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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灾荒时,交通落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救援粮食从天津转运而来,但尚距山西荒区二千多里,因山多路远、驮运费重,加上经手人难免中饱克扣,救援的成本很高。为此,李提摩太多加用心,他经常在空闲时观测山路的高下并画为图形,作为日后筑路做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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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山西时,李提摩太给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修建一条铁路,改变山西闭塞的局面,以便于赈济灾民;二是开关放行,让山西饥民能四出就食;三是就地募捐,以解倒悬燃眉之苦急。可惜的是,山西地方官员讨论后认为:“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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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席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李直截了当的批评他们:“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李提摩太由此意识到,从肉体上救赎一个人意义并不大,更重要的改变他的精神和心灵,而要做的这点,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并用现代科学知识去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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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李提摩太花了1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在1881年到1884年的四年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并邀请当地官员与士绅前来参与。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并受曾纪泽(曾国藩之子)之托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此后,李提摩太更加深入地介入了中国上层人物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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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7月,李提摩太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后他利用这一舆论平台发表了众多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次年10月,李提摩太赴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的督办。同文学会是由西方在华人士组织的团体(包括传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员及洋商等,也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人数在两百人上下,主要目的是宣传西学和联谊之用。李提摩太上任后,将之改名为“广学会”,并主张“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强调,今后“广学会”的争取对象应以中国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并对中国问题展开具体的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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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涌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数不胜数,李提摩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能被赢得极高的声誉,这与他在“广学会”长达25年(1891—1916)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广学会”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余种报刊、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它也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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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事实上,当时的维新派人士几乎都是从“广学系”下的出版物获得启蒙,康梁师徒即为《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自居为“维新派的老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几乎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这指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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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一度还影响了光绪皇帝,譬如他编著的《七国新学备要》就摆上了皇帝的书案。1898年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曾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但在变法中,李提摩太却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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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学者雷家圣在《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中的说法,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变法期间访问中国,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让光绪皇帝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清廷聘请洋顾问是李提摩太一贯的主张),这引起保守派官员的极大警惕。之后,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由此,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突然返回宫中,并部分解除了光绪皇帝的大权(这是政变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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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还有一个更加雷人的提议,那就是“中美英日合邦论”。变法期间,维新派官员杨深秀在康有为的授意下上奏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维新派官员宋伯鲁也在奏折中以李提摩太的名义转述了“合邦论”,并极力提倡聘请外国重臣。很显然,这些言论在当时更多的是“添乱”而不是其他,李提摩太的想法也确实有哗众取宠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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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时,在山西巡抚毓贤的戕害下,山西传教士与教民受祸最深,后其省承担的赔款也极重。《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提摩太向各方提议,从山西教案赔款中提取50万两白银用于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这就是后的山西大学。岑春煊任山西巡抚时,李提摩太被聘请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为表彰其贡献,清廷还曾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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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前,李提摩太就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李的回答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争辩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问他何时能见成效,李提摩太说:“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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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曾说,中华民族的改变就意味着世界的改变,而教育是拯救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和出路。在他看来,庚子年中之所以会出现义和团的排外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教育的缺失,如果教育普及的话,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本不应该发生。李提摩太认为,与其使用暴力与罚金,不如用教育来改变愚昧和无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山西大学堂成为辛亥革命前中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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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年事已高的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回国,后于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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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九、坚硬的膝盖:百年荣辱,不欠一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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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0月,同治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场面极其隆重,在京的各国使节都以为会受邀观礼,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主管清廷外务的总理衙门非但没有给他们送来请柬,反而派出官员吞吞吐吐的“友情告知”,请他们通知其所在国的侨民们在皇帝大婚之日最好不要外出——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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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2月,同治皇帝宣布亲政,但仍无召见各国公使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按说,皇帝大婚与亲政是热热闹闹的大场面,各国使节受邀观礼也是当时的国际外交惯例,清廷为何避之唯恐不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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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得从乾隆年间说起。1793年6月(当年正值得乾隆八十大寿),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到中国,清廷官员在接待时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问题:英国人居然不肯向皇帝下跪!乾隆听后也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的前来祝寿,最后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英国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单腿下跪是对中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乾隆眼中,这只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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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乾隆对马戛尔尼的觐见方式非常生气:“英吉利国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随后特别批示:“英吉利国使臣不谙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由此,马戛尔尼的此次出访遭到了彻底的失败。25年后,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同样因拒行三跪九叩礼而被“即日遣回”。两次风波后,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便成了中外交涉的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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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没有椅子,人们通常席地而坐,跪拜礼原起源于古代“正坐”的鞠躬礼,其本身并无人格侮辱的含义,但随着专制皇权的日渐加强,跪拜礼开始变味并成为体现上下尊卑的等级强化剂。按照天朝的世界观,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不独在地理上位于地球中央,文字、道德、礼仪、制度,无一不优于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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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臣民和外国使节觐见清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这一礼节不仅象征着清朝皇帝专制统治和尊严,其中也反映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在乾隆的眼中,中国与海外诸国为宗主国与朝贡国的关系,英国也不例外,英使既以“贡使”的身份“觐见”,当然应该“三跪九叩首”的“行礼如仪”。可惜的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英国并不认为是“外藩”下国,而是认为与中国地位平等,既然“中英平等”,当然没有以“贡使”的身份行“三跪九叩首”之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根本谈不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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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国势正盛,还算是有本钱摆架子,但到了道光、咸丰朝后,中国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迭遭败绩,但列强的坚船利炮仍难以撼动天朝“体制”的硬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从天津攻至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亲递国书一条表示万难允准,因亲递国书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否则只能交钦差大臣呈进,此系国体问题,万不可让步,如洋人“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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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果是英法联军攻破了北京城,咸丰仓皇逃往热河。事至于此,咸丰仍对“夷酋面见朕弟”(即留京收拾残局的恭亲王奕訢)一事耿耿于怀,即便英法联军已撤出北京,咸丰仍心存疑虑,他最担心的是洋人以“坚持入觐”为要挟,最终不得不在殿堂之下面见“夷人”,为此,他宁可病死热河也不肯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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