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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海圻”号的出访是清末海军最后的亮点。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病死，英国政府定于次年为乔治五世举办加冕仪式，而按英国传统，加冕仪式活动中还包括了规模庞大的国际海上观舰式（即国际海上阅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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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接到邀请后，即派出当时最像样的“海圻”号前去躬逢盛会。“海圻”号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1898年下水，排水量4300吨，舰长120米，航速24节，因其体形大、航速快，直至民国三十年代，“海圻”号仍为中国海军的主要舰舰（抗战爆发后，为拦阻日军海军前行，服役近40年的“海圻”号与其他11艘军舰在江苏江阴拦江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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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萨镇冰率海军前往汉口镇压，但“海容”、“海琛”、“海筹”等舰官兵大都同情革命并准备发动起义，萨镇冰无奈之下只得黯然离开舰队，海军随后易帜。由此，清末舰队画上了历史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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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十八、惊天密谋：“围园杀后”真相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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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亲政以后，随着醇亲王奕譞及福晋的先后去世，慈禧太后与光绪的“母子失和”现象日益严重，戊戌变法那一年更是演化到极端，而其触发点则是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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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戊戌年的那场政变，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中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突然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亲王及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人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慈禧太后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并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接着，又厉声追问：“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威吓之下，光绪吓得魂飞齿震，不知所对，好半晌才挤出两个字：“知道。”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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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也在《崇陵传信录》中称，慈禧太后曾当面怒骂光绪：“我养育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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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清廷曾发布了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其中称“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但由于清廷的倒行逆施，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多不采信或干脆忽略处理，康梁等维新党人也从未承认有过围园密谋。民国后参与修撰《清史稿》的金梁曾当面问康有为，是否真有“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变色道：“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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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说的“荣、袁”，即荣禄与袁世凯，正因其告密而引发了一场流血的政变，清廷上谕极可能是以此为根据。近代史家描写戊戌变法多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为底稿，其中对“围园密谋”只字未提而多称颂变法志士的非凡事迹，但入民国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又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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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透出了一丝非同寻常的信息：戊戌年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决定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勤王，尽管文中没有提及“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之密谋，但有要袁世凯“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之语。当天晚上，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人前来探慰，康有为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人京勤王”。康有为的记载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描述有明显不同，即康有为所记明确为在北京搞政变，而梁启超却称要趁光绪皇帝九月份去天津阅兵之时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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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康有为又在《自编年谱》中称，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的当晚，梁启超在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也于凌晨进城，与梁启超一起“候消息”，后“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由此或可看出，梁启超之说有故意转移视线之嫌，如果等到九月份在天津发动政变，何以等候消息的心情如此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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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题写的绝命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中说张俭与杜根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的大丈夫，此诗用典准确，读起来雄浑悲壮，豪迈激扬，可惜原文却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这里面透出的一个细节差异是，原诗是“手掷欧刀仰天笑”，改作之后却成了“我自横刀向天笑”，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性质完全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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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诗的人不是他人，而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篡改？是否如他所撰的《戊戌政变记》一样，为掩盖某些可能的历史真相呢？光绪与慈禧太后先后离世后，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把“围园杀后”传闻指为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其在文中称：“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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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学者杨天石在日本发现参与其事的维新党人毕永年所撰的《诡谋直纪》，之后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其中不乏汤学均、房德邻、孔祥吉等名家参与。《诡谋直纪》中，作为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的毕永年自称受命为“围园”的执行人，事前康有为曾告诉他准备以袁世凯兵力为后盾，并让他带领百名壮士“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而后又有人告诉他，康有为的真实用意是“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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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另一个辅证，当时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留华四十五年记》中称：“（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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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失败后，毕永年知事机已泄，随即远遁避祸。流亡日本期间，毕永年与康梁等人发生矛盾，由此才有了这本揭露性的《诡谋直纪》。尽管各史家对史料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因它与袁世凯在民国后公布的《戊戌日记》有颇多相印证之处，因而这本《诡谋直纪》虽有不少失实之处，但也不能完全认定为“伪作”。而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负责营救其前往日本的宫崎滔天也回忆说，两人相见后，康有为曾告知他整个变法的过程与失败原因，其中即认为当前的急务是除掉慈禧太后，当宫崎滔天问他如何做到时，康有为即列举了日本的诸多志士，似乎对东亚的刺杀历史耳熟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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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清廷的上谕是“欲加之罪”、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可以因人废言的话，结合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康有为《自编年谱》及诸多时人笔记，似乎可以推定，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年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认为，戊戌政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后，慈禧太后只是限制了光绪的权力，过程相对相对和缓，但在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政变立刻走向流血化，这似乎也是目前近代史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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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密谋说”与“阶段说”成立的话，历史学界外的两种大众观点或有必要更正：一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政变非因告密引起，但告密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后果），二是慈禧太后发动流血政变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保守，而是因她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假如回到历史的现场，在一个号称“以仁孝治天下”的时代（即康有为所称的“我朝以孝治天下”），如果维新变法由此而遭受失败，康梁等人的急切与毛糙或许也有可罪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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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之后，事件中的另一个重要当事人，光绪皇帝陷入了困境。苏继武与恽毓鼎对政变过程的描述有不一致的地方，即：苏继武称光绪知道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计”，而恽毓鼎称光绪并无谋害慈禧太后之意。从记述人身份的角度看，时任起居注官的恽毓鼎所说似乎更可信一点（茅海建先生也认为光绪并不认可“围园劫后”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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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光绪的性格，如果说他敢于对慈禧太后下手，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作为一个四岁即脱离亲生父母而被强行抱入深宫的孩子，光绪虽然贵为皇帝，但其成长史却颇多辛酸之处。据说，光绪刚进宫时因身边没有亲人而日夜啼哭，慈禧太后无奈之下，只得赏与光绪的乳姆四品官服并将之召进宫中（当时规定，入宫须四品以上），小皇帝这才破涕为笑。但第二天早上，小皇帝又放声大哭，慈禧太后不知所措，问光绪乳姆才知道，原来小皇帝在醇王府时常与府中某马夫的儿子一块嬉戏，慈禧太后听后只好再次破例，赏给马夫的儿子四品官服，并立刻接到宫中，承担陪小皇帝玩耍的重大政治任务。小马夫来后，小皇帝这才嬉戏如常，慈禧太后也乐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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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野史，当不得真。不过话说回来，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关系也未必是外间人所传的那样恶毒与刻薄。事实上，光绪进宫后，当时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监护人慈禧太后须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在教育孩子这方面，虽然她很想做好，但由于其性格及耐性方面的缺陷，加上政务缠身，慈禧太后的表现实在不能算合格，其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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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慈禧太后对光绪还是抱有很大期望，她为小皇帝精心挑选了师傅，其中包括书法及学问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等人。但由于慈禧至高无上的威权，其对光绪的教育方法十分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慈禧太后对光绪过分严厉的原因或许是因当年对同治过于的纵容，但她忽视了一点：同治毕竟是她的亲生骨肉，即使遭到呵斥和惩罚，也不会感到过分害怕；光绪就两样了，他在宫中非常的无助与孤独，对于慈禧太后，他感到的不是亲情而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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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寇连材在《宫中日记》中说，慈禧对光绪一贯疾声厉色，在光绪小时，每天总是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光绪长跪。长此以久，光绪见了慈禧太后如同老鼠见猫，战战兢兢，胆为之破。孤身入宫的光绪本就胆小，在慈禧的威严强压之下，以至于长大之后都害怕听锣鼓吆喝之声，听到天上打雷也会吓得腿直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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