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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叹息说：“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却仍然是孩子！”为证明电报是有用的，丁韪良之后又要求到总理衙门亲自为官员们展示，但结果还是一样，那些官员们看到火花从一根铜线跳到另一根铜线、报锤滴滴答答的响起来时，他们一个个狂笑不已。很显然，他们依旧把这个所谓的“新玩意”看成是玩具。唯独让丁韪良感到欣慰的是，户部尚书董恂和大学士文祥对此极有兴趣，前者甚至学会了如何收发电报。但其他人对此仍熟视无睹，电报机在总理衙门整整放了一年后，最后被当成了“无用的古董”而送回了同文馆的陈列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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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韪良看来，同文馆同样问题多多，当时馆中洋教习很少科班出身，多数为半路出家的谋职者。在《同文馆记》中，丁韪良记述了一个名叫方根拔的德国教习，此人思维敏捷但性格怪癖，而且一向自高自大，他在同文馆中担任天文学教授时，曾放出话说要推翻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但很不幸的是，有一次他去北京西山度假时，路上遇上暴雨，结果车上的书籍、笔记等都散落在雨水的泥泞当中。丁韪良对其遭遇表示安慰时，方根拔痛心疾首的说：“唉，这可恨的雨水啊！我二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牛顿的统治又可以苟延好几个世纪了。”不过，这位一向以“科学界要人”自居的方根拔的水平到底如何呢？俄国天文台的费利敕教授曾对丁韪良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也许是语文学家，但绝不是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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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的学生们也让丁韪良感到头疼，当然，这是指学生们的素质而不是指馆内的教学秩序。据丁韪良说，在他的任职期间，学生们总是十分的温顺，从来没有发生过学潮。但由于整个社会对新学的普遍轻视，同文馆很难招到优秀的学生，一些学生的年纪明显偏大，不堪造就。有一次，丁韪良看到一个学生带着一个孩子在街上走，于是顺口问道：“这是令郎吗？”对方微笑着答道：“是我小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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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文馆的学生在待遇上堪称优厚（学员学制8年，奖学金最高可拿到1000元），但科举社会下，他们仍遭到士林的歧视并被视为“假洋鬼子”，一些学生甚至“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由于新学基础和本身素质过于薄弱，很多学生都未能完成学业而中途被淘汰，能够顺利毕业的学生则主要进入外交界或电报局之类与洋务相关的行业，其中也有少数做了知县或进入武备学堂。如当年的预测，同文馆的毕业生张德彝、沈铎后真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这对丁韪良来说是一个无上的荣耀，他在回忆录中不厌其烦的描述了给皇帝上课的情景——尽管他不曾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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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丁韪良还在北京创办了崇实中学（即现在的北京二十一中），并在1865-1885年担任校长。1894年，丁韪良结束了长达25年的同文馆总教习职任，不久后返回美国度假。不幸的是，中国在此期间遭遇战争惨败，当丁韪良于1897年再次返回时，国内已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浪潮。1898年，清廷在同文馆的基础上成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也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丁韪良被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并授二品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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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际，身为传教士的丁韪良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尽管此举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对上帝的“背叛”，但在文化意义上，丁韪良之举不失为中西方文明交融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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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中，作为“戊戌变法”中的唯一幸存，京师大学堂在义和团及八国联军的双重摧残下毁于一旦，房屋、书籍、仪器荡然无存，而作为总教习的丁韪良也在之后的历史记述中蒙受污名。事情的起因是丁韪良在《北京被围目击记》中的一些记载被不当引述，以至于这样的观点一时成为主流：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传教士也同样地参与了抢劫并陪同侵略军搜索义和团乃至勒索赔款，而丁韪良即为其中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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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真相是否如此呢？丁韪良主要作品的翻译者、学者沈弘对此作出了否定性回答，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之前的研究者对丁韪良文章的断章取义，由此造成了不应有的误读和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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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丁韪良的记载，慈禧太后逃走后的北京陷入了混乱，“有一大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他们的衣柜塞满了之前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问题的关键在于，接下来的抢劫活动是八国联军干的，而所谓丁韪良的“抢劫”，则是因“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运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就是我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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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义和团研究中津津乐道的传教士“抢皮货”问题，来源同样是丁韪良的记载：“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不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另一个雷思德牧师……买了四大箱皮货拟拿到纽约去转售，为的是要帮助受难的教徒……我很荣幸在他们蒙受的责难中我也有份，我承认自己与他们一样有罪，虽然我侵吞为我个人使用的唯一物品是一条羊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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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传教士参与了皮货的发现与拍卖事宜，其动机是为解救中国教民的生命，这听起来似乎是合乎人道主义的，至于丁韪良拿了一条“羊毛毯”，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似乎也无可指责，因丁韪良当时已74岁，他在京师大学堂中的宅邸早已被摧毁，作为难民的他，在入秋后需要一条羊毛毯御寒似乎也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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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场时，一场意外的纠纷却让他的计划戛然而止。