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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逗的是，第一次庭审完毕，章太炎半途作诗，并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后与之闹矛盾的吴稚晖即不无揶揄地说：“他以坐牢为荣，亦很好”，“可谓求仁得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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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代表清廷参加会审的上海县令汪瑶庭单方面拟定判决：章太炎、邹容应予“永远监禁”，但英美领事对此很不满，因他们不能开此先例，否则在之后的华人案件中，领事裁判权或将不保。与清廷僵持近半年后，双方最终妥协，会审公廨于5月21日作出判决：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罚做苦工，“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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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清廷注定要成为这场诉讼的失败者和被嘲讽对象，原因很简单，在传统专制年代，君主拥有无上神威，倘若被随意辱及乃至腾笑各方，即便将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也无可挽回。正如梁启超在袁世凯称帝时说的，神像一旦打破，即不再具有神圣性，而对于那些正值叛逆的年轻学生来说，这无疑是最具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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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与邹容的轻判与当时另一起案件有密切关系。1904年7月31日，《天津日日新闻》职员沈荩因揭发中俄交涉秘密事项而遭逮捕（也有说沈荩系原唐才常“自立会”成员，因被通缉而死），因逢慈禧寿庆而不宜公开杀人，遂改判“立毙杖下”。行刑时，“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诸习，故不至二百条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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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字林西报》对沈荩被杖毙的细节做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可怕的刑罚在4点钟开始执行，在此后的两个小时里，钝竹条像雨点一样落在可怜的犯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鲜血淋漓，但是犯人还没有死。他痛苦万分，请求行刑者速将其勒死，最终采取了类似的办法。直到夜幕降临，血肉模糊的身体才停止了颤动。”事件披露后，舆论一片大哗，英国首相为此向驻华公使直接发出训令：“现在《苏报》馆之人，不能交与华官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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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荩案”或许说明，在租界里尽可以乱骂，但出了租界的地面，就恐怕死罪难逃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租界是近代中国的自由滋生地，特别是对报刊舆论的培育更是作用匪浅。清末民初时，租界内的舆论堪称自由乃至放纵，多数报纸开了封，封了再开，换个名字即可，如章太炎等人被抓后，章士钊不仅没有逃离上海，反而在一个月后又创办了号称“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再如民初影响颇大的《民立报》（于右任等人创办），其原名《民呼报》，被封后改名《民吁报》，再封后才改名《民立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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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得以如此结局，这与租界特定的体制是分不开的。但是，这种历史的错位往往给著史者带来了莫大的困惑：一方面，主流著作一直在抨击列强的领事裁判权，其在租界的治外法权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破坏；而另一方面，当“革命志士”们托庇于这种治外法权并得以逃出生天时，治外法权似乎又不再是一个问题。这种“批清廷则说治外法权丧权辱国，革命则不说治外法权侵犯主权”的做法，当然也是一种“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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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曾说，“租界革命万人，不如租界外一人”。近代以来，中国从来不缺“远距离革命家”和“口水民主派”，租界也确实为各派系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而安全的保障，弄不好会掉脑袋的“革命”尚且如此，“口头革命”乃至恣意妄骂就更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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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宣传革命，《苏报》甚至不惜造假造谣，譬如捏造无中生有的《严拿留学生密谕》，譬如虚构北京学生“结秘密社，与海内外志士联络，希图革命”的情节，并以此号召北京的学生们起来暴力革命。对此，当时出版的《苏报案纪事》一书也批评《苏报》中人“明知其无而鼓吹之”，这种背离新闻精神与良知的做法，实际上将报刊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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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后，邹容虽判两年但在出狱前的一个月不幸瘐死狱中，年20岁。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太炎与章士钊都是踩在邹容尸体上成名的。民国后，孙中山追赠邹容“大将军”称号。据《革命逸史》所说，邹容“所著《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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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在“苏报案”的光环下，他随后凯歌东渡日本，但后也与孙中山等人闹翻，最终被视为“章疯子”（吴稚晖又骂其“装疯子”）而游离于革命阵营之外。至于“爱国学社”的几位要角，革命翰林蔡元培早在案发前半个月就去了青岛，而章太炎等人被捕后，吴稚晖也在亲友的劝说下很快离开上海，后转赴英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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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总是充满了激情。民国元年，戴季陶在主编上海租界内某小报时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短文，题目就叫《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这篇微博体文章，全文加题目不过170字，而其中竟然出现了7个“杀”字，可谓是杀气腾腾。