因此，按照第一个目的的说法，沈宝媛选择崇义桥作为调查地，便顺理成章了。更不用说，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老师廖泰初对袍哥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研究，即廖1947年在英文刊物《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文章，而在发表之前，廖泰初把这篇文章的手稿给沈宝媛做过参考，沈的“论文提要”中也提到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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