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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她所提到的平乡是“战时疏散区域”。战时和战后的一些描述也提到这个区域，不少著名文人曾在这里居住或记录过这个地方。叶圣陶战时住成都，日记中数次提到到崇义桥拜访顾颉刚：1940年11月17日“晨餐后，出南门访郭子杰，坐谈半时。郭谓将乘汽车至崇义桥赴宴，要否附车访颉刚，余欣然。遂登车，行约一时半至崇义桥，余独坐鸡公车向赖家院”。在那里逗留了一晚，次日下午，他与顾颉刚一同进城，“仍乘鸡公车，不向北门而向西门，一路有竹树溪流，颇有趣。行二时半而进城，改乘人力车”。[14] 这里叶圣陶所描述的沿途风景，与沈的报告十分相同，叶说是“竹树溪流”，沈说是“绿树成荫，小溪天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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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时这些大知识分子，出城后都普遍坐“鸡公车”，这是成都平原最流行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其形态看起来像一只公鸡。这是一种手推的独轮车，适合于成都平原崎岖的小路和田坎。我们可以想象文人坐在车上的情景，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当时轿子也很流行，但是属于高档的交通工具。这些大文人也并不是雇不起人力车，为什么坐鸡公车呢？在叶日记的另外两处，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他记叙说，1940年7月26日他第一次去崇义桥拜访顾颉刚，出北门，由于道路泥泞，行两小时而至崇义桥，然后改乘鸡公车，“行于阡陌上，两旁皆禾苗也。鸡公车低，推者在后，并不颠簸，在泥路上胜于黄包车矣”。11月27日的日记再次提到坐鸡公车的好处，他去崇宁，“坐鸡公车动身。三十里路，车价四元。车路殊不平，若坐人力车，颠簸当不可耐”。[16] 就是说，虽然鸡公车看起来坐着不舒服，但是由于速度慢，故颠簸比较小（图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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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顾颉刚在迁到成都华西坝的齐鲁大学执教，主持齐大国学研究所。由于城内比较嘈杂，有严重失眠症的顾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还因防日机轰炸，研究所乃租用崇义桥赖家院子大部分房屋，作为他和研究所的驻地。顾写有“赖家院子罗家书，引来门前问字车”的诗句，描写当时的盛况。后来钱穆也来到这里，并在此撰写他的名著《国史大纲》。赖家院子是一座很大的中式院落，翠竹环绕，景色清幽，是理想的读书之处。由于战时道途梗塞，齐大图书未能迁来，不得不借用当地罗家的藏书，勉强应付需用，这便是诗中“罗家书”的来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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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 川西平原上的鸡公车，上面为客人搭有遮阳布。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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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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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桥是一个小地方。清康熙年间（1662—1722），这里渐成集镇，过去属于成都县的一部分，成都县共辖场镇14个，崇义桥是其中之一。[18] 1950年1月解放军接管成都县后，崇义桥成为成都县辖的第二区四个乡之一的崇义乡，1952年成都县撤销，崇义乡划归新繁县。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改为新繁人民公社的崇义大队。1959年成立崇义乡人民公社，不久又改崇义乡为大丰乡。1965年随原新繁县并入新都县。1982年恢复为大丰乡人民政府，现辖13个村。[19] 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崇义桥还属于成都县一部分，但是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它除了与成都县的其他场镇——犀埔场、土桥场、青龙场、天回镇等——联系密切，与周围县的一些场镇如新繁县的龙桥等也都有着密切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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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由“崇义”变为“大丰”，是1959年2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崇义调查“大跃进”的情况时建议的。崇义桥是田家英的家乡，在这次调查中，他发现了基层干部浮夸产量、农民缺粮、饥荒等严重问题，哀叹“崇义”并不崇义。当然，他建议改名，可能是因为崇义已经名不符实，也可能是希望这里来个大丰之年。可惜，对真相的探索，执着的性格，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以自杀来抗争对他的不实指控。[20] 从沈宝媛的调查，到田家英的调查，中间也不过相隔了14年。