但此时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章士钊却摇身一变，开始训起戴季陶这样的小辈过于激进了——他大概忘记自己当年那些“杀人”的狂呼小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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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报馆主人陈范，他在侥幸逃脱后带着二妾二女东渡日本，但因失去经济来源，最终家破人亡，两子出走不知所踪，两妾随他流落日本后改适他人。1905年夏，陈范从香港回到上海，后被两江总督端方的侦骑探得而投入狱中关押了一年多时间。1906年秋，陈范出狱，之后孑然一身，并在各地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此期间的陈范，居无定所，穷困潦倒，据说在香港时因酒瘾发作而无钱买酒，只得将陈少白的药酒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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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陈范回到上海并重操旧业，一度担任《太平洋报》笔政。1912年7月，应北京《民主报》社的邀请，陈范北上担任编辑，但不久又返回上海。1913年5月，这位昔日的《苏报》馆主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54岁。据说其死时，两个女儿均不在身边，死后也无钱入殓，后还是靠着亲友的捐赠才将其遗体装殓，置棺于上海西门斜桥外的湖南会馆。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特予明令褒扬”，但这已是陈范死后24年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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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二、漂洋出海：五大臣西方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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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一片喧嚣声中，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和端方五位大臣登上火车，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出访欧美各国考察宪政。正当车辆准备驶离时，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将尚未完全启动的火车震得左右乱摆，随后一团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冲出——一颗炸弹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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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说，炸弹爆炸后，载泽“眉际破损，馀有小伤”，绍英“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后查明，这是革命党人吴樾精心策划的一次暗杀，而“肇事者”当场被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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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清廷一度推迟了考察事宜，但由于舆论的坚决要求，清廷最决定再次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由于绍英受伤未愈、徐世昌另有任用，后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替换。为防止再次发生炸弹袭击事件，第二次大臣出洋考察决定分批出发，低调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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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7日，迎着凛冽的寒风，端方和戴鸿慈带领首批考察团（下称端戴团）进入正阳门火车站。鉴于上次的教训，“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按计划，考察团先到天津，之后由军舰“海圻”号护送至上海。12月19日下午2时，在众多国民的殷殷期望中，戴端团登上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随着邮轮汽笛的拉响，“西伯利亚”号收锚启航，缓缓驶离上海，向日本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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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14日，由载泽、李盛铎和尚其亨率领的第二批考察团（下称载泽团）也从北京低调出发，之后前往上海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由此，几经周折的出洋考察团终于离开国门，正式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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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工不同，端戴团只是途经日本横滨，之后即直接去了美国。十天后（1月16日），载泽团来到日本神户，开始了对日本的考察。在日本方面的安排下，考察团分别拜见了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外务大臣和陆军大臣等人。在日期间，载泽团重点考察了日本的上下议院、邮政、教育和地方行政机构等。日本方对载泽团的来访非常热情，专门指派了著名的法学家惠积八束博士给考察团仔细讲解了日本的君主立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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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考察期间，正值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这年的大年初一，日本天皇特意派出御用马车迎接载泽考察团入宫觐见与参观。觐见天皇后，考察团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进行了一次访谈。伊藤博文对此非常重视，他在会见之前便派人向载泽团赠送了自己的两部著作，《皇室典范译解》和《宪法译解》，以帮助载泽考察团更好的理解日本宪政。讲解完后，伊藤博文又对载泽团提出的问题一一详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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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问：“我们实行立宪，以何国最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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