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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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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声声的呼唤中,似乎所有归国幼童们的委屈都得到了尽情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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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们回到上海后,被清廷以“听候任用”的名义羁留在求知书院,为防止他们逃走,上海道台还派有兵丁把守大门,即便是中秋佳节,也不准幼童与亲人团聚。一位名叫罗博特的美国朋友在家信中说,他曾在街上遇到黄开甲(当时负有公差),据其所说,官方对待他们形同罪犯,幼童们对此愤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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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幼童们被重新安置,有21人进入天津电报总局,23人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其余50名“分拔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回国之初,幼童们受到明显的排斥与冷遇,所获得的待遇也非常之低(一个月只发给数两银子),以至于个别人从天津私自逃回上海谋事,结果又被上海道台通缉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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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派到福州船政局(福建水师)服役的薛有福,他曾在回国途中写信给女友凯蒂:“晚上夜黑似漆,船身摇动,使游子倍感惆怅。我走上船舷,观赏浪中的磷光大小如棒球,闪亮无比。我真愿有你同在,不知你可喜欢?”可惜的是,这份异国缘并没有结果——3年后,薛有福在中法战争中阵亡——这一年,本应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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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的中法海战中,有6名留美幼童参战,其中4人牺牲,在福州马尾的昭忠祠石碑上,仍刻有“振威二副邝咏钟、扬武练生杨兆楠、扬武练生薛有福、扬武练生黄季良”四个人的名字,“振威”与“扬武”,都是他们所属战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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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同样有留美幼童的身影,而第四批幼童沈寿昌,则是为国牺牲的海军第一人。“丰岛海战”中,“济远”舰在完成护送运兵船任务回航之际,遭到了四艘日本战舰的突然袭击,激战中,正在指挥发炮的帮带大副沈寿昌被日舰炮火击中,年仅29岁。在之后的“大东沟海战”中,同为第四批幼童的“致远”舰帮带大副陈金揆殉国;在威海保卫战中,“广丙”舰帮带大副黄祖莲殉国。其他参战的幼童还有“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定远”舰参谋吴应科、“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广甲”舰舰长吴敬荣、“广甲”舰帮带大副宋文翙、“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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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清末新政时期,留美幼童才得以真正出头,而这与袁世凯有着莫大的关系。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大批留美幼童投奔到他的门下并得到了重用,其中有后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天津巡警道曹嘉祥、天津招商局总办周寿臣等,最富传奇色彩的是,连续四任天津海关道全部为留美幼童,他们分别是: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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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威海保卫战中率鱼雷艇队出逃的蔡廷干,其一度被日军俘虏,后被袁世凯接纳,成为其外务方面的幕僚。在辛亥革命南北和议期间,蔡廷干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亲自为袁世凯剪去了脑后长鞭。当然,留美幼童中比蔡廷干更加优秀的外交人才还有数位,譬如梁敦彦曾担任外务部尚书、唐国安曾担任“万国禁烟会”的中国代表、梁诚曾担任驻美公使并促成了“庚子赔款留学计划”,而留学计划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的负责人正是唐国安。另外,温秉忠曾于1905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而当时的随员中,还有同为留美幼童的电信专家唐元湛,他在出访途中考察了瑞典“爱立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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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120名幼童中,其中3人死于美国,4人从事政治,16人成为外交官,20人服务海军,3人在税务和海关机构,3人是教师,14人成为铁路官员和工程师,9人成为采矿工程师,16人从事电信工作,8人经商,3人成为医生,1人成为律师,3人成为记者(统计未尽准确,因其职业生涯或有交叉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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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耀勋与容揆,这两位抗旨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的幼童,前者获得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职位,不过他很快因肺病而客死他乡;后者供职于中国驻美国公使馆,两人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后返回美国并同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李恩富,他后成为幼童中少有的报人与作者,而他的那本小书《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极其生动的记述了留美幼童的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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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耀,那位前耶鲁大学划船队的舵手,其回国后的经历也很丰富,他既当过外交官,也做过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的总办,他也是上海滩上最早的汽车拥有者。