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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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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声声的呼唤中，似乎所有归国幼童们的委屈都得到了尽情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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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们回到上海后，被清廷以“听候任用”的名义羁留在求知书院，为防止他们逃走，上海道台还派有兵丁把守大门，即便是中秋佳节，也不准幼童与亲人团聚。一位名叫罗博特的美国朋友在家信中说，他曾在街上遇到黄开甲（当时负有公差），据其所说，官方对待他们形同罪犯，幼童们对此愤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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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幼童们被重新安置，有21人进入天津电报总局，23人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其余50名“分拔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回国之初，幼童们受到明显的排斥与冷遇，所获得的待遇也非常之低（一个月只发给数两银子），以至于个别人从天津私自逃回上海谋事，结果又被上海道台通缉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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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派到福州船政局（福建水师）服役的薛有福，他曾在回国途中写信给女友凯蒂：“晚上夜黑似漆，船身摇动，使游子倍感惆怅。我走上船舷，观赏浪中的磷光大小如棒球，闪亮无比。我真愿有你同在，不知你可喜欢？”可惜的是，这份异国缘并没有结果——3年后，薛有福在中法战争中阵亡——这一年，本应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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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的中法海战中，有6名留美幼童参战，其中4人牺牲，在福州马尾的昭忠祠石碑上，仍刻有“振威二副邝咏钟、扬武练生杨兆楠、扬武练生薛有福、扬武练生黄季良”四个人的名字，“振威”与“扬武”，都是他们所属战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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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同样有留美幼童的身影，而第四批幼童沈寿昌，则是为国牺牲的海军第一人。“丰岛海战”中，“济远”舰在完成护送运兵船任务回航之际，遭到了四艘日本战舰的突然袭击，激战中，正在指挥发炮的帮带大副沈寿昌被日舰炮火击中，年仅29岁。在之后的“大东沟海战”中，同为第四批幼童的“致远”舰帮带大副陈金揆殉国；在威海保卫战中，“广丙”舰帮带大副黄祖莲殉国。其他参战的幼童还有“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定远”舰参谋吴应科、“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广甲”舰舰长吴敬荣、“广甲”舰帮带大副宋文翙、“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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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清末新政时期，留美幼童才得以真正出头，而这与袁世凯有着莫大的关系。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大批留美幼童投奔到他的门下并得到了重用，其中有后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天津巡警道曹嘉祥、天津招商局总办周寿臣等，最富传奇色彩的是，连续四任天津海关道全部为留美幼童，他们分别是：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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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威海保卫战中率鱼雷艇队出逃的蔡廷干，其一度被日军俘虏，后被袁世凯接纳，成为其外务方面的幕僚。在辛亥革命南北和议期间，蔡廷干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亲自为袁世凯剪去了脑后长鞭。当然，留美幼童中比蔡廷干更加优秀的外交人才还有数位，譬如梁敦彦曾担任外务部尚书、唐国安曾担任“万国禁烟会”的中国代表、梁诚曾担任驻美公使并促成了“庚子赔款留学计划”，而留学计划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的负责人正是唐国安。另外，温秉忠曾于1905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而当时的随员中，还有同为留美幼童的电信专家唐元湛，他在出访途中考察了瑞典“爱立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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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120名幼童中，其中3人死于美国，4人从事政治，16人成为外交官，20人服务海军，3人在税务和海关机构，3人是教师，14人成为铁路官员和工程师，9人成为采矿工程师，16人从事电信工作，8人经商，3人成为医生，1人成为律师，3人成为记者（统计未尽准确，因其职业生涯或有交叉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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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耀勋与容揆，这两位抗旨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的幼童，前者获得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职位，不过他很快因肺病而客死他乡；后者供职于中国驻美国公使馆，两人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后返回美国并同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李恩富，他后成为幼童中少有的报人与作者，而他的那本小书《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极其生动的记述了留美幼童的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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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耀，那位前耶鲁大学划船队的舵手，其回国后的经历也很丰富，他既当过外交官，也做过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的总办，他也是上海滩上最早的汽车拥有者。