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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载有一千多人的船上，最终活下来的人只有257人，都是侥幸逃生，有的在海上漂流几天后被路过的军舰和轮船救起，有的游回了岸边，还有两名清军游到了附近的一座荒岛上，当了40多天的野人后才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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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余的871名清国官兵和62名船员全部葬身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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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它的悲剧是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主帅李鸿章的侥幸和前线将领方伯谦的怯弱。一艘满载千名士兵驶向前线地带的运兵船，在两个国家即将要打起来的时候，竟然故意没有军舰护航，孤零零地航行在大海，以为挂着米字旗就是护身符，而相遇的济远也对它不管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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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号沉没的同时，辎重船操江号也在秋津洲号的逼迫下束手就擒，饷银、军火连船带人一起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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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驶回牙山湾出发地的广乙，因舰体被炮弹损伤严重，在浅滩碰到礁石搁浅，林国祥只得下令放火烧掉广乙。林国祥和士兵们从朝鲜辗转回国，途中他们遭到日军扣留，在写下“永不参与清日战争”的保证书后，回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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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路狂逃的济远安全地回到了威海基地。对于方伯谦来说，他的逃跑行为并不是从遇到日本军舰开始的，而是在得知日军在汉城发动政变后开始的，他扔下仍在卸兵的第二艘运兵船，开出了牙山湾，在遇到第三艘船高升号时，不仅没有承担护卫作用，甚至连警示信息也没有发出。方伯谦似乎故意让高升成为浪速新的攻击靶子，好抓住机会逃跑。从这点来说，方伯谦不仅是一个能力上失败的将领，还是一个人品上失败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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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给李鸿章上书中，方伯谦展现了作为一个有国际眼光的谋士的功能。然而，有谋者未必有勇，好的谋士和出色的军事将领之间，不仅不能画等号，连约等号都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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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差别，来源于两个字：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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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士可以夸夸其谈，将领需要的却只是抽刀一战。在仗打起来之前，好的谋士可以满嘴跑火车，嘴上轻言生死，真正打起来却很可能跑得比谁都快，而好的将领却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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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将领可能临战而惧，却在战时无比勇猛，更有破釜沉舟、放手一搏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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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伯谦无疑是属于没有勇气的人。他在牙山湾海战中展现的不是一个勇将的素质，而是一个逃跑大师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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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火器成为人类战争的武器之后，人们常常会问：战场上还需要那种英勇吗？其实无论武器如何先进，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这一点和以往任何战争并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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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无论你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出色的战略、高明的战术，战场上到最后拼的都是勇气，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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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勇”，便已经诠释了军魂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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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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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1911） 第六章 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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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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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牙山湾海战的消息传到天津时，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李鸿章的反应是：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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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东乡平八郎击沉了英国船，英国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是会向日本动武的。李鸿章相信这一点，于是他命令清国驻伦敦公使馆密切注意英国国内的动向，必要的时候，给英国人煽点风点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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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鸿章注定要失望了。尽管英国国内民众反响强烈，上街游行，要求教训日本佬，但是，英国政府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他们清楚跟日本“合作”的利益。于是英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与冷静”，为了平息国内舆论，剑桥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在《泰晤士报》上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七绕八绕，竟从国际法的角度“证明”了东乡平八郎行动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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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人并没有放弃赔偿。六年后，当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英国向朝廷提出必须赔偿高升号，于是朝廷拿出了30万两白银进行赔偿，而日本没有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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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不会受到谴责，也不需要负责任，这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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