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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四、清官固穷:“救时宰相”阎敬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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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的户部尚书、理财专家阎敬铭,人称“救时宰相”,其为官清廉耿介,口碑极佳。阎敬铭,字丹初,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陕西朝邑人(今大荔县),年少好读,后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举,年仅18岁。在之后的会试中,阎敬铭屡售不中,无奈之下,他只好参加了吏部举行的“大挑”,以图进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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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挑”是清朝特有的科举制度,每6年举行一次,只有在会试中连续三次以上不中(含三次)的举人才可以参加。清廷的用意,原本是因进士录取名额太少,而参加会试的举人人数众多(每次数千人),为防止人才浪费特别是士子怨愤,清廷准吏部对连连落选的举人进行考试,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意在让这些落第的举子能有较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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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挑”与考举人的乡试、考进士的会试还不一样,它并不重视文章词赋而主要根据应考者的形貌、应对与时事进行考察,每届“大挑”,由皇帝钦派亲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据说,能被挑中的主要与其相貌有关,这下阎敬铭可就吃大亏了。据《春冰室野乘》中说,阎敬铭长得身材短小,脸型像个枣核,二目一高一低,尚有大小之分,模样十分古怪。在“大挑”中,接受挑选的举人们按每班20人进入,众人站定后,某亲王立刻被阎敬铭的怪模样吸引住,他瞧了一瞧,觉得此人长相实在有损大清形象,于是高声道:“阎敬铭先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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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等到自报履历便第一个出局,阎敬铭被气得半死,又无可奈何,他只能更加发奋读书,以待下一次的会试。好在老天有眼,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中,阎敬铭考中进士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翰林院,散馆后被授为户部主事。在此期间,阎敬铭多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并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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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因战事紧张,湖北巡抚胡林翼请调阎敬铭担任前军粮台之职。由此,阎敬铭大展身手,他不仅将军需粮台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对军务时有建言,由此得到了胡林翼与湖广总督官文的极大赞赏。同治元年(1861年)8月,阎敬铭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仕途上青云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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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其突出的才干,阎敬铭不久调任山东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开府大员。总的说来,阎敬铭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不是为官一方而是为国理财。光绪八年(1882年),阎敬铭奉命入京,出任户部尚书。巧合的是,此时正值李鸿章南下、张树声北上,两位大员仪从煊赫,气势逼人,而阎敬铭却布衣敝车,行李萧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个进城赶考的寒门老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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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敬铭上任后,发现户部官员素质低下,账目混乱,一些贪官往往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危害很大。之后,阎敬铭决心革除积弊,力行改革。他上任第一天就亲自看帐,并找来各管事的官员问帐,结果发现无论是领办、会办还是总办,都不知部库的存银几何、出纳几何和盈亏怎样,有的人甚至连基本的算账、看帐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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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完账目后,阎敬铭再查三库。所谓“三库”,系指户部所管的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阎敬铭进去看后,发现后库中物品堆积如山,毫无章法,加上日积月累,鼠咬虫蛀,很多存品(很多还是贡品)都已霉烂而无人管理。银库问题更大,那些司官差役,无不从中上下其手,就连搬运银锭的库兵,也都抓住一切机会从中窃取,有的甚至把银子塞在肛门偷带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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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查验后,阎敬铭当场斥逐一批书吏差役,并奏参了当时号称户部“四大金刚”的司官姚觐元、董俊汉、杨洪典及旗人启某,此四人后被清廷“革职回籍”。据说有一次,阎敬铭见掌管银库天平的属官史松泉华衣锦服,随后命当堂检验砝码,果然查出此人重进轻出,侵吞库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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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在湖北掌办军需时,阎敬铭即实行“一体办公”的制度,也就是说,主官与同僚们在一个大屋里办事,以防止有人从中买通牟利,行贪贿苟且之事。到户部后,阎敬铭将所有办事章程都公开张贴在墙上,以杜绝书吏差役们“搞猫腻”、“讲惯例”。这种“政务公开”的方式,实际上也堵住了这些人搞权力寻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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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顿户部积弊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云南军费报销案”。军费报销一向猫腻甚多,当时各省报销者往往将并非军事用途的款项纳入军费报销中,经办的户部官员也借机纳贿舞弊,各方心照不宣,大量的公家钱款就此流入了私人的腰包。早在阎敬铭上任前,云南方面即来京打点,正当他们与户部官员讨价还价时,阎敬铭被调任户部尚书的消息传来,于是双方赶紧谈妥了8万两好处费,之后从速了结了本次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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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事在之前可以说是习以为常,由于其中往往牵涉到朝中与地方大员,一般人即便深知内情也不敢揭发,由此积弊日深。