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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她所提到的平乡是“战时疏散区域”。战时和战后的一些描述也提到这个区域,不少著名文人曾在这里居住或记录过这个地方。叶圣陶战时住成都,日记中数次提到到崇义桥拜访顾颉刚:1940年11月17日“晨餐后,出南门访郭子杰,坐谈半时。郭谓将乘汽车至崇义桥赴宴,要否附车访颉刚,余欣然。遂登车,行约一时半至崇义桥,余独坐鸡公车向赖家院”。在那里逗留了一晚,次日下午,他与顾颉刚一同进城,“仍乘鸡公车,不向北门而向西门,一路有竹树溪流,颇有趣。行二时半而进城,改乘人力车”。[14] 这里叶圣陶所描述的沿途风景,与沈的报告十分相同,叶说是“竹树溪流”,沈说是“绿树成荫,小溪天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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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时这些大知识分子,出城后都普遍坐“鸡公车”,这是成都平原最流行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其形态看起来像一只公鸡。这是一种手推的独轮车,适合于成都平原崎岖的小路和田坎。我们可以想象文人坐在车上的情景,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当时轿子也很流行,但是属于高档的交通工具。这些大文人也并不是雇不起人力车,为什么坐鸡公车呢?在叶日记的另外两处,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他记叙说,1940年7月26日他第一次去崇义桥拜访顾颉刚,出北门,由于道路泥泞,行两小时而至崇义桥,然后改乘鸡公车,“行于阡陌上,两旁皆禾苗也。鸡公车低,推者在后,并不颠簸,在泥路上胜于黄包车矣”。11月27日的日记再次提到坐鸡公车的好处,他去崇宁,“坐鸡公车动身。三十里路,车价四元。车路殊不平,若坐人力车,颠簸当不可耐”。[16] 就是说,虽然鸡公车看起来坐着不舒服,但是由于速度慢,故颠簸比较小(图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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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顾颉刚在迁到成都华西坝的齐鲁大学执教,主持齐大国学研究所。由于城内比较嘈杂,有严重失眠症的顾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还因防日机轰炸,研究所乃租用崇义桥赖家院子大部分房屋,作为他和研究所的驻地。顾写有“赖家院子罗家书,引来门前问字车”的诗句,描写当时的盛况。后来钱穆也来到这里,并在此撰写他的名著《国史大纲》。赖家院子是一座很大的中式院落,翠竹环绕,景色清幽,是理想的读书之处。由于战时道途梗塞,齐大图书未能迁来,不得不借用当地罗家的藏书,勉强应付需用,这便是诗中“罗家书”的来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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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 川西平原上的鸡公车,上面为客人搭有遮阳布。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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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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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桥是一个小地方。清康熙年间(1662—1722),这里渐成集镇,过去属于成都县的一部分,成都县共辖场镇14个,崇义桥是其中之一。[18] 1950年1月解放军接管成都县后,崇义桥成为成都县辖的第二区四个乡之一的崇义乡,1952年成都县撤销,崇义乡划归新繁县。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改为新繁人民公社的崇义大队。1959年成立崇义乡人民公社,不久又改崇义乡为大丰乡。1965年随原新繁县并入新都县。1982年恢复为大丰乡人民政府,现辖13个村。[19] 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崇义桥还属于成都县一部分,但是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它除了与成都县的其他场镇——犀埔场、土桥场、青龙场、天回镇等——联系密切,与周围县的一些场镇如新繁县的龙桥等也都有着密切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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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由“崇义”变为“大丰”,是1959年2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崇义调查“大跃进”的情况时建议的。崇义桥是田家英的家乡,在这次调查中,他发现了基层干部浮夸产量、农民缺粮、饥荒等严重问题,哀叹“崇义”并不崇义。当然,他建议改名,可能是因为崇义已经名不符实,也可能是希望这里来个大丰之年。可惜,对真相的探索,执着的性格,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以自杀来抗争对他的不实指控。[20] 从沈宝媛的调查,到田家英的调查,中间也不过相隔了14年。