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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崇义桥还有一座关帝庙，一份资料记述了1932年秋天，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路游击司令部，便设在“成都县崇义桥关帝庙内”。而且还讲述了司令江健龙和当地袍哥的关系。当时崇义桥的袍哥舵把子是周景星，他决定拜访江司令。周家很有钱，他卖了50亩水田，想拿钱买官，并且欢迎江健龙把司令部设在他的码头上。这位江司令过去也是在袍哥里混的人物，为了显示军威，他令卫兵在外面列队欢迎。周到了以后，先在关庙对面的茶铺吃茶，作为袍哥首领、在江湖上混的人，疑心最重，看到一拨军人站在门口，唯恐被人出卖暗算，便赶快撤退，从茶铺后门飞奔而去。当军人把场面布置好，去茶馆请周时，才发现人早溜了。一连几天周景星都没有回崇义桥，江健龙只好派副官持自己的亲笔信去看他。后来江给了周景星一个上校参议官的闲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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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源在1944年调查川西平原的茶馆时，在“在崇义场（成都北门外的一个乡下集镇——原注）三十几家茶铺中”，“发现十几家门口有旅馆的标志”。[24] 这里透露了更多的关于崇义桥的信息。小小乡场上，竟然有30余家茶馆。如前所述，成都平原上的许多茶馆，就是袍哥的公口所在地。我们也已经知道，雷明远一天到晚都在茶馆里耗着。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王庆源到崇义桥调查茶馆的时候，雷明远也可能在那里，他们面对面地碰见，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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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铁流写了一部长篇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展示了自己一生的沉浮和坎坷，其中包括他对家乡崇义桥的回忆，使我们对崇义桥的乡村生活有了进一步的细节认识。他老家是崇义桥乡高家巷村，距成都二十里。可以想象，他在家乡的时候，也正是雷明远作为袍哥舵把子风光的时候，崇义毕竟是小地方，说不定他们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在某件事情上，还有过交集呢！那里的庄稼人，并不经常去成都，农民一般去附近的三个乡场赶场，即崇义桥场，逢二五八，距家五里；天回镇，逢三六九，距家九里；两路口，逢一四七，距家十二里。由于崇义桥最近，去得最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场期安排都是错开的，如果农民和小贩想赶场，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只需按照日期选择不同地点。“赶场天一街是人，叫卖叫买，乱哄哄闹喳喳，人挤人肩擦肩，煞是热闹。乡下人卖的多是鸡鸭蛋，差急钱时才去卖点粮食；买回的东西多半是油盐酱醋，花布洋布之类。女人们多半是将平时织的网篼，每半月拿去找庄头（又称贩子）换点钱，以做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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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成都，警报器装在四个城门的城墙上，只要一发现日本飞机，就开始报警，城里人携老扶幼，没命地往乡下跑，“钻树林藏坟坝到处是人”。当时铁流的家庭刚搬到成都，但是由于成都不安全，便把他送回乡下老家崇义桥，寄居在二伯家。由于不能在家吃白饭，就帮二伯做一些田里活。在乡下躲警报的那段日子，使他对老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座品字形院子，有四间住房，外加两个横厅、一个下屋、一个装稻谷的仓屋，外加磨坊、牛圈、堂屋。院子四周是泥坯土墙，院子后面是茂密的竹林，竹子又多又密，四季阴凉。每隔三五天，他都去竹林里收集落叶，背回厨房当柴火。厨房特别大，灶台上有三口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一口煮猪食，灶口前挂有一个吊壶，随时都有热水用。柴房里堆着菜秆、麦秆、胡豆秆以及树干树枝，烧过的草木灰是非常好的农家肥料。院子前后都有小河沟，后面那条是从董家堰流下的，清凉的水围绕竹林缓缓流淌，还有一小段进入了竹林，上面放上几块石板，作洗衣服之用。夏天，他喜欢光着足在沟里玩水，凉凉的感觉使人心旷神怡。前面那条河沟很宽，是陈家碾流下来的水，水深湍急，他从来不敢下水，驾打鱼船在河面上打鱼。他们并不用网，而是靠鱼老鸹，一叶扁舟，鱼老鸹站在船舷上，打鱼人手一挥，它们就钻进水里，不一会儿就把鱼衔上来，渔夫把鱼放在鱼篓里，然后奖励一条小鱼。它们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铁箍，使它们无法吞进大鱼。家乡留给他的美好的记忆，像是“一幅画，一组诗，一首歌”，深深地刻在他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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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这里对崇义桥老家的描写，和前面第二章白锦娟所记叙的九里桥傅太婆的房屋和环境状况，真是非常相似。可见当时川西平原农民的居住环境，基本上和这些描述差不多。他们的居住环境和条件，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旧社会”的农民状况，实际上要好得多（图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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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秩序很不安定。为了维持治安，乡和村都组织了自卫，铁流的二伯家有一支马枪、一支步枪，晚上轮流去不远的腰店子守夜，防范土匪。乡间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到了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穷人成群结队到有钱人家抢粮，叫“吃大户”。但到庄稼成熟的时候，“吃大户”便不见踪迹了。“乡长宋炳光又是哥老会的大爷”，穷人听他招呼，只要“吃大户”不闹得太过分，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这里他提到的乡长兼袍哥大爷宋炳光，从时间和当时所担任的职务看，有可能就是沈宝媛报告中的佟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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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典型的川西平原农家院落，左边是瓦房和一尊神塔，右边是茅草房，一出院子就是稻田。甘博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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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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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的二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很会经营，从不浪费一分钱，甚至赶场天不在外面花钱买水喝，不到农忙绝不雇长工短工。这样，家道逐日兴旺，到1949年前夕积攒了不少钱，购置了田土，常常翻地契看，并告诉家人：“我种了一辈子田，现在才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东西贼娃子偷不走，棒客（土匪）抢不走，只有不争气的子孙才卖掉。”[25] 但是好景不长，土改时他差点被划成地主成分，他好说歹说，经过反复查实，最后定为自耕富农，买的田土全被征收，因为按土改政策规定：地主的田产是没收，富农的田产是征收。他为此气得半死，常常捶胸顿足地说：“那田地是我辛苦大半辈子挣来的钱买的，怎么一下就成了人家的了？”