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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山东赈灾的经验给了李提摩太很大的帮助,当时他采取的办法是: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做一个不易被涂掉的标记。有些人利用充足的时间跑到巷子的另一端重新排队,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已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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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放赈时,李提摩太对灾民们说,“你们安静地坐着不要动,每个人都会获得一份口粮。”他的自信和井井有条赢得了灾民们的信任,他们就这样安静地等着,这让对面官府里的那些人大为惊异,因他们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场景,没有兵,也没有枪,这些随时可能变成暴民的饥民们是如此的顺服听话和安静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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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总有好报。李提摩太有一次在山东遇到土匪抢劫,曾受过他救济的村民们听说后,“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扛着草叉,有的带着更危险的武器,还有人骑在骡子上,提着灯笼”前来营救他;村民们看到他安然无恙,之后坚持让他骑上骡子,队伍原路返回,“途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前来接我的人,他们同样调转头,参加了我的护卫队。这样,当我们到达姚沟时,便形成了一支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的巨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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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0月,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李提摩太对此不无感慨的说,“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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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历与赈灾的过程中,李提摩太发现中国官员对交通和通讯漠然视之(一方面也是财政因素的制约),就算在天津这样新近崛起的大城市,“道路之狭,不能容许两辆马车交错而过,这经常在马车夫之间引发严重争吵,争执谁该把车子退回到街头。”在广阔的华北平原,每到六七八月份,“当雨季来临时,路上洪水四溢,水与尘土混合,形成无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三个月里,一般来说生意也都停下来了,其间所有的资金都被锁在柜子里产生不了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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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灾荒时,交通落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救援粮食从天津转运而来,但尚距山西荒区二千多里,因山多路远、驮运费重,加上经手人难免中饱克扣,救援的成本很高。为此,李提摩太多加用心,他经常在空闲时观测山路的高下并画为图形,作为日后筑路做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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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山西时,李提摩太给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修建一条铁路,改变山西闭塞的局面,以便于赈济灾民;二是开关放行,让山西饥民能四出就食;三是就地募捐,以解倒悬燃眉之苦急。可惜的是,山西地方官员讨论后认为:“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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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席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李直截了当的批评他们:“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李提摩太由此意识到,从肉体上救赎一个人意义并不大,更重要的改变他的精神和心灵,而要做的这点,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并用现代科学知识去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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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李提摩太花了1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在1881年到1884年的四年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并邀请当地官员与士绅前来参与。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并受曾纪泽(曾国藩之子)之托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此后,李提摩太更加深入地介入了中国上层人物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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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7月,李提摩太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后他利用这一舆论平台发表了众多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次年10月,李提摩太赴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的督办。同文学会是由西方在华人士组织的团体(包括传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员及洋商等,也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人数在两百人上下,主要目的是宣传西学和联谊之用。李提摩太上任后,将之改名为“广学会”,并主张“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强调,今后“广学会”的争取对象应以中国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并对中国问题展开具体的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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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涌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数不胜数,李提摩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能被赢得极高的声誉,这与他在“广学会”长达25年(1891—1916)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广学会”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余种报刊、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它也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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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事实上,当时的维新派人士几乎都是从“广学系”下的出版物获得启蒙,康梁师徒即为《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自居为“维新派的老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几乎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这指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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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一度还影响了光绪皇帝,譬如他编著的《七国新学备要》就摆上了皇帝的书案。1898年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曾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但在变法中,李提摩太却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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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学者雷家圣在《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中的说法,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变法期间访问中国,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让光绪皇帝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清廷聘请洋顾问是李提摩太一贯的主张),这引起保守派官员的极大警惕。之后,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由此,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突然返回宫中,并部分解除了光绪皇帝的大权(这是政变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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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还有一个更加雷人的提议,那就是“中美英日合邦论”。变法期间,维新派官员杨深秀在康有为的授意下上奏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维新派官员宋伯鲁也在奏折中以李提摩太的名义转述了“合邦论”,并极力提倡聘请外国重臣。很显然,这些言论在当时更多的是“添乱”而不是其他,李提摩太的想法也确实有哗众取宠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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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时,在山西巡抚毓贤的戕害下,山西传教士与教民受祸最深,后其省承担的赔款也极重。《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提摩太向各方提议,从山西教案赔款中提取50万两白银用于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这就是后的山西大学。岑春煊任山西巡抚时,李提摩太被聘请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为表彰其贡献,清廷还曾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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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前,李提摩太就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李的回答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争辩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问他何时能见成效,李提摩太说:“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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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曾说,中华民族的改变就意味着世界的改变,而教育是拯救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和出路。在他看来,庚子年中之所以会出现义和团的排外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教育的缺失,如果教育普及的话,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本不应该发生。李提摩太认为,与其使用暴力与罚金,不如用教育来改变愚昧和无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山西大学堂成为辛亥革命前中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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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年事已高的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回国,后于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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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九、坚硬的膝盖:百年荣辱,不欠一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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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0月,同治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场面极其隆重,在京的各国使节都以为会受邀观礼,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主管清廷外务的总理衙门非但没有给他们送来请柬,反而派出官员吞吞吐吐的“友情告知”,请他们通知其所在国的侨民们在皇帝大婚之日最好不要外出——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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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2月,同治皇帝宣布亲政,但仍无召见各国公使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按说,皇帝大婚与亲政是热热闹闹的大场面,各国使节受邀观礼也是当时的国际外交惯例,清廷为何避之唯恐不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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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得从乾隆年间说起。1793年6月(当年正值得乾隆八十大寿),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到中国,清廷官员在接待时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问题:英国人居然不肯向皇帝下跪!乾隆听后也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的前来祝寿,最后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英国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单腿下跪是对中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乾隆眼中,这只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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