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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有个细节颇值注意，按总理衙门与各国使节的约定，觐见时不行跪拜礼而行五鞠躬礼，但日本使节副岛种臣行的却是三鞠躬礼，这显然是一种破格的礼遇。清廷此举，似乎有一种“中日同文同种”的政治示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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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的觐见，英法美俄等国公使大体满意，但唯独对觐见地点提出质疑，其理由是，觐见地点紫光阁乃“接见贡使的地方”，清廷的做法是故意将各国使节降格为昔日贡使，因而他们提出了更换觐见地点的要求（从历史上看，紫光阁并非清帝接见贡使的唯一地方，譬如乾隆就在热河行宫接见马戛尔尼，而一些贡使来京后，遇大朝、常朝之期，往往与清廷大臣们随班觐见；如不遇朝期，则在便殿接受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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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等公使对此问题的非难，目的是想让清帝将太和殿作为外国使节的觐见场所。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紫禁城中规模最大的殿宇，高约27米（连台基约35米），建筑面积2377平方米，是明清两代帝王举行登基、朝会大典等重大礼仪的场所。列强的要求被清廷断然拒绝，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法国新任公使施阿兰乘机要挟，清廷以文华殿作为觐见地点作为让步。1900年“庚子国变”后，列强再次提出在太和殿举行觐见仪式的要求，几经交涉下，双方最终约定以乾清宫为觐见地点（其地位仅次于太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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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礼仪的认识与评价，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一书中也承认，世界上最重礼仪的国家莫过于中国。中国古书即记载，“圣人垂裳而天下治”，即通过繁琐隆重的礼仪来使得臣民们对皇帝产生一种宗教性的敬畏；时至今日，朝廷礼制的威严气势仍与古代别无二致，礼仪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已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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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清末外交官颜惠庆在回忆录也有同样的认识，有一次他作为外务部部员参与了英国公使朱尔典觐见宣统皇帝并递交国书的仪式，据其记载，在宏大的宫殿中，英国公使向端坐在宝座之上的皇帝行三鞠躬礼，“隆重的仪式使殿内的氛围无比庄严，乃至见多识广的英国外交官在宣读祝词时也不免声音有些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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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后，变法思维在年轻的士子中迅速流行，其中对留辫、缠足、跪拜等旧俗提出了猛烈的抨击，如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向学生宣传，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只能受到外国人的讪笑。此议一出，湖南旧儒叶德辉大起反对，其指责梁启超“欲易中国跪拜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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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阳在《翁同龢》一书中的记载，戊戌变法前德国亨利王子访华，光绪在接见时破除了各种旧有礼仪；但庚子年后，因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御弟载沣被迫前往德国谢罪，据说德皇一度要求中方在谢罪时行跪拜礼，载沣听说后托故不行，后在驻德公使吕海寰的交涉下，德皇才取消了这一侮辱性的要求——“风水轮流转”，野蛮的并不止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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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唯一出过国的执政者，摄政王载沣的作风明显要开明许多。据曹汝霖回忆，载沣在接见各国代表时非常热情，并与之一一握手，表示出显明的欲求亲善的愿望。1910年后，载沣某次在养心殿召见官员，“太监引至门口，自行进去，行一鞠躬礼。三品京堂以上，隔案设座位。摄政王即说，坐下奏对，这是民主得多，不觉得拘束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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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人看来，跪拜导致身体扭曲，随之而来的是人格的屈就，体现出一种绝对不平等的价值观，这与现代社会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格格不入。如果跪拜是为表示臣服与顺从，这种下跪是具有侮辱性的，这也是马戛尔尼和其它外国使节拒绝下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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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废止跪拜礼，并规定鞠躬为正式社交礼仪，当时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有位80多岁老先生前来瞻仰大总统的风采，见到孙中山后，老先生恭恭敬敬地行起了三跪九叩首的旧礼来。孙连忙拉他起来：“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先生恍然大悟：“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此说是否属实，目前尚难考证，但从专制向民主转型，废除下跪是一种象征性的进步，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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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随后正式宣布民国的通用礼节：男子礼节脱帽鞠躬，大礼三鞠躬，常礼一鞠躬，寻常相对，只用脱帽礼；女子大礼大致相同，惟不脱帽，专行鞠躬礼。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有人阿谀奉承，建议恢复跪拜，但袁世凯没有同意，因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过去的毕竟已过去，强求毫无意义——但没有跪拜的帝制仍不受欢迎并很快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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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海归”容闳：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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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常被人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海归”，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只是从美国取得大学文凭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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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南屏镇）的一户普通农家中，其家乡离澳门近在咫尺，接触“洋人”有地利之便。