在所有的幼童中,湘潭煤矿的发现者邝荣光是最后一位离去的,他于1965年在天津辞世,享年10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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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二、孤悬海外:琉球是怎样陷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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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10月,3名衣衫褴褛的海外客匍匐在总理衙门的门口痛哭不已,引起了众多过路人的围观。他们是谁呢?原来是做了“亡国奴”的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3人,他们在国王尚泰被日本人掳走后,历经千辛万苦前来母邦求援,以“尽逐日兵出境”,但在他们的痛苦哀号声中,他们的母邦却无能为力,事后只能发给他们300两银子作为川资,让他们设法自行回去。求助无望下,琉球国使者林世功悲愤自戕,希望以死来唤起母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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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功曾留下一份“以死乞师”的请愿书,情极可怜:“琉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谨禀,为一死泣请天恩,迅赐救亡存国,以全臣节事。窃功因主辱国亡,已于客岁九月,随同前往进贡正使耳目官毛精长等,改装入都……泣念奉王命抵闽告急,已历三年,敝国惨遭日人益肆鸱张,一则宗社成墟,二则国王世子见执东行,继则百姓受其暴虐。皆由功不能痛哭请救所致,已属死有余罪,然国主未返,世子拘留,犹期雪耻以图存,未敢捐躯以塞责,今晋京守候,又逾一载,仍复未克济事,何以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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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功自戕后尚有后话。十余年后,江西名士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甲午之役,有奏请缉奸细者,言其人住南城外羊肉胡同,谢姓。廷寄命给事中唐椿森缉拿之。唐至,令军役勿遽,先捡其来往书札,则琉球遣臣来救于中朝者,流寓京师十二年矣。每岁皆有表文,而总督不为达,其旅费则琉球遗民倾助,流离琐尾,备极可怜。”由此看来,这位谢姓人士并非“奸细”而是琉球使臣求助团的成员,没想到流落京城街头巷尾十余载,实在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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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琉球群岛像弯曲的胡子一样散布于东海,距中国浙江、福建约千余里。《隋书,流求传》中将之称为“流虬”,其中就颇为形象地描绘了它的地理形状。中国古代出海打鱼的渔民,对这个海外大岛多有提及,其名字也因各朝而变化,或作流求,或作琉球,《元史》中也称之为“瑠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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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琉球群岛形成北山、中山和南山3个独立王国。洪武五年,明太祖派杨戴出使琉球,分别册封了这三国国王,琉球也由此成为明朝的藩国。数年后,中山国统一南北两岛,中山王也就被明朝正式册封为琉球王,这种藩属关系一直保持到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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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与明清的藩属关系,其间也出现过一定的波折,那就是日本的介入。明朝中后期,日本丰臣秀吉北侵朝鲜时,曾派诸侯岛津氏派兵三千征伐琉球,在俘虏了国王尚宁后,又令其向日本萨摩藩输送钱财粮食,以供军饷之需。直到50多年后,琉球王才摆脱了萨摩藩的控制,随后又主动遣使到中国,请求大清皇帝册封。当时的顺治皇帝应允其要求,将琉球王册封为尚质王,规定两年进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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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位置上,琉球与日本也颇有关系,除了明末萨摩藩曾攻伐过琉球一段时间外,后的日本也常假借琉球与中国交通。明清时期,琉球也与日本发展贸易,萨摩藩一度将之视为属下,由于古代航运条件的限制,清廷也未予过问,而日本也未做进一步要求。因此,这种“两属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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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因琉球问题发生冲突,是近代以后的事。1871年,琉球所属的宫古岛、八重山岛渔民因风暴而漂流至台湾南部,后有54人被生番(即台湾原住民)所杀,剩下的12人死里逃生,回到琉球,史称“牡丹社事件”。事后,日本向清廷提出抗议,称琉球属民被台湾人所害,而总理衙门却以“台湾生番之地,置于化外,政教未逮”加以敷衍,日本人由此抓住把柄并在次年出兵征伐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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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官员缺乏最基本的国际法概念,日本人很好的利用这点。事实上,琉球乃是中国的藩属国,琉球渔民被台湾原住民所杀,此乃本国内政,日本岂有干涉之理?即便琉球是“两属之国”,日本也无权独霸其管辖权。再者,即使中国官员称琉球渔民被杀系台湾生番,其所谓“化外”,也不过称其未经儒家教化,并非是搁置不理,又岂能成为代琉球出兵的理由?日本之强蛮无理,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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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必须指明的是,征伐台湾的并非是日本政府,而是违抗政府命令的西乡从道,其行为只能算地方军阀所为。在中方的强大压力下,加上日军在台湾感染时疫,西乡从道不得不自行撤退,征台之举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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