阎敬铭上任后,正好遇上御史陈启泰揭参此案,由于涉及到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原户部尚书),清廷并不打算大动干戈,但在阎敬铭的坚持与言官邓承修、张佩纶、盛昱等人的推动下,“云南军费报销案”最终牵藤摸瓜,一批参与分利或有瓜葛的大小官员均被惩处,如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太常寺卿周瑞卿等均被革职赔赃流放,而王文韶、景廉也因失察而受到降级处分,前者还被逐出了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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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掌管朝廷财政命脉,但因管理无方,竟成为官员贪污的利薮。对实际情况了然于胸后,阎敬铭开出药方,户部中的“满员多不懂筹算,事权多半由胥吏掌握,这些胥吏平日弄虚作假,贪得无厌,要想从根本上厘清度支账目,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库款缺乏,慈禧太后驳回满大臣的反对意见而同意了阎敬铭的整顿要求。在阎敬铭的主持下,户部采用了新的度支记账制度,随后又裁退了部分蛀虫官员及胥吏,并重新选用了一些有才干的汉人官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清廷的财政困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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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数年的整理后,清廷国库开始逐步丰盈,以光绪十五年(1889年)为例,清廷岁入8076万两,岁出为7308万两,当年盈余768万两,这已是太平军兴后的最好成绩。更令人敬服的是,阎敬铭经手的国库银子数额巨大,数不胜数,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出奇的俭朴之官。正所谓“人以群分”,阎敬铭最信任的两个司官,一名李用清,一名李嘉乐,作风即与之极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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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用清回原籍山西守制三年期满后,返京时居然自己背着一个小铺盖卷儿,徒步三千多里进京;李嘉乐则每次都是让夫人帮他剃头,目的就是为省钱。阎敬铭对这两个人非常欣赏,他以为做官必须从“俭”做起,唯此才能“无欲无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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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山西遭遇灾荒,大量饥民流离失所,清廷虽屡派官员前去赈济,但饥情并没有得到缓解,后即调阎敬铭去视察赈务。受命后,阎敬铭一路上敝车荆服,到山西后更是穿一身粗糙的“褡裢布”官服上任,属下有穿着绸缎的,定要被他责骂,甚至要罚捐饷济灾。事后,阎敬铭查办了在赈济中贪污舞弊的知州段鼎耀等人,并严厉弹弹劾了礼部尚书恩承等官员对地方的滋扰,在其苦心经营下,山西灾情才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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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笔记《药裹慵谈》中说,阎敬铭做山东巡抚时,从来都是穿着布袍布靴,丝毫没有地方大员的样子。州县或者候补官员穿的衣服稍微鲜亮了一点,往往会遭到阎敬铭的呵斥。时间长了,其下属也投其所好,一个个假装很穷的样子,都穿着破烂的旧衣服办公,知道的人晓得这是督署,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丐帮在开会。但阎敬铭就吃这套,那些故作简朴的人往往能够得到他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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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齐河县令穿着狐袍来见他,阎敬铭见后大怒:“你身上的狐袍,想必是百姓的脂膏吧!你难道不知道本官发给各州县官员要求勤俭的训令吗?何以如此大胆!”该县令故做惊恐:“属下知罪,但大人有所不知,卑职此袍的价格现在比羊皮褂还要便宜。省中承大人指示,大家都争着购买羊皮褂,现在狐皮的价格骤落,因此我才买了一件。何况,现在省中的官员,上班时穿羊皮褂,回去后还是穿狐貂,不过为取悦大人罢了。对此,卑职不敢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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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敬铭听后楞了半晌,想想有些道理。不久,此人便由县令提拔为知府。此事传闻颇广,《官场现形记》第20回即以此为样本,其间更是绘声绘色,做足了添油加醋的功夫(不过未直接点出阎敬铭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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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任职时,阎敬铭往往将自家的纺布机安放在衙署大堂后面,当他升堂办公时,属员们经常听到后面的机声轧轧。原来,其夫人就在大堂之后纺绩,而他家的冬衣絮袍,也大都出自其夫人之手。曾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暗中讥讽,但阎敬铭不为所动,他常指着身上的棉袍向僚属们自夸:“内中之絮,内人所手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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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敬铭在山东搞得太清廉了,久而久之,手下官员们实在受不了,他们纠集起来找阎敬铭诉苦:“大人为官至清,但这样下去,我们快吃不上饭了!”阎敬铭听后大为诧异,随即从衣袖里掏出半拉锅盔递给众人:“你们没饭吃,吃我的。”满堂官员哑然失笑,但他们也知道老阎是在故意装糊涂,堵他们的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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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敬铭的清廉简朴还真不是装出来的。《清稗类钞》中说,阎敬铭身为山东巡抚,但家中吃饭却是极为粗陋。有一次,他请新上任的学政来家中吃饭,桌上所放不过几盘白盐青菜,中间一碟是干烧饼,一点肉食也没有,阎敬铭却吃得津津有味。学政见后目瞪口呆,根本无法下筷,阎敬铭却一边嚼着烧饼,一边还不断劝学政多吃。盛情之下,学政窘得没办法,只得勉强吃了半碗糙米饭,随后赶紧告退。回去后,学政不无揶揄的对人说:“阎大人哪里是在请客,简直就是祭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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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俭朴的督抚大员,在当时还真不仅仅就阎敬铭一个。“云南报销案”中被牵连去职的前军机大臣王文韶在回到老家杭州后,他曾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除夕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偶至账房见潘厨子,言近在抚署司庖,内外上下共32人,每月伙食94元,柴米鱼盐及厨子辛工一应在内,到此半年,从无只鸡特豚之添菜,每日早点烧饼、麻花各一件,静澜之俭德向固闻之,初不料其刻厉至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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