1835年，在哥哥已就读传统私塾时，7岁的容闳被父亲送入传教士郭士立夫人所办的教会学校（由伦敦妇女会资助）。容父的做法，原因其实很简单：他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而外国教会学校可以免费就读并提供食宿。潜意识里，容父或许希望大儿子走读书做官之路、小儿子走读书发财之路，因当时一些乡人就因精通洋话而发了不小的“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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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立夫人所办的是一所女子学校，容闳就读的是附设的“男塾”，这其实是筹建中的“马礼逊学校”的“男生预备班”。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同时他也是最早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人。鉴于其贡献，英国宗教界后成立“马礼逊纪念协会”，协会每月拨出15英镑资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先行招收部分男童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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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后，中英两国因鸦片贸易交恶而爆发战争，郭士立夫人的学校停办，容闳回到村里，后前往澳门某印刷所充当装订书籍的小工，每月挣三块钱。某日，家里转来一封信，信是一位澳门医生所写。原来，郭士立夫人千叮咛万叮嘱，一定要他把容闳找到，送到新开办的“马礼逊学校”去上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容闳其实就在距其医院仅一英里的地方当小工，而那位医生却为此费尽了周折，最终在“马礼逊学校”开课近一年后才将他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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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原址在摩理臣山），当时的校长是来自美国的勃朗牧师，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育者。在这里，容闳读了6年书，直到1846年8月的一天，勃朗牧师告诉学生们，因个人健康的缘故他要返回美国，同时希望带几个同学跟他一块回美国继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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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沉寂中，三名学生站了起来，他们分别是容闳、黄胜与黄宽。由于三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勃朗牧师除帮他们解决路费和学费外，还给他们的父母筹到了一笔赡养费。四个月后，这三个勇敢的孩子，容闳、黄胜与黄宽跟随着勃朗牧师乘上“亨特利思”号运茶帆船，开始了他们人生中的首次惊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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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此行仍是帆船时代的标准航线，他们所乘之船必须借助自东北吹向西南的“贸易风”，先穿过马六甲海峡，之后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后驶往美国东海岸。途经大西洋上幽禁拿破仑的圣海伦娜岛时，容闳在这位异国英豪的墓前折下一根柳枝——8年后，当他离开美国时，当年的细柳已是柳岸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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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98个日夜的惊险旅程，容闳等人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这也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一年后，同行者黄胜因病回国（其后在香港报馆供职并成为著名的华人领袖，1873年后曾随第二批幼童再度来美并入中国公使馆做过译员），而另一位同学黄宽则被送往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1856年学成回国并被外国侨民称为“好望角以东最好的医生”，后于187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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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惯例，孟松学校可以资助部分学生进入大学，但条件是他们在毕业后必须以传教士为职业。在这一重大的人生抉择面前，此时已入教的容闳还是坚决拒绝了。在个人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容闳特别提及此事，他不无激动的表示：“传道固然好，却不是造福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我就受到束缚，很可能坐失为国家谋福利的机会”；“人类应尽之天职，不能因贫穷而改变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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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话语，如今听来犹掷地有声。自由，造福中国，为国家谋福利，这是年轻的容闳的梦想，但它同时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因这意味着慈善基金将停止对他的资助。把容闳带到美国的勃朗牧师对容闳的决定感到失望，但他并不愿意看到这位有志向的年轻人就此折翼。1850年夏天，当勃朗牧师前往美国南方看望亲友回来后，他给容闳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佐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愿意继续资助容闳，而且不附加任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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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闯过了这一难关。也就在这一年，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了耶鲁大学。一年后，这两样都割弃了。经过4年的苦读，容闳与同级的98位同学一起毕业，在当天的毕业典礼上，很多人赶来参观，而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看一看容闳——第一位获得美国大学而且是耶鲁大学文凭的出色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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