在所有的幼童中，湘潭煤矿的发现者邝荣光是最后一位离去的，他于1965年在天津辞世，享年10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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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二、孤悬海外：琉球是怎样陷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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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10月，3名衣衫褴褛的海外客匍匐在总理衙门的门口痛哭不已，引起了众多过路人的围观。他们是谁呢？原来是做了“亡国奴”的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3人，他们在国王尚泰被日本人掳走后，历经千辛万苦前来母邦求援，以“尽逐日兵出境”，但在他们的痛苦哀号声中，他们的母邦却无能为力，事后只能发给他们300两银子作为川资，让他们设法自行回去。求助无望下，琉球国使者林世功悲愤自戕，希望以死来唤起母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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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功曾留下一份“以死乞师”的请愿书，情极可怜：“琉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谨禀，为一死泣请天恩，迅赐救亡存国，以全臣节事。窃功因主辱国亡，已于客岁九月，随同前往进贡正使耳目官毛精长等，改装入都……泣念奉王命抵闽告急，已历三年，敝国惨遭日人益肆鸱张，一则宗社成墟，二则国王世子见执东行，继则百姓受其暴虐。皆由功不能痛哭请救所致，已属死有余罪，然国主未返，世子拘留，犹期雪耻以图存，未敢捐躯以塞责，今晋京守候，又逾一载，仍复未克济事，何以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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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功自戕后尚有后话。十余年后，江西名士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甲午之役，有奏请缉奸细者，言其人住南城外羊肉胡同，谢姓。廷寄命给事中唐椿森缉拿之。唐至，令军役勿遽，先捡其来往书札，则琉球遣臣来救于中朝者，流寓京师十二年矣。每岁皆有表文，而总督不为达，其旅费则琉球遗民倾助，流离琐尾，备极可怜。”由此看来，这位谢姓人士并非“奸细”而是琉球使臣求助团的成员，没想到流落京城街头巷尾十余载，实在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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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琉球群岛像弯曲的胡子一样散布于东海，距中国浙江、福建约千余里。《隋书，流求传》中将之称为“流虬”，其中就颇为形象地描绘了它的地理形状。中国古代出海打鱼的渔民，对这个海外大岛多有提及，其名字也因各朝而变化，或作流求，或作琉球，《元史》中也称之为“瑠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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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琉球群岛形成北山、中山和南山3个独立王国。洪武五年，明太祖派杨戴出使琉球，分别册封了这三国国王，琉球也由此成为明朝的藩国。数年后，中山国统一南北两岛，中山王也就被明朝正式册封为琉球王，这种藩属关系一直保持到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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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与明清的藩属关系，其间也出现过一定的波折，那就是日本的介入。明朝中后期，日本丰臣秀吉北侵朝鲜时，曾派诸侯岛津氏派兵三千征伐琉球，在俘虏了国王尚宁后，又令其向日本萨摩藩输送钱财粮食，以供军饷之需。直到50多年后，琉球王才摆脱了萨摩藩的控制，随后又主动遣使到中国，请求大清皇帝册封。当时的顺治皇帝应允其要求，将琉球王册封为尚质王，规定两年进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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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位置上，琉球与日本也颇有关系，除了明末萨摩藩曾攻伐过琉球一段时间外，后的日本也常假借琉球与中国交通。明清时期，琉球也与日本发展贸易，萨摩藩一度将之视为属下，由于古代航运条件的限制，清廷也未予过问，而日本也未做进一步要求。因此，这种“两属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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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因琉球问题发生冲突，是近代以后的事。1871年，琉球所属的宫古岛、八重山岛渔民因风暴而漂流至台湾南部，后有54人被生番（即台湾原住民）所杀，剩下的12人死里逃生，回到琉球，史称“牡丹社事件”。事后，日本向清廷提出抗议，称琉球属民被台湾人所害，而总理衙门却以“台湾生番之地，置于化外，政教未逮”加以敷衍，日本人由此抓住把柄并在次年出兵征伐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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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官员缺乏最基本的国际法概念，日本人很好的利用这点。事实上，琉球乃是中国的藩属国，琉球渔民被台湾原住民所杀，此乃本国内政，日本岂有干涉之理？即便琉球是“两属之国”，日本也无权独霸其管辖权。再者，即使中国官员称琉球渔民被杀系台湾生番，其所谓“化外”，也不过称其未经儒家教化，并非是搁置不理，又岂能成为代琉球出兵的理由？日本之强蛮无理，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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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必须指明的是，征伐台湾的并非是日本政府，而是违抗政府命令的西乡从道，其行为只能算地方军阀所为。在中方的强大压力下，加上日军在台湾感染时疫，西乡从道不得不自行撤退，征台之举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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