与个人命运一样，崇义桥这样的地方也经历了种种沉浮和变迁，不免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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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小小的崇义桥把若干历史人物和事件连接在一起，袍哥、顾颉刚、钱穆、燕京大学、田家英、大饥荒……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史料的话，或许还可以把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风云人物吴虞加入到这个链条之中。虽然他对于崇义桥来说，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但是毕竟留下了踪迹。在吴虞的日记中，有若干地方记录他到过崇义桥。他在新繁县的龙桥有上百亩田佃出，不时会去巡视，路过崇义桥时歇脚。如1915年阴历三月初三，他雇轿下乡去龙桥见佃户，“周视各处”，初六早上雇轿回成都，“在崇义桥午饭”。次年正月初二，他又雇轿出城，先到崇义桥，和新繁的朋友喝了好长时间茶，然后才又出发，“到龙桥尚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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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追踪早一些的历史的话，还会发现崇义也是一个移民的世界，这是川西平原各县乡镇的一个普遍现象。清代以来，崇义场便有不少会馆，都是清初来川开垦的外省籍移民的后代先后兴建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修文武庙，称湖广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南华宫，称广东会馆；乾隆五十八年（1793）修楚南宫，称江南会馆；嘉庆二年（1797）修三圣宫和嘉庆八年（1803）修万寿宫，称江西会馆；嘉庆二十年（1815）修帝主宫，称黄州会馆；道光二十年（1840）修三元宫，称陕西会馆；咸丰二年（1852）修火神庙，称省会馆。崇义场先后修建七座会馆，其中广东会馆、江西会馆为客家人的会馆，说明客家人在当地占有一定的比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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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崇义桥还有一座关帝庙，一份资料记述了1932年秋天，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路游击司令部，便设在“成都县崇义桥关帝庙内”。而且还讲述了司令江健龙和当地袍哥的关系。当时崇义桥的袍哥舵把子是周景星，他决定拜访江司令。周家很有钱，他卖了50亩水田，想拿钱买官，并且欢迎江健龙把司令部设在他的码头上。这位江司令过去也是在袍哥里混的人物，为了显示军威，他令卫兵在外面列队欢迎。周到了以后，先在关庙对面的茶铺吃茶，作为袍哥首领、在江湖上混的人，疑心最重，看到一拨军人站在门口，唯恐被人出卖暗算，便赶快撤退，从茶铺后门飞奔而去。当军人把场面布置好，去茶馆请周时，才发现人早溜了。一连几天周景星都没有回崇义桥，江健龙只好派副官持自己的亲笔信去看他。后来江给了周景星一个上校参议官的闲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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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源在1944年调查川西平原的茶馆时，在“在崇义场（成都北门外的一个乡下集镇——原注）三十几家茶铺中”，“发现十几家门口有旅馆的标志”。[24] 这里透露了更多的关于崇义桥的信息。小小乡场上，竟然有30余家茶馆。如前所述，成都平原上的许多茶馆，就是袍哥的公口所在地。我们也已经知道，雷明远一天到晚都在茶馆里耗着。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王庆源到崇义桥调查茶馆的时候，雷明远也可能在那里，他们面对面地碰见，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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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铁流写了一部长篇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展示了自己一生的沉浮和坎坷，其中包括他对家乡崇义桥的回忆，使我们对崇义桥的乡村生活有了进一步的细节认识。他老家是崇义桥乡高家巷村，距成都二十里。可以想象，他在家乡的时候，也正是雷明远作为袍哥舵把子风光的时候，崇义毕竟是小地方，说不定他们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在某件事情上，还有过交集呢！那里的庄稼人，并不经常去成都，农民一般去附近的三个乡场赶场，即崇义桥场，逢二五八，距家五里；天回镇，逢三六九，距家九里；两路口，逢一四七，距家十二里。由于崇义桥最近，去得最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场期安排都是错开的，如果农民和小贩想赶场，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只需按照日期选择不同地点。“赶场天一街是人，叫卖叫买，乱哄哄闹喳喳，人挤人肩擦肩，煞是热闹。乡下人卖的多是鸡鸭蛋，差急钱时才去卖点粮食；买回的东西多半是油盐酱醋，花布洋布之类。女人们多半是将平时织的网篼，每半月拿去找庄头（又称贩子）换点钱，以做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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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成都，警报器装在四个城门的城墙上，只要一发现日本飞机，就开始报警，城里人携老扶幼，没命地往乡下跑，“钻树林藏坟坝到处是人”。