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43840
1706843841
近代以来，涌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数不胜数，李提摩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能被赢得极高的声誉，这与他在“广学会”长达25年（1891—1916）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广学会”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余种报刊、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它也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1706843842
1706843843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事实上，当时的维新派人士几乎都是从“广学系”下的出版物获得启蒙，康梁师徒即为《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自居为“维新派的老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几乎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这指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计划。
1706843844
1706843845
李提摩太一度还影响了光绪皇帝，譬如他编著的《七国新学备要》就摆上了皇帝的书案。1898年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曾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私人顾问，但在变法中，李提摩太却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1706843846
1706843847
据台湾学者雷家圣在《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中的说法，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变法期间访问中国，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让光绪皇帝聘请伊藤博文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清廷聘请洋顾问是李提摩太一贯的主张），这引起保守派官员的极大警惕。之后，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由此，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突然返回宫中，并部分解除了光绪皇帝的大权（这是政变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流血事件）。
1706843848
1706843849
李提摩太还有一个更加雷人的提议，那就是“中美英日合邦论”。变法期间，维新派官员杨深秀在康有为的授意下上奏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维新派官员宋伯鲁也在奏折中以李提摩太的名义转述了“合邦论”，并极力提倡聘请外国重臣。很显然，这些言论在当时更多的是“添乱”而不是其他，李提摩太的想法也确实有哗众取宠之嫌疑。
1706843850
1706843851
庚子国变时，在山西巡抚毓贤的戕害下，山西传教士与教民受祸最深，后其省承担的赔款也极重。《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李提摩太向各方提议，从山西教案赔款中提取50万两白银用于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这就是后的山西大学。岑春煊任山西巡抚时，李提摩太被聘请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为表彰其贡献，清廷还曾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1706843852
1706843853
早在20年前，李提摩太就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李的回答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争辩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问他何时能见成效，李提摩太说：“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1706843854
1706843855
李提摩太曾说，中华民族的改变就意味着世界的改变，而教育是拯救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和出路。在他看来，庚子年中之所以会出现义和团的排外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教育的缺失，如果教育普及的话，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本不应该发生。李提摩太认为，与其使用暴力与罚金，不如用教育来改变愚昧和无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山西大学堂成为辛亥革命前中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
1706843856
1706843857
1916年5月，年事已高的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回国，后于1919年4月20日在伦敦逝世，年75岁。
1706843858
1706843859
1706843860
1706843861
1706843863
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九、坚硬的膝盖：百年荣辱，不欠一跪
1706843864
1706843865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场面极其隆重，在京的各国使节都以为会受邀观礼，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主管清廷外务的总理衙门非但没有给他们送来请柬，反而派出官员吞吞吐吐的“友情告知”，请他们通知其所在国的侨民们在皇帝大婚之日最好不要外出——当然，也包括他们在内。
1706843866
1706843867
次年2月，同治皇帝宣布亲政，但仍无召见各国公使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按说，皇帝大婚与亲政是热热闹闹的大场面，各国使节受邀观礼也是当时的国际外交惯例，清廷为何避之唯恐不及呢？
1706843868
1706843869
这事得从乾隆年间说起。1793年6月（当年正值得乾隆八十大寿），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到中国，清廷官员在接待时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问题：英国人居然不肯向皇帝下跪！乾隆听后也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的前来祝寿，最后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英国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单腿下跪是对中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乾隆眼中，这只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1706843870
1706843871
事后，乾隆对马戛尔尼的觐见方式非常生气：“英吉利国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随后特别批示：“英吉利国使臣不谙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由此，马戛尔尼的此次出访遭到了彻底的失败。25年后，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同样因拒行三跪九叩礼而被“即日遣回”。两次风波后，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便成了中外交涉的大难题。
1706843872
1706843873
中国古代没有椅子，人们通常席地而坐，跪拜礼原起源于古代“正坐”的鞠躬礼，其本身并无人格侮辱的含义，但随着专制皇权的日渐加强，跪拜礼开始变味并成为体现上下尊卑的等级强化剂。按照天朝的世界观，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不独在地理上位于地球中央，文字、道德、礼仪、制度，无一不优于四夷。
1706843874
1706843875
因此，臣民和外国使节觐见清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这一礼节不仅象征着清朝皇帝专制统治和尊严，其中也反映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在乾隆的眼中，中国与海外诸国为宗主国与朝贡国的关系，英国也不例外，英使既以“贡使”的身份“觐见”，当然应该“三跪九叩首”的“行礼如仪”。可惜的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英国并不认为是“外藩”下国，而是认为与中国地位平等，既然“中英平等”，当然没有以“贡使”的身份行“三跪九叩首”之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根本谈不拢。
1706843876
1706843877
乾隆朝国势正盛，还算是有本钱摆架子，但到了道光、咸丰朝后，中国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迭遭败绩，但列强的坚船利炮仍难以撼动天朝“体制”的硬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从天津攻至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亲递国书一条表示万难允准，因亲递国书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否则只能交钦差大臣呈进，此系国体问题，万不可让步，如洋人“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1706843878
1706843879
战争的结果是英法联军攻破了北京城，咸丰仓皇逃往热河。事至于此，咸丰仍对“夷酋面见朕弟”（即留京收拾残局的恭亲王奕訢）一事耿耿于怀，即便英法联军已撤出北京，咸丰仍心存疑虑，他最担心的是洋人以“坚持入觐”为要挟，最终不得不在殿堂之下面见“夷人”，为此，他宁可病死热河也不肯返京。
1706843880
1706843881
1861年后，英法等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各国公使要求觐见而又不肯下跪，这一问题成了清廷的一块心病，好在同治继位时仅6岁，总理衙门尚可以“皇帝年幼、太后垂帘听政”为由拒绝其觐见要求，但随着皇帝年岁的日益增大，清廷也就陷入了无尽的麻烦之中。
1706843882
1706843883
经四个多月的反复交涉后，总理衙门最终与各国使节达成协议，其中要点有三：一是清廷同意外国使节“不行跪拜”而按西方的三鞠躬惯例改为五鞠躬礼觐见清帝，这样的话，双方各让一步，彼此不失体面；二是外国使节觐见时只可礼貌性的致辞而不能涉及具体事务，如“遽然奏陈，国主亦可以礼谢却”，这主要是防止洋人趁机要挟皇帝；三是觐见事大，不宜轻举，外国使节应遵守“同见之例，迟早恭候，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用昭郑重。”
1706843884
1706843885
1873年六月，各国公使最终觐见同治皇帝，一睹天颜，但对于中外关系史上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清实录》和《起居注》（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却并不愿详细记述，如《清穆宗实录》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六月壬子，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逊（荪），于紫光阁前瞻觐”；《起居注》中的记载更为简略：“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1706843886
1706843887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转引近代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的《清朝全史》中的记载，其称列强使节觐见时，“英公使（威妥玛爵士）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曰：‘尔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浃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
1706843888
1706843889
稻叶君山著作的中文版始见于1914年，其中对列强使节大出洋相的戏说性描写究竟是因中外语言障碍导致还是黄种人的阿Q式胜利法（当时日本同为“黄祸论”的受害者，彼此厌恶白人），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在晚清名士李慈铭的《越缦堂国事日记》中，倒有一段像是上文的出处，其中曰：“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
[
上一页 ]
[ :1.7068438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