原来，原京师大学堂的一些洋教习要求清廷补发之前的工资，纠纷之下，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随后以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所有洋教习——丁韪良躺着也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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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之后，丁韪良仍留在中国从事教育和传教活动，直至1916年12月病逝（后与妻子同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丁韪良去世时89岁高龄，其中在中国的时间超过一个甲子（1850年——1916年，中间有4年多时间不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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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的一生著述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他总共出版中文著译42部、英文著述8部，并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至少发表了153篇文章。其最重要的三部作品，一部是1896年出版的《花甲忆记》（The Cycle of Cathay），一部是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另一部是1907年出版的《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三部作品实为一个系列，其中第一部对1850年至1896年在华所经历事件的一个回顾；第二部是对中国及其文化的观察集；第三部则是前两部书的后续，补充描述了1902至1907年间的经历与观察，其中对清末新政做了重点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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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末新政和改革，丁韪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切的期盼，他在《中国觉醒》一书中满怀信心的宣称，“中国是一个具有无穷精力之民族的故乡，它如今之伟大和未来之繁荣都足以令人仰慕不已……用蒸汽和电力将这个庞大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凝聚在一起时，我们很难想象它未来将会变得多么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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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八、李提摩太：从肉体救赎到精神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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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11月，一位名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年轻传教士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3个月后，他抵达上海，并在中国一呆就是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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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出生于英国威尔斯省卡马郡，家中兄弟姐妹九个，他排行老末。20岁那年，李提摩太开始学习神学，后加入伦敦浸礼会并被派往中国山东一带传教。由于中西方文化及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像李提摩太这样的外国传教士并不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譬如他外出散步时，总会有一大群的孩子甚至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他们甚至会收获一些石头和土块；到晚上，还有人趁着夜色在住所的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不过，李提摩太得以相安无事的秘诀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求助于政府官员的帮助，这总算是保持了相对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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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的接近中国人，李提摩太的前辈、麦考文牧师曾仿造当地样式做了一件皮袄——里边是长袍，外罩一件马褂——当他穿着自己的新衣服出现在街道上时，见者无不捧腹大笑：“这洋鬼子的老婆多蠢哪！”“她不知道怎样做一件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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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麦考文的教训，李提摩太决定把自己弄得更像样一些，他换上了当地人的服饰，还剃去前额的头发并安上了一条人工的辫子。李提摩太的这一次亮相更加轰动，一个卖点心的小男孩乍看到他的这幅装扮，顿时吓得跳了起来，满盘子的点心都撒落一地。李提摩太走到街上时，这个消息似乎已传遍了整个大街，每一户人家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跑出来要亲眼目睹这一难得一见的景观。在众人的注目礼和惊呼声中，李提摩太听到背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啊！他现在看起来像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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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认为这样的话，前来拜访他的上层社会人士或许会多一些。后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当天下午，李提摩太就被邀请到一户人家去喝茶。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没有人邀请他，原因是他穿着外国人服装的样子太古怪，当他坐在屋子里时，“各种各样看热闹的就会凑到纸糊的窗子前，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用指头尖沾着唾沫把窗纸戳一个洞，在上面凑上一只眼睛”，这样一来，主人每邀请他一次，家里的窗纸就得修补一次，而外国人穿上中国服装后，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反而不值一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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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发现，要获得中国人的好感，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人治病。1875年，山东青州有很多人患上热病，李提摩太便源源不断将奎宁丸免费发放给病人，而止痛药是最受欢迎的。当时有个人的妻子感染了霍乱，家人以为她不行了，李提摩太给她滴了几滴掺在糖水里的樟脑油，不一会，病人就转过脸来，说自己感到好多了。李提摩太不无得意的说，“对周围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个奇迹……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传说尽管很难找到我并从我手里得到药，可一旦找到了我就能像上帝一样手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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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份特殊，当时的传教士无论做什么都会被人怀疑。1876年，李提摩太一行人前往山西赈灾，但拜访巡抚曾国荃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下属说，巡抚因他的出现非常生气。在之前的两年中，李提摩太因在山东赈灾已小有名气，山西官方为何会如此不友好呢？李提摩太感到困惑不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2000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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