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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难出成绩，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但吸走了最优秀的人才，就连同文馆中的学员也难免受到影响。譬如汪凤藻，其在上海期间的英文及“西学”（如几何、微积分、格致等）已有相当基础，并曾为江南制造局下的译学馆做过翻译工作。但就像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后成为大翻译家的严复一样，汪凤藻后仍旧参加科考并先后中得举人、进士，并被点为翰林，可谓正途不误，中西兼通。严复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他先后参加过几次科考，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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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后担任过驻英国参赞、出使英意比国大臣的同文馆首届毕业生张德彝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尽管他为光绪皇帝授读过英文，但同文馆的“非正途出身”仍对他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在《宝藏集序》中，他反复叮嘱后辈：“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张德彝说的“读书”，指的是四书五经、八股制艺而不是语言、算学、格致之类的实用之学，他的这番训导，也颇为形象的折射了同文馆的尴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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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的萎靡不振，与奕訢、倭仁当年的那场争论无疑是密切有关的，但可惜的是，这场无谓的争论未能确立同文馆乃至新式教育的方向，反而错失了它的目标。京师同文馆原本应发展成为“皇家学院”并为全国的新式教育树立典范，但直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前，它的贡献与其地位、投入相比都极不相称，然而，这又是谁的过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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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七、花甲回忆：丁韪良的在华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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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百年前一位名叫丁韪良的“洋书生”却提供了一个反例。丁韪良，原名威廉·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他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及兄弟皆为牧师。1850年，24岁的丁韪良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毕业后不久被派到中国宁波一带传教，因其熟谙汉语，后在1858年中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时承担了文件起草与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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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丁韪良感到吃惊的是，中国官员在谈判过程中对国际事务与国际法几乎一无所知，之后他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将美国学者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给中国的官员们好好补一补课。美国公使蒲安臣对此十分赞同，随后将他和翻译计划引介给了负责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奕訢听说后很有兴趣，他问丁韪良有何要求，丁说需要一名中文助手，并在翻译完成后能以官费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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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訢本以为洋人会乘机索取高额报酬，没想丁韪良没有提及一个钱字，于是他大为高兴的给丁韪良派去了四名中文助手。1863年5月，丁韪良完成了《万国公法》一书的翻译，总理衙门后按之前的承诺以官费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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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德国在中国领海捕获丹麦船而引发国际纠纷，总理衙门的官员对此很是茫然，为难之际，他们忽然想起了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于是按书中所说的先例加以交涉，最终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并使丹麦船只获释。由此，丁韪良广获赞誉并赢得了恭亲王奕訢的极大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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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学习西方律法的问题上，清廷官员们的心理也颇为矛盾：一方面，来华的洋人们潜心学习中国文化，遇到中外交涉时，他们往往援引中国典制律例相辩驳；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外国的律例条文懵懂无知，而同文馆刚刚设立，学员们通晓外文尚须时日，如果请外国人帮忙翻译的话，他们又担心为人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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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外国官员也抱有“秘而不宣”的自私想法，他们对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一事大加反对，如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士吉得就扬言：“这个家伙是谁？竟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招来无尽麻烦的。”《万国公法》一书在中国印行后，一些外国人甚至大骂丁韪良，说他将这么重要的秘密，都告诉中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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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交往之初，能承担如此翻译工作的人凤毛麟角，因当时中国的法学与西方法学大相径庭，西方的一些法律术语很难找到中文对应词，如果翻译者没有很好的汉学与法学水平，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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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丁韪良恰好是合适的人选，因他来中国后，不仅系统学习了“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著作，而且在英文发音的基础上编出了一整套音标，根据这套拼音系统，“当地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只学了几天就能够阅读，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他们学汉语，往往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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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对中国文化的钻研也赢得了士绅们的尊重，据其回忆，“当时懂得中国学问的人甚少，所以当恭亲王了解我熟知中国的作家、作品后，立即对我另眼相看，并给我起了一个‘冠西’的雅号。