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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袍哥大爷蔡兴文的回忆，有相当的资料价值，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有些事情回忆者并不愿意讲出来，所以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袍哥的面貌，很可能不是完整的，而只是讲述者愿意让我们看到的面貌。另外，这些老人在回忆历史的时候，也难免落入国家话语的俗套，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的回忆，也难免用敌我分明的思维方式，尽管这经常是无意识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回忆，由于年代久远，其准确性一定会受到影响，不能仅仅依靠他们的回忆来重构历史，而需要其他材料的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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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史资料的使用是我们最要小心的。尽管文史资料所提供的事例具体生动，但由于其政治化的表达，明显的先入之见和政治倾向，会影响其作为史料的价值，因为撰写人难以完全持公允的态度。本书所引述的关于贺松的叙事便大量使用情绪化的形容词，诸如“专横独断”“残忍狡诈”“危害革命”“滔天罪行”“罄竹难书”“疯狂地垂死挣扎”等等，代表了1949年以后官方对所谓“反面”人物的评价。当然我们应该理解，一个地方文史资料的撰写人很难置身于政治之外，地方政府、政策、人事、历史、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地方文史资料的编写体例留给他们的自由空间并不多，我们不能苛求。而且我们应该意识到，正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努力，才抢救了大量地方的历史，如果没有他们，一些资料和故事就永远消失了。如上一章关于征粮的文史资料，就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中共建政初期地方暴乱的一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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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本所讲述的故事有些什么共同点呢？综合多种袍哥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在若干方面显示了袍哥的共性。很多地方精英都加入了袍哥，如本书所提到的贺松是学校教师。不过其成员大多不是正统精英，而是以下层和边缘阶级为主，所以袍哥难免被正统精英所歧视。袍哥的公开活动和影响引起一些精英的不安，虽然他们表示“对于任何帮会的正规活动”并不干涉，因为“我们是拥护结社结会自由的”，但担心现在“帮会的活动已经达到极点了”。以成都为例，“哪一街莫有码头？哪一个茶铺里莫有袍哥？现在的地方自治人员，不通袍的究有几人？甚至在机关里，在议会里，也有不少人以什么公社社员的姿态出现”。他们指出帮会之所以这样活跃，是由于“政治低能、法律失效，社会秩序紊乱所引起的”。支持政府“重申前令”，加强控制，不准学生加入帮会，凡参加者予以开除，校长亦须受管教不严的处分。[6] 其实，许多学校的校长也是袍哥成员，所以有人才指出，袍哥控制了教育资源，对学生大量参加袍哥组织，有着十分的担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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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剧烈扩张，其实是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和现代化过程紧密联系的。过去四川地方社会有着各种民间组织，在地方治安、经济、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清明会、土地会等。晚清民国时期的现代化，摧毁了这些社区和民间自治组织，但是政府又无力填补留下的权力真空，从而给袍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资料还证明袍哥进入了地方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本书的主角雷明远，以及多次提到的贺松，都是极好的例子。他们甚至通过地方选举，进入地方议政机构。我们还看到，虽然袍哥是政府所宣布的非法组织，但是他们却在相当程度上为政府服务，地方上许多事务都要依靠他们来实行，如贺松成为修机场的民工大队长。甚至有些袍哥从秘密社会组织的首领，转身成为合法政党组织的负责人，贺松成为青年党县党部主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说，袍哥在四川乡村权力结构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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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边缘化的人群时，我们都会面临怎样发现他们自己的“声音”的问题，因为在传统的历史资料中鲜有关于他们的真实记录。即使我们发现一些有关信息，也几乎都是由精英们记录的。过去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大量地利用了档案资料，特别是地方官（包括从总督到知县各级官员）的报告，还有那些屈打成招的供词。在这些资料中，下层人民的声音消失了。正如C.金兹堡（Carlo Ginzburg）所指出的：“我们所能知道的（如果可能的话）过去农夫和手工工匠的思想、信仰以及期望，几乎都是经过了扭曲的观点和中介而得到的。”这也导致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发出“庶民是否能发声”的疑问。[8] 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前，早在1950年代霍布斯鲍姆研究“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时，便把叛乱者的信件、谈话、秘密誓词等作为“他们自己的声音”，力图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建构边缘人群的历史。[9] 沈宝媛的这项调查，也是找到他们自己声音的一种努力。她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图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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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记录袍哥这个组织历史的最佳的资料，就是他们自己创造的独特的语言。我们缺乏了解秘密社会隐语形成的详细资料，不过，从袍哥的“圣经”——《海底》和《江湖切要》等资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的挑战，加之这个组织更进一步卷入政治，使其语言更加政治化，手势和茶碗阵也显示着反清意识。这样，黑话成为与政府对立的反文化的表达，袍哥组织也借此日益扩大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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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试图利用秘密社会的文书《海底》这样的文献，来考察他们的隐语和暗号，以揭示他们的政治思想、身份以及行为，观察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怎样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这种语言成为帮助其组织及成员生存的工具。《海底》其实也是袍哥的历史，是他们自己声音的表达，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认为是J.斯各特所说的“隐藏的文书”（hidden transcripts），即那些显示“下层集团政治”（subordinate group politics）的文字。或者如R.古哈（Ranajit Guha）在研究庶民史时所界定的“历史的微声”（small voice of history）。在分析“隐藏的文书”或“历史的微声”时，我们可以发现“下层社会集团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10] 袍哥的秘密语言与教规是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反映，是清代次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果。[11] 在研究他们的语言及文本时，我们不必像斯皮瓦克所认为的“庶民不能发声”（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那样悲观。