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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之战结束了。在这个战争中，清廷乘胜求和基本没有什么疑问，但中法战争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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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来看看条约原文。条约第一款和第二款，说的是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越南境内的事情比如叛乱之类，由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境内的匪党等事情，由中国设法解决。总而言之，不要弄到越南来。至于那些在越南的中国侨民，改由法国保护，一视同仁。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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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说，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不管是已定的还是续立的，都请中国不要干涉，至于今后中越往来，也不要有碍中国的威望和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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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款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越南以后是死是活，都改由法国来保护，清廷不必插手。反正大清帝国在越南也没有行使过什么实质性的权利，现在又无力承担义务，天朝的面子问题都是虚的，设法保全就是。至于第一款的后面规定，则更像是中法互不侵犯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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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提出要勘测界址，划定中越国界。中国古代不存在什么具体的国界概念，“普天之下，尽是王土”，世界以中国为中心，不用划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兴起后，敲定双方的边界成为国际通常做法，划界也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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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讲的是对中越老百姓往来两国的边境管理，比如发放护照之类的，这些也是欧洲人搞的新鲜玩意，也算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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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说的是通商问题。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的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和其他通商口岸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馆，其领事馆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馆无异。中国也可与法国商议，在越南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馆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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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是对第五款的补充，商定以后具体讨论关于通商的章程和税收等问题，这就是后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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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款，之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说是法国人打通了侵入中国西南的门户，被骂得很厉害。但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通商条款，从条约内容上来看，双方都是平等的，谈不上谁侵犯谁的问题。由此看来，之前的老调子倒有点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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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款是关于修建铁路的，法国将在越南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但特别说明的是，“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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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条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法国人已特别说明，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考虑和法国多合作，但没有规定这是法国独享的权利。事实上，战后中法两国和好如初，后北洋水师的船坞工程，和马尾港一样也是请的法国人承包建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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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款约定通商条款和将来的章程十年为期，期满可续修。这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第九款是法国撤兵的规定，规定条约彼此画押后，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第十款是关于双方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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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大概内容如此，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尚属正常。《中法新约》中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关于越南的保护问题。正如从中调停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说，“中法争端是解决了，条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简单的说，就是承认现状，正所谓：‘谁能抢就抢，谁能抢到就算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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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笔者以为，关于越南沦为保护国，其主要责任不在清廷，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步来说，也是实力问题，无可奈何之事。据说，李鸿章和福禄诺于1884年5月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后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国人的指使下，将清廷颁发的玉玺、封册等当众焚毁，公开宣布断绝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接受法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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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越南阮氏王朝公开投降法国的举动，让中国军队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而这对后面的战局也有重大影响。清军取得胜利的镇南关等地，都靠近中越边境，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而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没有越方的支持，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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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列强面前，当时的大清帝国远谈不上是什么强国，在国力并不强大而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譬如越南乃至后的朝鲜，早放弃，早受益，似无必要去背这样一个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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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上来说，决策前必须要界定自己的威胁是什么，利益在哪里，在怎样的资源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大清帝国的实力有限，去保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质意义的藩属国，正如李鸿章认为的，避重就轻，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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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这样的思路，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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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最忌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能说是失败，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此条约，平心静气的说，后人们似乎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必因此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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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六、长崎事件：北洋水兵的洋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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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7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及率“定远”、“镇远”等六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巡防操演。操练结束后，舰队由丁汝昌率领前往日本长崎进行修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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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前往长崎，是因旅顺军港尚未完工，而当时亚洲只有长崎才有供巨舰维修的大船坞。当然，由于最近的十年中，中日间因琉球、朝鲜乃至台湾问题多有龉龃甚至悬案未结，李鸿章此次派出“定远”、“镇远”两巨舰前往日本，其中也不乏“震慑吓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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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远”、“镇远”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船厂制造，在1885年10月交付，两舰共费银340万两，当时号称“全球第一等铁甲舰”。铁甲舰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就像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舰，而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定远”、“镇远”，也确实非同凡响，二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排水量7220吨，航速近15节；两舰的主要武器为：4门克虏伯305毫米后膛主炮、克虏伯150毫米后膛副炮2门、75毫米克虏伯舢板炮4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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