当时铁流的家庭刚搬到成都，但是由于成都不安全，便把他送回乡下老家崇义桥，寄居在二伯家。由于不能在家吃白饭，就帮二伯做一些田里活。在乡下躲警报的那段日子，使他对老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座品字形院子，有四间住房，外加两个横厅、一个下屋、一个装稻谷的仓屋，外加磨坊、牛圈、堂屋。院子四周是泥坯土墙，院子后面是茂密的竹林，竹子又多又密，四季阴凉。每隔三五天，他都去竹林里收集落叶，背回厨房当柴火。厨房特别大，灶台上有三口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一口煮猪食，灶口前挂有一个吊壶，随时都有热水用。柴房里堆着菜秆、麦秆、胡豆秆以及树干树枝，烧过的草木灰是非常好的农家肥料。院子前后都有小河沟，后面那条是从董家堰流下的，清凉的水围绕竹林缓缓流淌，还有一小段进入了竹林，上面放上几块石板，作洗衣服之用。夏天，他喜欢光着足在沟里玩水，凉凉的感觉使人心旷神怡。前面那条河沟很宽，是陈家碾流下来的水，水深湍急，他从来不敢下水，驾打鱼船在河面上打鱼。他们并不用网，而是靠鱼老鸹，一叶扁舟，鱼老鸹站在船舷上，打鱼人手一挥，它们就钻进水里，不一会儿就把鱼衔上来，渔夫把鱼放在鱼篓里，然后奖励一条小鱼。它们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铁箍，使它们无法吞进大鱼。家乡留给他的美好的记忆，像是“一幅画，一组诗，一首歌”，深深地刻在他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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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这里对崇义桥老家的描写，和前面第二章白锦娟所记叙的九里桥傅太婆的房屋和环境状况，真是非常相似。可见当时川西平原农民的居住环境，基本上和这些描述差不多。他们的居住环境和条件，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旧社会”的农民状况，实际上要好得多（图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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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秩序很不安定。为了维持治安，乡和村都组织了自卫，铁流的二伯家有一支马枪、一支步枪，晚上轮流去不远的腰店子守夜，防范土匪。乡间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到了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穷人成群结队到有钱人家抢粮，叫“吃大户”。但到庄稼成熟的时候，“吃大户”便不见踪迹了。“乡长宋炳光又是哥老会的大爷”，穷人听他招呼，只要“吃大户”不闹得太过分，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这里他提到的乡长兼袍哥大爷宋炳光，从时间和当时所担任的职务看，有可能就是沈宝媛报告中的佟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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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典型的川西平原农家院落，左边是瓦房和一尊神塔，右边是茅草房，一出院子就是稻田。甘博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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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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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的二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很会经营，从不浪费一分钱，甚至赶场天不在外面花钱买水喝，不到农忙绝不雇长工短工。这样，家道逐日兴旺，到1949年前夕积攒了不少钱，购置了田土，常常翻地契看，并告诉家人：“我种了一辈子田，现在才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东西贼娃子偷不走，棒客（土匪）抢不走，只有不争气的子孙才卖掉。”[25] 但是好景不长，土改时他差点被划成地主成分，他好说歹说，经过反复查实，最后定为自耕富农，买的田土全被征收，因为按土改政策规定：地主的田产是没收，富农的田产是征收。他为此气得半死，常常捶胸顿足地说：“那田地是我辛苦大半辈子挣来的钱买的，怎么一下就成了人家的了？”此事对他打击甚大，自此闷不作声，不久开始吐血，后来在大饥荒中饿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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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的这些描述，生动反映了在政权更迭的那个时期，一个普通农户的经历。对不少完全没有田产的佃农来说，他们可以从土改中分到一块田地，实现祖辈没有实现的梦想。对几代人辛苦积累田产的地主和富农来说，便是他们噩梦的开始。对于本书的主角袍哥来说，他们近三百年的历史，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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