[12] 就袍哥而言，我们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书规则中找到他们的声音，揭示他们的活动，为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组织、成员、内外关系以及政治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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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乡场上搬运木头的苦力。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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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杜克大学D.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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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包含着丰富的关于袍哥早期历史的资料，揭示了这个组织反清政治的一部分。通过研究其文本，我们得以了解袍哥一部分真实的历史，另一部分却与想象的历史相纠缠。我们所看到的袍哥，既是反清的政治团体，亦为打家劫舍的帮伙。通过使用加密的语言和手势，一个陌生人可以建立与其同党的联系。通过摆弄茶碗、吟诗，以及谨慎的对话，来自三教九流的袍哥们都能够汇到反清的大旗下。按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袍哥是正义的勇士，负有推翻清廷的使命；从政府的观点看，他们是叛乱者和犯罪团伙，因此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而对一般民众而言，对袍哥的态度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经历，得其保护和关怀者，当然心怀感激之情，反之则难免有愤恨之心（图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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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成都江湖海底》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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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成都江湖海底》，成都刘双合刻板，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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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把隐语定义为“由某些特定的行业或秘密社会”所使用的社会方言，这种语言“不为外人所理解”，但它又“区别于其他‘私语’、行话以及‘俚语’”。因此，隐语“产生于一种特别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在社会中是被边缘化了的”，而且它“成为了交流和生存的主要工具”。在语言学家看来，一般而论，隐语的使用是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逃避公众眼光，稳定组织和成员。秘密语言没有标准语稳定，一旦其为外界所知，那么新的词汇便取而代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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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袍哥的情况与这个一般的模式似乎并不相同。袍哥在四川广为散布，但却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中心，各分支自立山头，各自为政。因此，即使某些黑话已为人所知，新词也已出现，但旧词继续为成员使用。随着袍哥势力的扩张，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以半公开的形式活动，外部所知道的“袍哥话”越来越多，与此相应，新词汇和说法也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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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袍哥的秘密语言，我们发现可以把其大概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使用中总是潜藏着诸如“明”“清”这样的字和词。第二种则多与这个集团的仪式有关，诸如“龙”“木杨城”“桃园”等等。第三种最多，即袍哥日常在合法和非法活动中所使用的词汇，许多涉及抢、杀、绑架等。这些词汇的运用，不仅反映这个组织有着政治的雄心，也暴露种种非法行为。这些非法行为的存在并不奇怪，在世界各地的类似组织，都存在政治上的宏大目标与实际生存中“痞子”“流氓”或“黑社会”行为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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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应该估计到，由于袍哥是边缘化的人群或社会集团，他们的“不法”行为经常可能被掌握着话语霸权的精英和国家政权所夸大，以为其压制这些“危险的”社会集团提供依据。这个组织希望他们的反清思想得到散布，从这个角度看，袍哥的秘密语言的广泛流传，也未尝不具有积极意义。这样，他们的黑话和暗号从秘密到公开，在街头或茶馆等公共场所为人们所听所见。通过与像孙中山、同盟会这样的革命者结成联盟，袍哥也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形象。不过，许多参加这个组织的下层民众对于其政治理想并不清楚或理解，他们加入的目的是寻求保护或作为生计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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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我并非宣称袍哥的秘密语言是四川所特有的。相反，我们可以在其他地区找到类似的现象。我们知道，袍哥与其他秘密社会有着共同历史渊源，其起源也与三点会、天地会、洪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袍哥的经典《海底》也为其他秘密社会团体所使用。因此，这些秘密社会集团有着类似乃至共同的沟通联络方式也并不奇怪。事实上，隐语也不像一般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隐蔽。当袍哥讲黑话、摆茶碗阵、吟诗时，从他们神秘的联络方式，外人可能大体猜得出他们的身份。当一个袍哥遇见同样讲隐语的人，即使他们此前从未谋面，也会视之为同伙，信任并义不容辞地提供帮助。所以这些秘密的惯习和协定都反映了一定社会环境中特殊政治文化的发展。当一个与这个群体毫无瓜葛的普通人，在公共场所看见两个袍哥正在接头，对他来说无非是在观看一个有趣的表演而已；但对这两个同道中人，则可能是生死攸关，因而仪式是非常严肃而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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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行为把袍哥与他人区别开来，自然也会引起不相干之人的好奇。而且，他们令人疑惑的行为本身既是谋生的手段，亦为向地方权威的挑战。不过，因为袍哥对他们的身份和对《海底》之类的秘密知识是如此骄傲，有时看起来仪式的形式比联络本身更为重要，他们仿佛沉浸于自己的表演，在真实的社会戏剧中扮演着栩栩如生的角色。虽然政府在其反复颁发的政令中，要求人们报告这类所谓“形迹可疑”的行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则难以奏效，因为无论是地方官还是一般民众，只要袍哥成员不捅大娄子，或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还是乐意睁只眼闭只眼，尽量与这个地方的强大势力和平相处，只有在“上面”严令督察时，才会有具体的行动。这种各方力量的默契关系，可能也是这个组织能长期兴旺发展的公开的“秘密”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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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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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八章 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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