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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21日发布诏书后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将义和拳称为“义民”，并声称要将之编为民团，由端王、庄王和刚毅统率。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抚”的根本转变，表明清廷已与义和拳合流，但吹开历史肥皂的泡泡，其背后的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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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义和拳被招抚后并没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门下（如前文所叙），他们仍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无组织的特性，那种认为清廷试图依靠义和拳来保卫政权的观点显然是极为荒谬的。而且，清廷即使在公开招抚义和拳之后，这也并不代表对义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当然，颟顸而不识时务的刚毅和载漪等人是例外，在褒奖义和拳为“义民”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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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动机而言，刚毅可能因见识短浅的原因（或者说根本就是上当受骗）相信了义和拳，而载漪等人可能是抱有利用义和拳赶走洋人并制造混乱局面以乘机夺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庄二王（载漪和载勋）与贝勒载廉、载滢，率领义勇六十余人，胆敢闯入大内，搜拿教民……大声鼓噪，云以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等语。言毕口出不逊，竟敢詈上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时赶到，这场试图弑君的政变才被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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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清廷此时对义和拳的招抚看来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拳民、防止拳民暴动，而其对外宣战则给了拳民一个怒气的宣泄口，同时也在失控的局面中维护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换句话说，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贸然剿杀义和拳的话，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便已亡于拳民之手了。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清廷“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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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清廷的用意。就在6月20日发布的上谕中，清廷便提到“近日京城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而导致的“剿抚两难”困境；6月28日，清廷又向列强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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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朝廷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的原因：“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祸起肘腋”的含义，读者自当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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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慈禧对当时失控局势的描述：拳民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法不及众之忧，尾大不掉之势”，在面临危机考验时，决策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所指，不然即会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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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称：“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往津御洋兵，少两得之”；《石涛山人见闻志》也有这样一段记载：“闻各路兵及庄王、荣相、董军门、各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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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昶后因载漪“抚拳”的政策而被杀，但他的说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谓的“两得之”和石涛山人说的“半抚半剿”正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用意不过是在表面“招抚”的名义下将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减轻朝廷的危险和压力；同时，又可以通过拳民们暂时抵挡一下洋人的军队，稍微延缓其进军北京的速度；同时又借洋人之手消灭义和拳，或者清军干脆直接上阵剿杀。很显然，慈禧太后这种“中外平衡、一石双鸟、多重功效”的阴险策略，绝非是拳民的智商所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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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策略在7月22日清廷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中明显的透露了出来：“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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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了这个内部问题后，再看庚子年中的这个“使馆之围”就没那么复杂了。很显然，清廷对于外国公使们决无加害之意，而他们一再要求公使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过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尽量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试图甩掉这个包袱，而绝不是公使们认为的“有预谋的大屠杀”——这其实也证明了这些公使们对中国事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做一大胆推测的话，假定公使们真的在6月下旬在使馆卫队和清军的保护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庚子年的灾难可能会小得多。当然，在义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们怀疑清军的保护能力甚至动机也不是没有道理，因历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性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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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下，使馆之围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当时参加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少量由庆亲王奕励指挥的军队。在整个进攻过程中，荣禄和奕劻很聪明，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攻击外交人员会在日后带来极大的危害，想必也能体会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至于董福祥的甘军，他们仇恨洋人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正如当时一个笑话说的，李鸿章得知进攻使馆的军队是董福祥的甘军后，他大笑着告诉外人：“尽管放心，使馆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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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当时和端王载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进攻使馆的命令后自然尽心尽力，但问题是慈禧太后在围攻使馆的决策中也相互矛盾，围攻使馆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正如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的，慈禧太后曾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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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载漪等人。