与个人命运一样,崇义桥这样的地方也经历了种种沉浮和变迁,不免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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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小小的崇义桥把若干历史人物和事件连接在一起,袍哥、顾颉刚、钱穆、燕京大学、田家英、大饥荒……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史料的话,或许还可以把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风云人物吴虞加入到这个链条之中。虽然他对于崇义桥来说,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但是毕竟留下了踪迹。在吴虞的日记中,有若干地方记录他到过崇义桥。他在新繁县的龙桥有上百亩田佃出,不时会去巡视,路过崇义桥时歇脚。如1915年阴历三月初三,他雇轿下乡去龙桥见佃户,“周视各处”,初六早上雇轿回成都,“在崇义桥午饭”。次年正月初二,他又雇轿出城,先到崇义桥,和新繁的朋友喝了好长时间茶,然后才又出发,“到龙桥尚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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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追踪早一些的历史的话,还会发现崇义也是一个移民的世界,这是川西平原各县乡镇的一个普遍现象。清代以来,崇义场便有不少会馆,都是清初来川开垦的外省籍移民的后代先后兴建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修文武庙,称湖广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南华宫,称广东会馆;乾隆五十八年(1793)修楚南宫,称江南会馆;嘉庆二年(1797)修三圣宫和嘉庆八年(1803)修万寿宫,称江西会馆;嘉庆二十年(1815)修帝主宫,称黄州会馆;道光二十年(1840)修三元宫,称陕西会馆;咸丰二年(1852)修火神庙,称省会馆。崇义场先后修建七座会馆,其中广东会馆、江西会馆为客家人的会馆,说明客家人在当地占有一定的比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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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崇义桥还有一座关帝庙,一份资料记述了1932年秋天,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路游击司令部,便设在“成都县崇义桥关帝庙内”。而且还讲述了司令江健龙和当地袍哥的关系。当时崇义桥的袍哥舵把子是周景星,他决定拜访江司令。周家很有钱,他卖了50亩水田,想拿钱买官,并且欢迎江健龙把司令部设在他的码头上。这位江司令过去也是在袍哥里混的人物,为了显示军威,他令卫兵在外面列队欢迎。周到了以后,先在关庙对面的茶铺吃茶,作为袍哥首领、在江湖上混的人,疑心最重,看到一拨军人站在门口,唯恐被人出卖暗算,便赶快撤退,从茶铺后门飞奔而去。当军人把场面布置好,去茶馆请周时,才发现人早溜了。一连几天周景星都没有回崇义桥,江健龙只好派副官持自己的亲笔信去看他。后来江给了周景星一个上校参议官的闲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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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源在1944年调查川西平原的茶馆时,在“在崇义场(成都北门外的一个乡下集镇——原注)三十几家茶铺中”,“发现十几家门口有旅馆的标志”。[24] 这里透露了更多的关于崇义桥的信息。小小乡场上,竟然有30余家茶馆。如前所述,成都平原上的许多茶馆,就是袍哥的公口所在地。我们也已经知道,雷明远一天到晚都在茶馆里耗着。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王庆源到崇义桥调查茶馆的时候,雷明远也可能在那里,他们面对面地碰见,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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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铁流写了一部长篇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展示了自己一生的沉浮和坎坷,其中包括他对家乡崇义桥的回忆,使我们对崇义桥的乡村生活有了进一步的细节认识。他老家是崇义桥乡高家巷村,距成都二十里。可以想象,他在家乡的时候,也正是雷明远作为袍哥舵把子风光的时候,崇义毕竟是小地方,说不定他们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在某件事情上,还有过交集呢!那里的庄稼人,并不经常去成都,农民一般去附近的三个乡场赶场,即崇义桥场,逢二五八,距家五里;天回镇,逢三六九,距家九里;两路口,逢一四七,距家十二里。由于崇义桥最近,去得最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场期安排都是错开的,如果农民和小贩想赶场,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只需按照日期选择不同地点。“赶场天一街是人,叫卖叫买,乱哄哄闹喳喳,人挤人肩擦肩,煞是热闹。乡下人卖的多是鸡鸭蛋,差急钱时才去卖点粮食;买回的东西多半是油盐酱醋,花布洋布之类。女人们多半是将平时织的网篼,每半月拿去找庄头(又称贩子)换点钱,以做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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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成都,警报器装在四个城门的城墙上,只要一发现日本飞机,就开始报警,城里人携老扶幼,没命地往乡下跑,“钻树林藏坟坝到处是人”。