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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考察团感到惊讶的是，各国国宴上不但有各国元首和各级官员，连企业主和商人等也可以共同出席。宴会后，这些企业主和商人甚至和本国高官甚至元首随意交谈，大家不分尊卑，站在一起谈论时事。这种事在大清简直不可想象。还有，考察团在游览奥地利皇宫时，发现里面“列树屏蔽，蔚然深绿，景色绝佳”。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园中“工人士女来游者甚众”，满是普通国民——皇家花园竟然是对外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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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对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考察都还比较顺利，唯有俄国比较棘手。俄国和大清领土相接，幅员辽阔，本也是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之国。这几年由于战争的缘故（刚被日本击败），政局很不稳定，颇有革命之象。正因如此，俄国才先行一步，实行宪政。由此，考察团也想去俄国看个究竟，效果如何。遗憾的是，俄国当时虽然已宣布实行宪政，但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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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考察颇为尴尬。众所周知，德国公使克林德曾于庚子年在北京被打死，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时隔6年之后，考察团来到德国，心里也颇为忐忑，害怕德国人会记仇而对他们有意为难。但和他们想象中不同的是，由于德国一些大企业在中国有颇多投资与合作，考察团不但未受冷遇，反受到社会各方极为热情的接待。当时德国皇帝、皇太子和高官们都亲自宴请了考察团，并安排他们到各地考察。一些知名企业如克虏伯公司、西门子公司和拜尔公司等更是热情，他们也希望能借此扩大在中国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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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各国兜了一圈后，载泽团于1906年5月19日乘坐法国轮船先行打道回府。6月21日，戴端团也随后踏上回程。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颠簸，载泽团于1906年7月12日回到上海；戴端团则于7月21日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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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载泽很快赶到北京复命。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见时，载泽力陈各国之所以富强，主要因各国均以宪法为国本，而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的洋务运动却没有成效，原因就在于不得要领。由此，载泽提出清廷立宪最好以日本模式为效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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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8月，考察团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其中明确指出立宪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位万世不易，相位旦夕可迁，君主不负行政责任；二是外患渐轻，立宪是国际潮流，立宪后外国将尊重我国；三是内乱可平息，实行立宪后，革命党人也无话可说，即使想作乱也无人跟从。据说，慈禧见此折后大为动容，足足看了有三个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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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各种困难，但考察大臣们还是大有收获，譬如戴鸿慈和端方署名编著的《列国政要》，还有戴鸿慈留下的《出使九国日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等等。这些早已束之高阁、满是灰尘的考察日记，在经过一百年的喧嚣之后，仍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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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这次考察的首要目标是宪政，每到一国，必然要去议院参观并考察其议会制度。由此，考察团对对各国宪政记载最详，也引发了颇多值得借鉴的思考。比如当戴鸿慈等人看到美国的议员们在国会中为议案而争得面红耳赤，“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这种公私分明（公事和私人友谊）的议事方式，让考察团的成员们十分惊奇，大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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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在英国时发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这里说的政府党，其实就是执政党；而非政府党，指的是在野党（反对党），这种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看似吵闹，其实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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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考察时，考察团甚至发现议会有权决定国王所任命大臣的去留，“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这种议会和君主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下的中国官员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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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在欧美各国不仅参观了议院和政府机关，他们也参观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去戏院看过表演，并游览过一些公园和动物园。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是文明国家的标志，却大都是中国所没有的，这难免让考察团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据《大公报》载，考察团从国外还买回了一批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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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回国后上奏朝廷：“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随后，清廷责成学部承办，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从外国带回的那些动物，后也被安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算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随后，各省也积极筹建图书馆、公园等公共设施，而这些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和五大臣出洋考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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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末难得的一抹亮色，曾给沉沦中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遐想。这次出洋考察，清廷事实上承认了西方文明在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终于迈出了清廷乃至中国历史转型的第一步。但令人遗憾的是，清末各种矛盾的纠葛和皇族亲贵的倒行逆施，使得清廷这十年来新政和立宪的一切努力，最终化为东流。这所有的一切，伴着宪政考察的曾经梦想，渐行渐远，渐成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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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三、科举残梦：旧秀才与洋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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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后，张亨嘉以光禄寺卿充大学堂监督，有人问及中西学优劣，张曰：“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假而甲午争朝鲜，一战而胜日；戊戌援胶州，再战而胜德。诸夷伎足东望，谓中国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举，欧美各邦将有效吾楷折八股而立中华学堂者矣！”愤激之辞，以诙谐出之，闻者莫不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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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尚未触及科举存废本身，已激起了众士人们最强烈的反抗。如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乃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康有为考中进士不过数年，却企图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笔账又如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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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士子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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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清廷按常例举行甲辰科会试，由于次年宣布废除科举，因而此次科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值得一记的是，这次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最后一次的进士则有以下闻人：谭延闿，35名；蒲殿俊，41名；陆光熙（陕西巡抚陆钟崎之子），62名；沈钧儒，75名；黄远庸，80名；汤化龙，108名；张其锽，1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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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大地上大打出手，主人却只能无奈又颇为无耻的高挂“免战牌”，宣布在这一场令国人蒙受耻辱的战争里“严守中立”。无论谁是这个战争中的赢家，清廷这种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政策都将令后人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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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以后，各省普设新学堂，“时局多艰，储才为急”也成为朝中大员与各省疆吏们的共识。痛定思痛之下，旧科举的不合时宜及与新学堂的抵触显得格外的鲜明，“东西各国富强之效，无不在于学堂”，“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科举制度也就此走到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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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为由，“请宸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诏书一纸，乡试、会试、科考、岁考一律停止，行之千年的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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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试不第的山西老举人刘大鹏虽早已放弃功名仕进，但他在听说废除科举已成事实后，仍旧有一种天崩地裂、万念俱灰的痛感。当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刘大鹏写道：“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始终。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举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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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刘大鹏又记道：“昨日在县，人皆言科举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课业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酸无生路矣。事已如此，无可挽回。”之后数月中，刘大鹏仍感慨万千，不能释怀：“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籍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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