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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举之路还在继续。1893年，36岁的老秀才康有为在广东乡试中，终于战胜了那些年轻的相公，高中举人。从16岁成为秀才开始，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20年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做官的资格——举人文凭。康有为的故事也够精彩的，绝对可以写一篇《有为中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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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1895年），康有为来到北京会试，这次又老当益壮，运气比较好，高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候补主事（六品）。虽然没有一举中状元，也算是光耀门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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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梦想实现的时候，康有为却并不怎么兴奋，几十年的科举之路，他已经乏了、厌了，他认识到科举其实并不是自己的人生方向，自己的人生方向应该是另外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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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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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正是清日战争结束的时间，清国惨败，朝廷正准备签下《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全国的读书人都激动了，群情愤慨。康有为又想起了他的那个老行当——给皇帝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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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破落的小旅馆里，康有为又一次奋笔疾书，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上书写好了，全文一万多字，名字叫《上今上皇帝书》，主要内容仍然是呼吁朝廷改变现状，变法维新。和几年前相比，“这个国家需要变一变”已经成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很多人即使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也有这样的感觉。既然已是社会舆论，和之前上书相比，康有为的语气激愤了很多。他冒死警告光绪皇帝，如果再不改变，到时候您别说做皇帝，只怕做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可能（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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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教学、出书、上书已经让康有为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这一次，他学聪明了，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联合全国18个省的举人共同签名，然后发动这些举人在京城里到处找大官们投递，以示这是天下读书人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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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递的结果是，有些大官收了，有些大官没收。这都在康有为的预料之中，但有一件事情是他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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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媒体工作者们应该都知道，康有为发动这样的事情是很受媒体欢迎的，因为它伸张的是“民意”，而媒体就是表达民意的。于是某份报纸在报道京城举人投递上书的时候，用了一个后来我们熟悉的标题——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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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这份报纸的总编，我一定会夸奖想出这个标题的编辑：你干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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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基本上每一个朝代的皇帝都是比较礼遇读书人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尊敬读书人，而是知道读书人不好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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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读书人是喜欢发牢骚的，而读书人的牢骚又并不只是发发而已的，搞得不好，它会成为社会动乱的源头，甚至是农民起义的理论指导，对社会稳定危害极大。事实上即使不影响稳定，这种牢骚也很恐怖，因为它比唐僧念的经还要坚韧，一有机会就会在你耳边嗡嗡叫，所以自古的皇帝们都很敬畏读书人的那张嘴。为了在源头上消灭这张嘴的非正常运动，皇宫会派出一辆辆牛车驰骋于城廓乡间，专门收集读书人的意见，由于这种牛车有专门的经费供养，所以叫公车，由此产生的消费叫公车消费，后来，“公车”也能代指关心天下大事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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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公车上书”这个词语做标题，很有古香古色的味道，文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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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热炒，在康有为看来，这自然是他的功劳。文章是他写的，花了一个晚上，他不仅是作者，还是“领衔公车上书”的人，康氏成为了“公车上书”的代名词，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写回忆录的时候，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很多的历史书也强调这一点，但这种看法在历史上是存在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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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的媒体着重报道的是“公车上书”这种现象，而不是发起人康有为。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都震动了，当时除了康有为的上书，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其他举人们的上书达到了十几起，更厉害的是，还有官员参与上书，“公车上书”指的就是这个现象，而不是单指康有为版本。后来人们一说到“公车上书”认为说的就是康有为，这个说法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回忆录，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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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一种史料认为，就连康有为版本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也没有最后参与。正当他写完文章后的那一天，他听到了自己已经考中进士的消息，而带头搞这样影响社会稳定的上书很可能对将来的仕途不利，所以康有为虽然起草了文章，但最终没有在文章后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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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公车上书”强调的并不是康有为，此时的康师傅绝对是一位热血青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宣传康有为的需要，就只采用他回忆录里的说法，对历史人物需要尊重，而尊重的方法就是把真相还给他们以及读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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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过了媒体的报道，康有为这次的上书仍然没有到达光绪的案头，康师傅辛苦一夜，光绪只字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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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之后，“公车上书”甚至没有在官方引起轰动。当时官方就在酝酿变法，原因前面讲述过，清日战争的惨败对朝廷打击太大，首先做出反应的并不是读书人和民间，而是整个官场，大家都清楚，再这么烂下去，总有一天会彻底烂掉。由于官员们有了变法的“共识”，“公车上书”虽然很热，但在朝廷看来，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民间正常反应，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法是要变的，但变法不可能由这些毫无行政经验、无实权又不懂得体制运作的读书人去完成，即使政府相信他们，老百姓也不会相信他们（无权威）。可以肯定的是，“公车上书”事件虽然很特别，对康有为对整个清国都算是一件大事，但并不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造成了1898年的变法，变法是朝廷的主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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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康有为来说，“公车上书”事件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完，决心要搞搞社会活动的他已经灵敏地发现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东西——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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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利用好媒体！康有为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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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在现在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所谓信息社会，干什么都要发布一下，炒作一下，对于立志成为社会名人的人来说，结个婚，生个崽，上个床，下个床，都是需要曝光的。但在那时的清国，虽然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有了报纸，但总体来说还是稀罕之物，能够意识到“笔杆子”力量的人还不多，而康有为发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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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掏腰包，将没有传递到光绪手中的上书自费刊登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要知道，康师傅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播平台，因为他的文章是很不错的，激情四射，忧国忧民，敢直接质问皇帝。这一招果然很灵，康有为几乎一炮打响，一夜之间，他成了大家共同的“老师”、民间著名的“意见领袖”以及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连“康圣人”的名号都喊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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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炒作达人，看来非康有为莫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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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年里（1895—1898年），康有为越战越勇，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奔走于各大城市，写写文章，搞搞演讲，走走穴，不断在媒体上曝光，名头越来越响。1895年之后，朝廷对民间结社管控稍微松懈，康有为抓住大好时机，成立了一个打着学术名号的政治团体——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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