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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山东赈灾的经验给了李提摩太很大的帮助，当时他采取的办法是：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做一个不易被涂掉的标记。有些人利用充足的时间跑到巷子的另一端重新排队，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已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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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放赈时，李提摩太对灾民们说，“你们安静地坐着不要动，每个人都会获得一份口粮。”他的自信和井井有条赢得了灾民们的信任，他们就这样安静地等着，这让对面官府里的那些人大为惊异，因他们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场景，没有兵，也没有枪，这些随时可能变成暴民的饥民们是如此的顺服听话和安静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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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总有好报。李提摩太有一次在山东遇到土匪抢劫，曾受过他救济的村民们听说后，“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扛着草叉，有的带着更危险的武器，还有人骑在骡子上，提着灯笼”前来营救他；村民们看到他安然无恙，之后坚持让他骑上骡子，队伍原路返回，“途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前来接我的人，他们同样调转头，参加了我的护卫队。这样，当我们到达姚沟时，便形成了一支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的巨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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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0月，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李提摩太对此不无感慨的说，“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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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历与赈灾的过程中，李提摩太发现中国官员对交通和通讯漠然视之（一方面也是财政因素的制约），就算在天津这样新近崛起的大城市，“道路之狭，不能容许两辆马车交错而过，这经常在马车夫之间引发严重争吵，争执谁该把车子退回到街头。”在广阔的华北平原，每到六七八月份，“当雨季来临时，路上洪水四溢，水与尘土混合，形成无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三个月里，一般来说生意也都停下来了，其间所有的资金都被锁在柜子里产生不了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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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灾荒时，交通落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救援粮食从天津转运而来，但尚距山西荒区二千多里，因山多路远、驮运费重，加上经手人难免中饱克扣，救援的成本很高。为此，李提摩太多加用心，他经常在空闲时观测山路的高下并画为图形，作为日后筑路做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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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山西时，李提摩太给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修建一条铁路，改变山西闭塞的局面，以便于赈济灾民；二是开关放行，让山西饥民能四出就食；三是就地募捐，以解倒悬燃眉之苦急。可惜的是，山西地方官员讨论后认为：“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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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席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李直截了当的批评他们：“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李提摩太由此意识到，从肉体上救赎一个人意义并不大，更重要的改变他的精神和心灵，而要做的这点，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并用现代科学知识去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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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李提摩太花了1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在1881年到1884年的四年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并邀请当地官员与士绅前来参与。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并受曾纪泽（曾国藩之子）之托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此后，李提摩太更加深入地介入了中国上层人物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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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7月，李提摩太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后他利用这一舆论平台发表了众多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次年10月，李提摩太赴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的督办。同文学会是由西方在华人士组织的团体（包括传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员及洋商等，也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人数在两百人上下，主要目的是宣传西学和联谊之用。李提摩太上任后，将之改名为“广学会”，并主张“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强调，今后“广学会”的争取对象应以中国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并对中国问题展开具体的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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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涌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数不胜数，李提摩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能被赢得极高的声誉，这与他在“广学会”长达25年（1891—1916）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广学会”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余种报刊、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它也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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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事实上，当时的维新派人士几乎都是从“广学系”下的出版物获得启蒙，康梁师徒即为《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自居为“维新派的老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几乎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这指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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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一度还影响了光绪皇帝，譬如他编著的《七国新学备要》就摆上了皇帝的书案。1898年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曾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但在变法中，李提摩太却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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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学者雷家圣在《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中的说法，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变法期间访问中国，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让光绪皇帝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清廷聘请洋顾问是李提摩太一贯的主张），这引起保守派官员的极大警惕。之后，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由此，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突然返回宫中，并部分解除了光绪皇帝的大权（这是政变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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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还有一个更加雷人的提议，那就是“中美英日合邦论”。变法期间，维新派官员杨深秀在康有为的授意下上奏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维新派官员宋伯鲁也在奏折中以李提摩太的名义转述了“合邦论”，并极力提倡聘请外国重臣。很显然，这些言论在当时更多的是“添乱”而不是其他，李提摩太的想法也确实有哗众取宠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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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时，在山西巡抚毓贤的戕害下，山西传教士与教民受祸最深，后其省承担的赔款也极重。《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提摩太向各方提议，从山西教案赔款中提取50万两白银用于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这就是后的山西大学。岑春煊任山西巡抚时，李提摩太被聘请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为表彰其贡献，清廷还曾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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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前，李提摩太就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李的回答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争辩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问他何时能见成效，李提摩太说：“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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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曾说，中华民族的改变就意味着世界的改变，而教育是拯救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和出路。在他看来，庚子年中之所以会出现义和团的排外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教育的缺失，如果教育普及的话，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本不应该发生。李提摩太认为，与其使用暴力与罚金，不如用教育来改变愚昧和无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山西大学堂成为辛亥革命前中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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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年事已高的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回国，后于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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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九、坚硬的膝盖：百年荣辱，不欠一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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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0月，同治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场面极其隆重，在京的各国使节都以为会受邀观礼，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主管清廷外务的总理衙门非但没有给他们送来请柬，反而派出官员吞吞吐吐的“友情告知”，请他们通知其所在国的侨民们在皇帝大婚之日最好不要外出——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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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2月，同治皇帝宣布亲政，但仍无召见各国公使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按说，皇帝大婚与亲政是热热闹闹的大场面，各国使节受邀观礼也是当时的国际外交惯例，清廷为何避之唯恐不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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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得从乾隆年间说起。1793年6月（当年正值得乾隆八十大寿），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到中国，清廷官员在接待时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问题：英国人居然不肯向皇帝下跪！乾隆听后也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的前来祝寿，最后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英国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单腿下跪是对中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乾隆眼中，这只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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