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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今日老崇义桥。作者于2014年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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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今日崇义桥的小店铺。作者于2014年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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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雷洁琼、水世琤的《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三十年》：“燕大法学院接受洛氏基金会经费补助，在成都崇义桥成立农村服务研究处，服务工作分为社会调查及社会服务两个方面。法学院师生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哥老会’、‘私塾’、‘中国偏方’、‘学徒制’等多篇。”[9] 这里“洛氏基金”当是指洛克菲勒基金会。文中提到的“哥老会”的研究，有两种可能，一是廖的上述文章，一是沈宝媛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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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对这个机构的名称说法不一，有的称“服务处”，有的称“服务站”，可能当时两种名称并行。由于燕京大学法学院在崇义桥建有“农村研究服务站”，作为法学院的学生，到这个地方进行农村调查有许多有利条件。在沈宝媛的调查报告中，也提到过在她调查的地方有“燕大的农村服务处”，很可能就是廖泰初的这个服务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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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发现更坚定了我的这个看法。我在翻阅《成都街巷志》的时候，在“北巷子和南巷子”的条目下，看到这样的说明“今天的北巷子与南巷子的位置，是清代老西门城墙外面的南北通道”（图15-4）。[11] 这个描述提示我再去认真研究地图，竟然发现，在成都西城门外，几乎就顺着城墙，有一条西南—西北走向的小巷，以老西门为界，以北称北巷子，以南称南巷子（地图4）。显然，沈宝媛所提到的“北巷子”，就是这条北巷子，而非靠近北门的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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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沈宝媛的描述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出成都西门北巷子，通过平乡，再往前行，约五里路远的地方，就可到达望镇。”由于北巷子是南北走向，虽然是出成都西门，但其实出城后是往北走，而非朝西走。她说的“平乡”，应该就是崇义桥和成都之间的“太平乡”，是当时成都县的14个乡之一。她还说平乡是“战时疏散区域”，这里“人烟稠密”，有“城市与乡村混合之风”。再往前走“五里路之地，便是望镇的范围了”。[12] 从地图上观之，这正是崇义桥的方位。据雍正《四川通志》，“崇义桥铺”在成都县“西北二十里”。[13] 另外，“崇”与“望”在字义上相通，沈宝媛在给她的调查地取名时，可能也有某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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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成都西门外的城墙和马路，可能沈宝媛到崇义桥便是走这条路。照片来自法国档案，时间不详，但是根据城墙上的大幅广告“及时钟表眼镜公司——成都春熙路”可知，照片一定摄于1925年以后。1924年军阀杨森修建春熙路，江浙帮商人于1925年在春熙路开办及时钟表眼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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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杜满希编：《法国与四川：百年回眸》，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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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她所提到的平乡是“战时疏散区域”。战时和战后的一些描述也提到这个区域，不少著名文人曾在这里居住或记录过这个地方。叶圣陶战时住成都，日记中数次提到到崇义桥拜访顾颉刚：1940年11月17日“晨餐后，出南门访郭子杰，坐谈半时。郭谓将乘汽车至崇义桥赴宴，要否附车访颉刚，余欣然。遂登车，行约一时半至崇义桥，余独坐鸡公车向赖家院”。在那里逗留了一晚，次日下午，他与顾颉刚一同进城，“仍乘鸡公车，不向北门而向西门，一路有竹树溪流，颇有趣。行二时半而进城，改乘人力车”。[14] 这里叶圣陶所描述的沿途风景，与沈的报告十分相同，叶说是“竹树溪流”，沈说是“绿树成荫，小溪天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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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时这些大知识分子，出城后都普遍坐“鸡公车”，这是成都平原最流行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其形态看起来像一只公鸡。这是一种手推的独轮车，适合于成都平原崎岖的小路和田坎。我们可以想象文人坐在车上的情景，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当时轿子也很流行，但是属于高档的交通工具。这些大文人也并不是雇不起人力车，为什么坐鸡公车呢？