此事对他打击甚大，自此闷不作声，不久开始吐血，后来在大饥荒中饿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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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的这些描述，生动反映了在政权更迭的那个时期，一个普通农户的经历。对不少完全没有田产的佃农来说，他们可以从土改中分到一块田地，实现祖辈没有实现的梦想。对几代人辛苦积累田产的地主和富农来说，便是他们噩梦的开始。对于本书的主角袍哥来说，他们近三百年的历史，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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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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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六章 袍哥的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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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桥这个小地方，在成都和平解放中，还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据川西和平起义的主要角色之一，原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回忆，在起义前，他和川军另两位首领刘文辉、潘文华的心情相当矛盾：虽明知蒋政权必败，但没有预料到崩溃得那么迅速；虽明知共产党必胜，但对中共政策和个人前途仍疑惧重重，因为他们都曾经和红军打过仗。当时蒋介石的嫡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对他们也有防备。淮海战役后，蒋介石政权岌岌可危，当时这些川军首领不希望溃败部队退到四川，但王陵基不可能与他们合作。王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心，帮助蒋作垂死挣扎，积极扩充保安团队，“不惜糜烂地方”。邓、刘、潘预见到共产党很快将进入四川，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保境安民”，“和平迎接解放，使四川免于战祸”。1949年夏，他们实际上已经和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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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上午，他们在刘文辉家聚会。蒋介石约见刘文辉，邓和刘担心可能蒋要逼迫他们上飞机去台湾，便与刘密商出走办法。当时两家门前暗探密布，出入皆受到监视，他们决定不带行李，先后出北门，邓携带猎枪，以出城打猎为借口。刘则称有病，要去医院看病。他们先后通过外北检查站，在城隍庙会合，然后在梁家巷乘车去崇义桥，次日转移到龙桥，开始进行军事部署，并联络各乡民团。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发布告全川民众书，正式通电起义。邓锡侯后来说：“这是我们公开与蒋介石决裂、投向人民的开始，也是我们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向新生的开始。”尽管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对他们施加压力，但是川军也在崇义桥以西布置了重兵，一直坚持到月底解放军逼近成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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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解放军进入成都，川西平原基本上为共产党所控制。各郊县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也纷纷改换门庭。袍哥有着和政府对抗的丰富经验，这是他们能够发展壮大的必不可少的保障。但是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当新政权来临，袍哥庞大的组织，过去的丰富经验，以及手中的武器，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摧毁。袍哥的一般成员向政府自首后，基本可以不受冲击，但是除了那些和中共有密切关系的袍哥首领，其他舵把子的结局就很不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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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袍哥头目被处决，大量袍哥成员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当然也有一些幸存下来。这些幸存下来的袍哥，大概有几种情况：一是那些底层袍哥，本来参加这个组织就是为了寻求保护，没有任何权力，属于共产党所称的“人民”和“被压迫者”。二是那些与共产党有一定关系的袍哥，他们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有矛盾，暗中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活动。[2] 三是虽然在袍哥中有一定的地位，但处事比较温和，在地方上没有什么敌人，也没有干过“坏事”。本书多次提到的蔡兴华属于第二类，所以他有机会在晚年时（1987）讲述自己的历史，说出自己当袍哥的经历。也由于与共产党的这层关系，蔡才得以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幸存，这个运动中袍哥上层几乎被一网打尽，很多受到镇压。礼号袍哥都是下层人，因此共产党不会太为难他们。蔡表示，当袍哥大爷给他带来经济压力和无穷烦恼，“真正要解除这种烦恼，只有终结袍哥这种组织。直到新中国成立，我才算脱离苦恼”。[3] 我们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对失去大爷的地位是不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我们知道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并没有多少选择。而且他与“进步人士”的长期来往，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新政权持欢迎的态度（图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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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的舵把子们，除了像蔡兴华那样的共产党的朋友，1949年以后几乎都在劫难逃。由地方政府主持的文史资料的编撰和写作，对他们也多持讨伐的口吻。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我翻阅了四川省、市、县、区各级所编撰的几乎全部文史资料中关于袍哥的文章，特别是对地方袍哥著名人物的描写。本书多次提到的关于金堂县袍哥舵把子贺松的那篇文章，便是文史资料对袍哥的一个典型的叙事，是在《霸踞竹篙集党、政、军、匪、袍于一身的反动人物贺松》这样的标题下展开的，我们不用看内容就知道是一个地方恶人的传记。也就是说，这些资料的写作目的，就是把这样的“坏人”和所干的坏事，记载下来进行鞭挞。我们也知道了贺松最后的结局：1949年12月，解放军进入金堂县，贺松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疯狂地垂死挣扎”，多次“组织暴乱”。1950年7月被判处死刑，“在金堂县城厢镇原县立中学校园内执行枪决”。[4] 其实，金堂距崇义桥，也不过五六十公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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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龙泉驿的乡场首领，估计是一个袍哥大爷。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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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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