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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历英法联军之役并见识了洋人的厉害后，奕訢对洋务极其重视，他见京师同文馆经办数年未见成效，而当时又急缺洋务人才，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那就是将京师同文馆的职能由外语教学转换为语言与洋务并重，以更快培养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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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出身的奕訢对旗人子弟的素质习性素有了解，因而他的办法就是从生源中入手。在1866年底的奏折中，奕訢提出京师同文馆陆续增设天文算学馆、化学馆等新馆，学员将从正途人员中选取，范围是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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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公布后，立刻在朝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御史张盛藻上疏抗议：“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在士大夫们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天文算法、营造器械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简直是儒林奇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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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盛藻的贸然上奏遭到朝廷的驳斥，为表示对天文算学馆的重视，清廷任命了三品京堂、太仆寺卿徐继畲充任总管大臣，而之前的官员都是低级官员，馆内的教习甚至只是月俸八两的八品以下官员。鉴于朝中的保守势力暗潮涌动，奕訢连续上了两个奏折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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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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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臣等尤有说焉……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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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訢之说并非没有道理，但他在奏折中犯了一个冒进的错误，那就是把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对象进一步扩大为“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理由是这些人“学问素优”而“差使较简”，如果让他们参与学习势必事半功倍，但他的提议招来了保守势力更加激烈的反对浪潮，而这一次担当大旗的是文渊阁大学士、帝师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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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是道光朝的进士，曾历任大理寺卿、工部尚书等职，他思想保守固然不假，但他本人是真有学问，时有“理学大师”之名，颇受士林中人的景仰。《近代名人小传》中说，倭仁为人严谨简朴，最反对侈靡浪费，曾以古人咬菜根之意，创立“吃糠会”，以提倡节俭。老夫子以身作则不搞假道学，他冬天有件狐裘，皮革已破损外露，无钱购新，就用布在外面打上补丁。由此，倭仁在士人们中间的名声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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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对西学很不以为然，对那些主张洋务的官员也看不惯，譬如外国公使驻京后，朝廷的六部九卿堂官通常会到各国使馆去拜年，既是尽地主之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但倭仁从来不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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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跳出来反对天文算学馆的御史张盛藻，其实是倭仁门生，前一次上奏是否是出于倭仁的授意，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就观点而言，两人是一致的。这一次，倭仁亲自出马，他在上奏中针锋相对的提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的奏折披露后，立刻被守旧派们奉为经典，广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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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倭仁的奏折也不是没有纰漏，那就是这一句：“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訢抓住这句话，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有优秀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故意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或许是一种有意的戏弄，慈禧太后颇为默契的批准了奕訢的建议，并让倭仁随即到总理衙门任职并主管京师同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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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傻眼了，他哪里知道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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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倭仁当时的窘迫与尴尬，同为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述颇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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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二日：倭仁辞职未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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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倭仁再辞职仍不批准，他和恭亲王谈了几句，几至拂衣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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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倭仁无法辞职，只得受命而出，当时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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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倭仁上马眩晕坠落，靠坐轿才得以回家，回去后痰迷心窍，几至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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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日：翁同龢去看倭仁，见其“颜色憔悴，饮食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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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二日：倭仁请开缺，慈禧太后命“赏假一月，安心调理”，仍未批准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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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二日：倭仁再请开缺，慈禧太后这才“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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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最后在日记中说，倭仁听到这个消息，“为之额手称庆”，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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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倭仁虽然被暂时击退，但这一场风波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九十八个报名者中只录取了三十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二十人，剩下的十人，最后也只有五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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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诩国内懂洋务惟“区区一人”的郭嵩焘在冷眼旁观了本次争论后一棍子把双方全部打死，在他看来，双方“用意不同而同一懵懂，如群盲相遇于道，一无所见”，特别是奕訢派，郭嵩焘的批评更加严厉，认为其原奏立言悖谬，“无一语不足喷饭”，而其所奏章程，“阅之不胜骇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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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的理由是，奕訢的办法流露出“取媚洋人”的倾向，“以洋人所授之业为升阶狎侮士大夫，流俗之所争趋，君子之所深耻”，而章程中的“拘禁之令，出入有制，而月一加考试，移督教童蒙之政以施之翰、詹事清贵人员，贱简士大夫以辱朝廷”。更为不智的是，折中称“欲严课程，必须优给廪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这无异于以“奖叙利禄之名”诱导，为标榜“重气节而轻名利”的士人所不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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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帝师的翁同龢虽也保守，但对于这场风波的无厘头颇为不屑并讽之为“朝堂水火，专为口舌相争”。在他的日记里，翁同龢记录了这样一副嘲讽同文馆的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有好事的士大夫们挖出“同文馆”的“同文”二字，说它“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更有人指责奕訢的创议引诱儒生为鬼子门徒，所谓“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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