在叶日记的另外两处，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他记叙说，1940年7月26日他第一次去崇义桥拜访顾颉刚，出北门，由于道路泥泞，行两小时而至崇义桥，然后改乘鸡公车，“行于阡陌上，两旁皆禾苗也。鸡公车低，推者在后，并不颠簸，在泥路上胜于黄包车矣”。11月27日的日记再次提到坐鸡公车的好处，他去崇宁，“坐鸡公车动身。三十里路，车价四元。车路殊不平，若坐人力车，颠簸当不可耐”。[16] 就是说，虽然鸡公车看起来坐着不舒服，但是由于速度慢，故颠簸比较小（图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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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顾颉刚在迁到成都华西坝的齐鲁大学执教，主持齐大国学研究所。由于城内比较嘈杂，有严重失眠症的顾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还因防日机轰炸，研究所乃租用崇义桥赖家院子大部分房屋，作为他和研究所的驻地。顾写有“赖家院子罗家书，引来门前问字车”的诗句，描写当时的盛况。后来钱穆也来到这里，并在此撰写他的名著《国史大纲》。赖家院子是一座很大的中式院落，翠竹环绕，景色清幽，是理想的读书之处。由于战时道途梗塞，齐大图书未能迁来，不得不借用当地罗家的藏书，勉强应付需用，这便是诗中“罗家书”的来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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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 川西平原上的鸡公车，上面为客人搭有遮阳布。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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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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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桥是一个小地方。清康熙年间（1662—1722），这里渐成集镇，过去属于成都县的一部分，成都县共辖场镇14个，崇义桥是其中之一。[18] 1950年1月解放军接管成都县后，崇义桥成为成都县辖的第二区四个乡之一的崇义乡，1952年成都县撤销，崇义乡划归新繁县。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改为新繁人民公社的崇义大队。1959年成立崇义乡人民公社，不久又改崇义乡为大丰乡。1965年随原新繁县并入新都县。1982年恢复为大丰乡人民政府，现辖13个村。[19] 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崇义桥还属于成都县一部分，但是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它除了与成都县的其他场镇——犀埔场、土桥场、青龙场、天回镇等——联系密切，与周围县的一些场镇如新繁县的龙桥等也都有着密切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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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由“崇义”变为“大丰”，是1959年2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崇义调查“大跃进”的情况时建议的。崇义桥是田家英的家乡，在这次调查中，他发现了基层干部浮夸产量、农民缺粮、饥荒等严重问题，哀叹“崇义”并不崇义。当然，他建议改名，可能是因为崇义已经名不符实，也可能是希望这里来个大丰之年。可惜，对真相的探索，执着的性格，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以自杀来抗争对他的不实指控。[20] 从沈宝媛的调查，到田家英的调查，中间也不过相隔了14年。与个人命运一样，崇义桥这样的地方也经历了种种沉浮和变迁，不免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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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小小的崇义桥把若干历史人物和事件连接在一起，袍哥、顾颉刚、钱穆、燕京大学、田家英、大饥荒……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史料的话，或许还可以把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风云人物吴虞加入到这个链条之中。虽然他对于崇义桥来说，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但是毕竟留下了踪迹。在吴虞的日记中，有若干地方记录他到过崇义桥。他在新繁县的龙桥有上百亩田佃出，不时会去巡视，路过崇义桥时歇脚。如1915年阴历三月初三，他雇轿下乡去龙桥见佃户，“周视各处”，初六早上雇轿回成都，“在崇义桥午饭”。次年正月初二，他又雇轿出城，先到崇义桥，和新繁的朋友喝了好长时间茶，然后才又出发，“到龙桥尚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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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追踪早一些的历史的话，还会发现崇义也是一个移民的世界，这是川西平原各县乡镇的一个普遍现象。清代以来，崇义场便有不少会馆，都是清初来川开垦的外省籍移民的后代先后兴建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修文武庙，称湖广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南华宫，称广东会馆；乾隆五十八年（1793）修楚南宫，称江南会馆；嘉庆二年（1797）修三圣宫和嘉庆八年（1803）修万寿宫，称江西会馆；嘉庆二十年（1815）修帝主宫，称黄州会馆；道光二十年（1840）修三元宫，称陕西会馆；咸丰二年（1852）修火神庙，称省会馆。崇义场先后修建七座会馆，其中广东会馆、江西会馆为客家人的会馆，说明客家人在当地占有一定的比例。[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