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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灾荒时，交通落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救援粮食从天津转运而来，但尚距山西荒区二千多里，因山多路远、驮运费重，加上经手人难免中饱克扣，救援的成本很高。为此，李提摩太多加用心，他经常在空闲时观测山路的高下并画为图形，作为日后筑路做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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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山西时，李提摩太给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修建一条铁路，改变山西闭塞的局面，以便于赈济灾民；二是开关放行，让山西饥民能四出就食；三是就地募捐，以解倒悬燃眉之苦急。可惜的是，山西地方官员讨论后认为：“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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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席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李直截了当的批评他们：“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李提摩太由此意识到，从肉体上救赎一个人意义并不大，更重要的改变他的精神和心灵，而要做的这点，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并用现代科学知识去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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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李提摩太花了1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在1881年到1884年的四年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并邀请当地官员与士绅前来参与。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并受曾纪泽（曾国藩之子）之托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此后，李提摩太更加深入地介入了中国上层人物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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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7月，李提摩太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后他利用这一舆论平台发表了众多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次年10月，李提摩太赴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的督办。同文学会是由西方在华人士组织的团体（包括传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员及洋商等，也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人数在两百人上下，主要目的是宣传西学和联谊之用。李提摩太上任后，将之改名为“广学会”，并主张“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强调，今后“广学会”的争取对象应以中国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并对中国问题展开具体的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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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涌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数不胜数，李提摩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能被赢得极高的声誉，这与他在“广学会”长达25年（1891—1916）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广学会”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余种报刊、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它也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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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事实上，当时的维新派人士几乎都是从“广学系”下的出版物获得启蒙，康梁师徒即为《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自居为“维新派的老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几乎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这指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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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一度还影响了光绪皇帝，譬如他编著的《七国新学备要》就摆上了皇帝的书案。1898年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曾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但在变法中，李提摩太却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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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学者雷家圣在《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中的说法，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变法期间访问中国，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让光绪皇帝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清廷聘请洋顾问是李提摩太一贯的主张），这引起保守派官员的极大警惕。之后，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由此，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突然返回宫中，并部分解除了光绪皇帝的大权（这是政变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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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还有一个更加雷人的提议，那就是“中美英日合邦论”。变法期间，维新派官员杨深秀在康有为的授意下上奏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维新派官员宋伯鲁也在奏折中以李提摩太的名义转述了“合邦论”，并极力提倡聘请外国重臣。很显然，这些言论在当时更多的是“添乱”而不是其他，李提摩太的想法也确实有哗众取宠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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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时，在山西巡抚毓贤的戕害下，山西传教士与教民受祸最深，后其省承担的赔款也极重。《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提摩太向各方提议，从山西教案赔款中提取50万两白银用于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这就是后的山西大学。岑春煊任山西巡抚时，李提摩太被聘请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为表彰其贡献，清廷还曾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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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前，李提摩太就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李的回答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争辩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问他何时能见成效，李提摩太说：“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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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曾说，中华民族的改变就意味着世界的改变，而教育是拯救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和出路。在他看来，庚子年中之所以会出现义和团的排外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教育的缺失，如果教育普及的话，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本不应该发生。李提摩太认为，与其使用暴力与罚金，不如用教育来改变愚昧和无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山西大学堂成为辛亥革命前中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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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年事已高的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回国，后于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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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九、坚硬的膝盖：百年荣辱，不欠一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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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0月，同治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场面极其隆重，在京的各国使节都以为会受邀观礼，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主管清廷外务的总理衙门非但没有给他们送来请柬，反而派出官员吞吞吐吐的“友情告知”，请他们通知其所在国的侨民们在皇帝大婚之日最好不要外出——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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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2月，同治皇帝宣布亲政，但仍无召见各国公使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按说，皇帝大婚与亲政是热热闹闹的大场面，各国使节受邀观礼也是当时的国际外交惯例，清廷为何避之唯恐不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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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得从乾隆年间说起。1793年6月（当年正值得乾隆八十大寿），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到中国，清廷官员在接待时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问题：英国人居然不肯向皇帝下跪！乾隆听后也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的前来祝寿，最后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英国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单腿下跪是对中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乾隆眼中，这只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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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乾隆对马戛尔尼的觐见方式非常生气：“英吉利国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随后特别批示：“英吉利国使臣不谙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由此，马戛尔尼的此次出访遭到了彻底的失败。25年后，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同样因拒行三跪九叩礼而被“即日遣回”。两次风波后，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便成了中外交涉的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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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没有椅子，人们通常席地而坐，跪拜礼原起源于古代“正坐”的鞠躬礼，其本身并无人格侮辱的含义，但随着专制皇权的日渐加强，跪拜礼开始变味并成为体现上下尊卑的等级强化剂。按照天朝的世界观，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不独在地理上位于地球中央，文字、道德、礼仪、制度，无一不优于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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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臣民和外国使节觐见清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这一礼节不仅象征着清朝皇帝专制统治和尊严，其中也反映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在乾隆的眼中，中国与海外诸国为宗主国与朝贡国的关系，英国也不例外，英使既以“贡使”的身份“觐见”，当然应该“三跪九叩首”的“行礼如仪”。可惜的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英国并不认为是“外藩”下国，而是认为与中国地位平等，既然“中英平等”，当然没有以“贡使”的身份行“三跪九叩首”之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根本谈不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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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国势正盛，还算是有本钱摆架子，但到了道光、咸丰朝后，中国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迭遭败绩，但列强的坚船利炮仍难以撼动天朝“体制”的硬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从天津攻至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亲递国书一条表示万难允准，因亲递国书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否则只能交钦差大臣呈进，此系国体问题，万不可让步，如洋人“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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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果是英法联军攻破了北京城，咸丰仓皇逃往热河。事至于此，咸丰仍对“夷酋面见朕弟”（即留京收拾残局的恭亲王奕訢）一事耿耿于怀，即便英法联军已撤出北京，咸丰仍心存疑虑，他最担心的是洋人以“坚持入觐”为要挟，最终不得不在殿堂之下面见“夷人”，为此，他宁可病死热河也不肯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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