当时铁流的家庭刚搬到成都,但是由于成都不安全,便把他送回乡下老家崇义桥,寄居在二伯家。由于不能在家吃白饭,就帮二伯做一些田里活。在乡下躲警报的那段日子,使他对老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座品字形院子,有四间住房,外加两个横厅、一个下屋、一个装稻谷的仓屋,外加磨坊、牛圈、堂屋。院子四周是泥坯土墙,院子后面是茂密的竹林,竹子又多又密,四季阴凉。每隔三五天,他都去竹林里收集落叶,背回厨房当柴火。厨房特别大,灶台上有三口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一口煮猪食,灶口前挂有一个吊壶,随时都有热水用。柴房里堆着菜秆、麦秆、胡豆秆以及树干树枝,烧过的草木灰是非常好的农家肥料。院子前后都有小河沟,后面那条是从董家堰流下的,清凉的水围绕竹林缓缓流淌,还有一小段进入了竹林,上面放上几块石板,作洗衣服之用。夏天,他喜欢光着足在沟里玩水,凉凉的感觉使人心旷神怡。前面那条河沟很宽,是陈家碾流下来的水,水深湍急,他从来不敢下水,驾打鱼船在河面上打鱼。他们并不用网,而是靠鱼老鸹,一叶扁舟,鱼老鸹站在船舷上,打鱼人手一挥,它们就钻进水里,不一会儿就把鱼衔上来,渔夫把鱼放在鱼篓里,然后奖励一条小鱼。它们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铁箍,使它们无法吞进大鱼。家乡留给他的美好的记忆,像是“一幅画,一组诗,一首歌”,深深地刻在他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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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这里对崇义桥老家的描写,和前面第二章白锦娟所记叙的九里桥傅太婆的房屋和环境状况,真是非常相似。可见当时川西平原农民的居住环境,基本上和这些描述差不多。他们的居住环境和条件,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旧社会”的农民状况,实际上要好得多(图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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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秩序很不安定。为了维持治安,乡和村都组织了自卫,铁流的二伯家有一支马枪、一支步枪,晚上轮流去不远的腰店子守夜,防范土匪。乡间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到了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穷人成群结队到有钱人家抢粮,叫“吃大户”。但到庄稼成熟的时候,“吃大户”便不见踪迹了。“乡长宋炳光又是哥老会的大爷”,穷人听他招呼,只要“吃大户”不闹得太过分,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这里他提到的乡长兼袍哥大爷宋炳光,从时间和当时所担任的职务看,有可能就是沈宝媛报告中的佟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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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典型的川西平原农家院落,左边是瓦房和一尊神塔,右边是茅草房,一出院子就是稻田。甘博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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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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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的二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很会经营,从不浪费一分钱,甚至赶场天不在外面花钱买水喝,不到农忙绝不雇长工短工。这样,家道逐日兴旺,到1949年前夕积攒了不少钱,购置了田土,常常翻地契看,并告诉家人:“我种了一辈子田,现在才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东西贼娃子偷不走,棒客(土匪)抢不走,只有不争气的子孙才卖掉。”[25] 但是好景不长,土改时他差点被划成地主成分,他好说歹说,经过反复查实,最后定为自耕富农,买的田土全被征收,因为按土改政策规定:地主的田产是没收,富农的田产是征收。他为此气得半死,常常捶胸顿足地说:“那田地是我辛苦大半辈子挣来的钱买的,怎么一下就成了人家的了?”此事对他打击甚大,自此闷不作声,不久开始吐血,后来在大饥荒中饿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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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的这些描述,生动反映了在政权更迭的那个时期,一个普通农户的经历。对不少完全没有田产的佃农来说,他们可以从土改中分到一块田地,实现祖辈没有实现的梦想。对几代人辛苦积累田产的地主和富农来说,便是他们噩梦的开始。对于本书的主角袍哥来说,他们近三百年的历史,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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