此后许多中国人都尊称我为‘丁冠西’。”首任留美学生监督、后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也不无赞赏的说，丁韪良“居中土久，口其语言，手其文字，又勤勉善下，与文章学问之士游，浸淫于典雅义理之趋，故深造有得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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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同文馆第二任英文教习傅兰雅辞职前往上海，丁韪良随后接替了他的职务。4年后，丁韪良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升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对其才华，赫德也极为欣赏，早在翻译《万国公法》时，他就表示大力支持，并承诺从海关关税中提取白银500两予以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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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给予丁韪良的待遇很好，据其所说，光“车马笔费”就高达1000两，而其薪水则是这个数字的5倍。尽管如此，丁韪良在上任数月后却出人意料的提出辞呈，这让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大为惊讶。任职于总理衙门的两位官员，户部尚书董洵及曾任总督的刑部尚书谭延骧派人把丁韪良请去，询问他辞职是否是因薪水太低或者有人冒犯了他？丁韪良坦言，与他付出的时间相比，薪水决不算低，而且所有人都很宽容友好；但是，“照管十个只学英文的男孩子，对我来说是太没有出息了，我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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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的前任傅兰雅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向那些本已无缝的小脑袋瓜里死命地填充知识，实在是苦差一桩。而丁韪良辞职的另一个原因是，同文馆在扩展上遇到了问题，他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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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丁韪良的想法后，总理衙门的官员笑了，他们说，“如果你因这个而辞职的话，那你就想错了。你不会永远只教十个孩子。而且，你要想想这些孩子今后的前程，他们或许有一天会替代我们的职位。还有，皇帝也许也会学习外语，谁知道哪一天你的学生会被召去教皇帝学英语呢？”听了官员们描绘的“美好前景”后，丁韪良犹豫了，而他之前找好的替手不愿意脱离传播福音书的工作，于是他只好继续留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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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的失望，其实主要来自当时官员们对新事物的漠然，譬如在设置电报课程的问题上。为把电报这个“奇妙的发明”介绍到中国来，丁韪良曾在费城学习了整个课程并自费购买了两套电报设施带到中国，但他请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前来观看实验时，对方却都冷冷的看着，既不了解，也毫无兴趣，其中有一位翰林甚至不屑一顾的说，“虽然中国四千年来都没有电报，但仍然是泱泱大国”。令丁韪良感到哭笑不得的是，那几个人对他拿来的一些新颖玩具譬如带磁性的鱼和鹅却极有兴趣，并被逗得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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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叹息说：“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却仍然是孩子！”为证明电报是有用的，丁韪良之后又要求到总理衙门亲自为官员们展示，但结果还是一样，那些官员们看到火花从一根铜线跳到另一根铜线、报锤滴滴答答的响起来时，他们一个个狂笑不已。很显然，他们依旧把这个所谓的“新玩意”看成是玩具。唯独让丁韪良感到欣慰的是，户部尚书董恂和大学士文祥对此极有兴趣，前者甚至学会了如何收发电报。但其他人对此仍熟视无睹，电报机在总理衙门整整放了一年后，最后被当成了“无用的古董”而送回了同文馆的陈列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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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韪良看来，同文馆同样问题多多，当时馆中洋教习很少科班出身，多数为半路出家的谋职者。在《同文馆记》中，丁韪良记述了一个名叫方根拔的德国教习，此人思维敏捷但性格怪癖，而且一向自高自大，他在同文馆中担任天文学教授时，曾放出话说要推翻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但很不幸的是，有一次他去北京西山度假时，路上遇上暴雨，结果车上的书籍、笔记等都散落在雨水的泥泞当中。丁韪良对其遭遇表示安慰时，方根拔痛心疾首的说：“唉，这可恨的雨水啊！我二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牛顿的统治又可以苟延好几个世纪了。”不过，这位一向以“科学界要人”自居的方根拔的水平到底如何呢？俄国天文台的费利敕教授曾对丁韪良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也许是语文学家，但绝不是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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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的学生们也让丁韪良感到头疼，当然，这是指学生们的素质而不是指馆内的教学秩序。据丁韪良说，在他的任职期间，学生们总是十分的温顺，从来没有发生过学潮。但由于整个社会对新学的普遍轻视，同文馆很难招到优秀的学生，一些学生的年纪明显偏大，不堪造就。有一次，丁韪良看到一个学生带着一个孩子在街上走，于是顺口问道：“这是令郎吗？”对方微笑着答道：“是我小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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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文馆的学生在待遇上堪称优厚（学员学制8年，奖学金最高可拿到1000元），但科举社会下，他们仍遭到士林的歧视并被视为“假洋鬼子”，一些学生甚至“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由于新学基础和本身素质过于薄弱，很多学生都未能完成学业而中途被淘汰，能够顺利毕业的学生则主要进入外交界或电报局之类与洋务相关的行业，其中也有少数做了知县或进入武备学堂。如当年的预测，同文馆的毕业生张德彝、沈铎后真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这对丁韪良来说是一个无上的荣耀，他在回忆录中不厌其烦的描述了给皇帝上课的情景——尽管他不曾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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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丁韪良还在北京创办了崇实中学（即现在的北京二十一中），并在1865-1885年担任校长。1894年，丁韪良结束了长达25年的同文馆总教习职任，不久后返回美国度假。不幸的是，中国在此期间遭遇战争惨败，当丁韪良于1897年再次返回时，国内已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浪潮。1898年，清廷在同文馆的基础上成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也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丁韪良被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并授二品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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