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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倭仁的奏折也不是没有纰漏，那就是这一句：“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訢抓住这句话，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有优秀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故意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或许是一种有意的戏弄，慈禧太后颇为默契的批准了奕訢的建议，并让倭仁随即到总理衙门任职并主管京师同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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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傻眼了，他哪里知道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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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倭仁当时的窘迫与尴尬，同为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述颇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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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二日：倭仁辞职未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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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倭仁再辞职仍不批准，他和恭亲王谈了几句，几至拂衣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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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倭仁无法辞职，只得受命而出，当时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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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倭仁上马眩晕坠落，靠坐轿才得以回家，回去后痰迷心窍，几至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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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日：翁同龢去看倭仁，见其“颜色憔悴，饮食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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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二日：倭仁请开缺，慈禧太后命“赏假一月，安心调理”，仍未批准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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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二日：倭仁再请开缺，慈禧太后这才“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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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最后在日记中说，倭仁听到这个消息，“为之额手称庆”，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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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倭仁虽然被暂时击退，但这一场风波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九十八个报名者中只录取了三十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二十人，剩下的十人，最后也只有五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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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诩国内懂洋务惟“区区一人”的郭嵩焘在冷眼旁观了本次争论后一棍子把双方全部打死，在他看来，双方“用意不同而同一懵懂，如群盲相遇于道，一无所见”，特别是奕訢派，郭嵩焘的批评更加严厉，认为其原奏立言悖谬，“无一语不足喷饭”，而其所奏章程，“阅之不胜骇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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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的理由是，奕訢的办法流露出“取媚洋人”的倾向，“以洋人所授之业为升阶狎侮士大夫，流俗之所争趋，君子之所深耻”，而章程中的“拘禁之令，出入有制，而月一加考试，移督教童蒙之政以施之翰、詹事清贵人员，贱简士大夫以辱朝廷”。更为不智的是，折中称“欲严课程，必须优给廪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这无异于以“奖叙利禄之名”诱导，为标榜“重气节而轻名利”的士人所不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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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帝师的翁同龢虽也保守，但对于这场风波的无厘头颇为不屑并讽之为“朝堂水火，专为口舌相争”。在他的日记里，翁同龢记录了这样一副嘲讽同文馆的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有好事的士大夫们挖出“同文馆”的“同文”二字，说它“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更有人指责奕訢的创议引诱儒生为鬼子门徒，所谓“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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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风波”并不是奕訢与倭仁的个人政争而是中西文化的首次交战，因参与者都是朝中重磅人物，其效应也由此扩大数倍。就学说而言，倭仁之见仍为传统的治国观点，其对列强的压迫及千年之变局的到来浑然不觉或有意视而不见，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奕訢对付倭仁的办法有耍小聪明之嫌，洋务派没有在舆论上真正把保守主义驳倒（甚至让更多的士人加入了反对阵营），由此也未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形成学习大潮。就此而论，这场争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赢家，两败俱伤之下，国势依旧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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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招不到好学员，京师同文馆对馆内学生待遇极优。京师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对当年“母校”的典故知之颇详，据其回忆，馆中的伙食好得不得了：平时吃饭，六人一桌，四大盘、六大碗；夏天另添加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虽无大海，却增加一个火锅，火锅还分什锦火锅、白肉火锅、羊肉火锅三种，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佐料等等，应有尽有，吃不够还可再添，当时的正阳楼饭馆也不过如此。更绝的是，非但学生如此，就算有熟人来，也可以留饭，随意点菜，一文钱都不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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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这样，同文馆仍旧招生不畅，据齐如山回忆，“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在汉人一方面，政府无法控制，招学生太费事，於是由八旗官学中挑选，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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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直到戊戌以后才有所改变。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浸润，士人们对西方事物也从反感到好奇，报考同文馆的人日益增多，于是改行考试入馆，而且搞实验制，学员入学半年后，非可造之材即行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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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同时期的上海广方言馆及广东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尽管地位更高，但成绩上并不出色。据曹汝霖所言，当时上海广方言馆附设于江南制造局内，每年招考年幼生徒入学各国语文，毕业后则择优送京师同文馆深造，其中的一些优秀人才如陆徵祥、胡惟德、刘式训等，都是上海广方言馆所输送。如1867年，京师同文馆招收的八旗子弟中，有20名实在是不堪造就，最后只得由总理衙门紧急征召上海广方言馆及广东同文馆的高材生前来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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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难出成绩，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但吸走了最优秀的人才，就连同文馆中的学员也难免受到影响。譬如汪凤藻，其在上海期间的英文及“西学”（如几何、微积分、格致等）已有相当基础，并曾为江南制造局下的译学馆做过翻译工作。但就像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后成为大翻译家的严复一样，汪凤藻后仍旧参加科考并先后中得举人、进士，并被点为翰林，可谓正途不误，中西兼通。严复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他先后参加过几次科考，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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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后担任过驻英国参赞、出使英意比国大臣的同文馆首届毕业生张德彝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尽管他为光绪皇帝授读过英文，但同文馆的“非正途出身”仍对他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在《宝藏集序》中，他反复叮嘱后辈：“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张德彝说的“读书”，指的是四书五经、八股制艺而不是语言、算学、格致之类的实用之学，他的这番训导，也颇为形象的折射了同文馆的尴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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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的萎靡不振，与奕訢、倭仁当年的那场争论无疑是密切有关的，但可惜的是，这场无谓的争论未能确立同文馆乃至新式教育的方向，反而错失了它的目标。京师同文馆原本应发展成为“皇家学院”并为全国的新式教育树立典范，但直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前，它的贡献与其地位、投入相比都极不相称，然而，这又是谁的过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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