尽管中间可能会存在失控的情况，但慈禧太后对载漪、董福祥他们终究还是能掌控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阴险，她在事后也是把围攻使馆的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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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不想伤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围攻使馆呢？这可能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在诏告义和拳为义民后，在义和拳反洋情绪高涨时，清廷必须要有所表示，那围攻使馆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与其让义和拳去围攻使馆最后弄得不可开交，倒不如让可控的清军来完成这个表演。当然，这个表演还不能演的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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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下令围攻使馆的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为给公使们制造一定的压力，类似于通常说的“以战促和”，或者干脆把公使们变成“人质”。这种策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经用过，那就是将当时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拘捕，用以挟制英法并迫其接受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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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华国先生在《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像是故伎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清廷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看来，清廷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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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这层含义后，使馆围而不克的道理便不言而喻。要不然，以使馆极度缺乏重武器的并不到500人的卫队岂能抵抗得住？从慈禧太后的话来说，倘若真有心来攻，“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事实上，当时被围困的人在后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清军当时奇怪的进攻，譬如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就曾说《北京信札》，“中国人的射击角度总是过高”，他们甚至还“缴获了一些来复枪”（这似乎与荣禄暗中给使馆运送军火的传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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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是流弹，也能对使馆区里的人员造成一定的伤亡，但外国人主要聚集的英国使馆却并没有受到太多攻击，各使馆中的主要人员大都安然无恙，除了那个胆小的荷兰公使诺贝尔，他在使馆被围攻的过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不肯出来，但在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中出来察看联军是否到达时，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由此他也成为当年唯一受伤的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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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被包围的时间长达40多天，但真正受到攻击只有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间的局势大都以缓和为主。在最开始时，外围的战斗还是很激烈的，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到7月13日时，清军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已接近实现。英国公使窦纳乐当时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这样进攻，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地方完全占领。但在7月14日后，清军攻势突然减弱，16日后更是基本中止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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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清军发生如此变化的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逼迫公使们的目的已达到，二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与围攻使馆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清军也一直在进攻天津的紫竹林租界，但7月13日后，增援的联军反攻天津并于14日晨攻破天津城。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的军队难以抵抗，如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更加难以收拾，于是便加紧进行求和活动。在这段时间，双方的信使往来不断，清廷还给使馆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面粉等等。在此期间，“投掷石块代替了枪炮，双方都习惯了与敌人近距离对峙。随着号角之声发起的夜袭，实际上只是毫无意义的突然的枪声大作，然后又停下来，人们称之为‘起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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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后，清军又恢复了象征性的炮击，隆隆炮声虽然给了使馆人员以恐惧，但炮弹大都是在空中呼啸而过。直到8月11日，八国联军开始逼近北京，清军这才再度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但这种报复性的进攻只持续了三天，北京便宣告陷落。8月14日下午四点的样子，英属印度军团经西直门进入内城，在被围困的人们的欢呼声中进入公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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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联军部队原本以为“这些被围困的人应当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衣裳褴褛，或者是受了伤甚至气息奄奄或者根本就已死亡了”。但当他们进入使馆区时，“绅士们衣着得体地出现在眼前，许多人，如英国公使窦纳乐、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和美国公使康格都新刮了胡子，虽然穿着便装，但都整整齐齐的；女士们则穿着优雅的夏装，戴着帽子、打着洋伞。联军中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不是意外地走进了一个宴会会场？”相比之下，那些“解放军”就寒酸多了，他们蓬头垢面，军装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皱巴巴的挂在身上。这或许部分透露了庚子年那场奇特的“使馆之围”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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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后《辛丑条约》的正式措词并不是战败后所使用的peace treaty，而用的是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Protocol的意思是“议定书”，之所以用“议定书”，恐怕还是因清廷当的“宣战诏书”并没有指明交战对象，而只是用了“彼等”这个含糊的用语，而列强也无一宣布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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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清廷发布宣战诏书之前，列强军队已对大沽口炮台实施了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构成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责任一方反在列强。因此，说慈禧太后对列强宣战不但在法理上说不过去，事实上也不成立。对于列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意在解救公使和在华的外国人，并未与清廷构成战争关系。正如他们自己所称的，其军事行动是帮助清廷“剿除拳匪、恢复秩序”，以掩盖他们侵犯中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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