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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朝廷统治者虽然出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对利益集团也很痛恨,但又离不开他们,最后会越来越拿利益集团没有办法。每到这时候,有办法的只有一群人——拿锄头的起义者。比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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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于封建专制型政府来说,虽然统治阶级和官僚集团得到了暂时的好处,却有长期的风险。这个风险是一定会到来的,区别只是你赶上的是专制王朝的盛世,还是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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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一种类型的政府是现代型的政府,也可以叫民主政府,它规定资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大家的,如何分配资源,就要由大家来决定,取得大家的同意。而要想取得大家的同意,这肯定是一个兼顾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也是相对公平的规则,而且必定还要通过一定的机构和程序(民主制度)来实行监督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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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上去很美好,但要实现从专制王朝向现代型政府的转型,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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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两种力量能推动这种转型。一种是外部强力——革命。革命和起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的故事中讲述。而另一种是内部动力,这就是改革,也就是在封建时代常说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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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两种“可能”的方法,而不是打包票的方法,革命的结果也许可以迎来光明,也许是“所有人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变法也同样如此,这并不是因为变法的方式不可取,而是因为变法实在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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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既然官僚集团已经成了资源的掌控者,既然他们能够依靠这些掌控的资源很方便地发财,如果没有杀招(杀招不等于杀人的招儿),凭什么能让他们停止这种发财?所以变法最终都会遭到来自官僚集团的抵制。从专制王朝的历史来看,太多的变法最后只是让朝廷陷入不变就死、一变就乱的怪圈。精简机构,最后机构却越简越多;减少征税,最后税没减少,不用交税的项目却减少了。太多的新政,都会被官僚集团当作皮球踢回来,或者用太极高招化为无形,搞不好还能撕破脸面公开对抗,最后妥协的只能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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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变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点都不亚于革命啊。鲁迅先生说,改变太难了,“连搬动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更何况是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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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难,充足而扎实的准备显得相当重要,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有两种准备:认识准备和物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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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它的建立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基础——改变了的个人,也就是现代公民。也就是说,现代型的政府是建立在现代公民基础之上的。认识准备就是让大部分人成为现代公民,培育现代的公民意识。所谓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在我看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对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充分认识,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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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简单方便的切入点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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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有个人的权利,称作私权。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公民群体也有权利——民权。政府有政府的权利——公权。社会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也可以看做民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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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权利来说,第一步是形成权利捍卫意识,也就是要明白权利的正常性,生而为人,有权这是正常的,必须要捍卫。不仅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也要捍卫别人的权利,所谓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也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仅要捍卫私权和民权,也要捍卫政府的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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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步更难,那就是厘清和严守权利的正当性——权利的边界。当我们说到权利的边界的时候往往会去责难政府,因为他们伸手太长管得太多,而在管的过程中去获取额外的利益,最常见的现象是公权往往打着民权的旗号来事实上侵犯民权,这当然是需要反思和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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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现代公民,也应该反思个人权利的边界。专制王朝的统治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当私权遇到私权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把自己的私权自动扩大,不尊重他人的私权。常见的现象就是我是他老爸、老师或者老公老婆,便可以心安理得去侵犯儿子、弟子或者儿子他妈他爸的私权,以忠孝观念或者情感来绑架私权,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代传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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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私权遇到公权之时,却又往往自动回缩。好民不跟官斗,见官自动降三分,这又是一代传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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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准备是最重要的准备,在我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它无比的强大,它能推动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建立,也能够理顺人民、社会和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这三者权利的边界,甚至几乎能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所谓物质准备,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让大家都发财,去实现财务自由,而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建立现代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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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指资源分配基本公平,大家创业、发财的机会基本均等,人们不会因为他的出生地、家庭背景不同而得到的资源和机会不同。不是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而另一部分拼死累活,最后收获那么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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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民间,不是政府去主导经济行为,甚至去制造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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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市场经济,绝不是只有官富而民穷,也绝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而大部分人穷,因为少数人的富,一定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还比较贫穷的基础上,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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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为什么说物质准备是如此之重要,我们是可以拿清国的那个“好邻居”来举个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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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印象中,明治维新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政改(议会、宪法),其实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上的。事实上明治维新最成功的改革是在于经济领域,明治维新一开始也是从经济领域所做的改革,只是方式和方向与清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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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清国一样,出于抵御西方侵略者的需要,日本一开始也是从引进军工技术开始经济改革,但是,政府并不惧怕民间掌握这些所谓“高精尖”的技术,更不垄断这些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依靠整个国民的力量,将技术和资源推广到民间中小企业,通过法律扶植民间中小企业发展。甚至国家在建成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后,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民间企业家,由民间参与国产化的设计和研发,比如今天我们知道的许多著名的日本跨国企业(比如三菱),它们的前身都是日本军工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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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是:带来了民间经济的兴起和活跃,全民走向共富,因为有经济行为作为联系纽带,整个社会上的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服务,彼此需要,也相互制衡。在强大的民间经济对政治的诉求之下,1881年,睦仁发布诏书,承诺推行宪法,实行宪政,并在八年后(1889年)成功颁布宪法和推行宪政,第二年召开第一届国会,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此时距离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已经有21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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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出于统治的惯性,朝廷不仅没有“全民共富”的想法,甚至对人民根本没有信任。话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人去老百姓家收菜刀,老百姓买卖菜刀被严格控制,最后只能是几个邻居合用一把菜刀,碰上逢年过节大家就排队等着切菜。清国朝廷正是成功地继承了这个收菜刀的传统,朝廷似乎总在幻想全体国民骨子里都是暴民,第二天早晨起来满大街都是起义的队伍。于是在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后,朝廷不仅不敢把当时最新科技——军工技术下放到民间,甚至在其他民用领域(铁路、电报)等也严格垄断着技术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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