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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的努力下,清廷于1904年制定近代第一个系统学制(因当年为癸卯年,亦称“癸卯学制”),在这个以日本为模式的新教育体制中,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就内容层次而言,“癸卯学制”已非常接近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这也是中国向近代转型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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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学部正式成立,在传统六部之一的礼部被削弱的同时,学部执掌教育并将之职能大为扩充。新教育铺开后,其成效不可不谓显著,据宣统元年(1909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中的数据,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而5年之后,全国学堂已扩至52348所,学生增至1560270人,发展之速,可谓惊人。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具体列出:1909年全国高等学堂学生约4千余,专门学堂学生约2万余人,普通中学堂学生约4万余人,实业师范学堂学生亦约4万余人。以此计算,则中学堂以下学生占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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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学堂及学生数量的激增,既以教育新政铺开未久相关,也与清廷颁布的《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有莫大关系。“强迫教育”类同于现代的义务教育,该《办法》从劝导入手,要求各省会至少设蒙学堂100处,每堂至少50人;各州府县至少设40处,学童至少2000人;幼童最迟到10岁必须入学,如一年后尚有未入学者,按荒学律惩其父兄。尽管该《办法》未必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执行,但其强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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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6月,山东巡抚袁树勋专折上奏,请求朝廷对“行乞三十年,兴学三州县”的“义丐武训”进行表彰;1911年5月,江苏川沙厅已故职商杨斯盛因“倾产兴学”而被清廷下令“付史馆立传,并赠盐运史衔”。清廷的鼓励与提倡,无非是要在民间树立“兴学育才”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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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以西学为先,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中极口称赞留学外国效果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而“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以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其影响下,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而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在其中大力推动,并称愿为每年接纳200名学生前往日本而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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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的《游学译编》(第6册)曾发表一篇妙文,其中谆谆开示:“当今科举,作为三届裁完。已中式之进士,须入大学堂卒业,然后选官……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我父老试思:与其以家居求之也,较之航洋求学者之进取为如何?夫得一秀才,得一举人,得一进士翰林,无论今日已作为废物……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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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西学人才之匮乏,清廷积极推动官费留学、鼓励自费留学,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经考核合格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并在用人时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海外留学掀起热潮,而其中又以留学日本的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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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遣唐使,今有留日生。庚子年前,留日学生极少,1896年不过十余人,庚子年后也不过数百千余人,但1905年日本战胜老牌帝国沙俄与废除科举后,留日人数陡然激增,1905及后两年均达到八千人,1906年甚至接近一万,因人数增加过快,当年有三千多人无法正常入学(均为自费生)。由于日本的教育机构无法接纳潮涌般的中国学生,而留日速成生的质量颇有欠缺,学生间又有革命风潮,日本文部省后颁布《取缔中国学生规则》,严格本土留学机构的招生及教育,加之清廷停派速成生等因素,1908年后留日学生锐减为4000人并渐趋下降,留学日本之热潮也就此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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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学问体系主要来自欧美,当时选择留学西洋的中国学生也有,但人数远不及日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曾从福州船政学堂中选派部分毕业生前往英国学习海军,也曾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因各种原因撤回。同期间,在华教会曾选派了一些中国青年前往欧美留学,但人数不多。八十年代后,李鸿章选派段祺瑞等四人前往德国学习陆军(荫昌比之更早),人数更为有限。直至清末新政,清廷和各省均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人数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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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908年后将庚子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60名。为此,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还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民国后,此制度并未因清朝覆亡而终止,庚款留学(留美、留英等)在二三十年后结出硕果,民国的很多大师如胡适等均出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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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说,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远高于留日学生。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指出:留日学生中“已入学者半数为各省公费生,习师范、政治速成科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科者百分之三十,入高等、专门学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百分之一”。比较而言,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其中拿到博士学位的不乏其人(如施肇基、陈锦涛等),而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虽然人数众多,但博士却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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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学部举行首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据本次高中的曹汝霖回忆,学部尚书张百熙“以学者从政,罗致人才,尤重视留学生,特议考试留学生,以备任用。第一次应试者,只有十四人,西洋留学生,无一应试。第二次人即多了,西洋学生应试者亦多,颜惠庆等即是第二次应试者。考试留学生分两次,第一次在学务处,及格者再行保和殿殿试……此次学务处考试,即等于会试,由于晦若(式枚)、王书衡(式通)两先生监试,特别优待,中午备席(第二次即没有这样优待)。试题为一论一策,皆关于新政,惜不能记忆,试后一榜皆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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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忘记的题目分别为:《楚庄王日训国人申军实论》及《两国交战,局外之国不得干预,谓之局外中立。局外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其权利义务若何?试据学理,并参各国成例评论之》。前者为传统题,后者为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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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对考试过程记忆犹新:“越数日,即行殿试,悉循科举制,黎明应考者即集左角门,各携考试用具,并掮一可折的矮几。点名后入保和殿,殿铺藏毡,将矮几展开,席地而坐。有顷,监试大臣二人入场。少顷,钦派阅卷大臣三人,手捧钦命试题同试卷,分各生每人一份。分发毕,阅卷大臣即退,只留监试大臣……午膳各带点心。到申刻,监试大臣即说,快交卷了,不能继烛。有的早已交卷。越二日发黄榜,张于左角门外,一榜尽赐及第,惟分一等为进士,二等为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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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后,曹汝霖等人经引见后授职:“一等者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者授七品小京官、县知事。吏部定日引见,在颐和园仁寿殿,御案移近殿门,引见者站在陛下,上下都能看见,每人高声自背履历,慈禧太后坐中间,光绪皇帝坐于左侧。揣引见用意,要观其容,听其声,察其举止而已……那次引见,共十四人,由吏部员司引导列为一排,第一为金邦平,第二为唐宝锷,余排在第三,只听得金君朗背,金某年几岁,戛然而止,唐即接背广东香山人……余授职主事,归商部候补,主事六品奏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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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卒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科的陆宗舆也参加了此次考试,被奖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后来的同道中人、撰有《日本游学指南》影响颇大的章宗祥则先是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后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虽未参加留学生考试,但被特赐进士出身。在科举制被废弃之后,新的进身之路却假借传统的功名重新复活,只是规模已远不能与之前的科考相比,像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在清末官场的崛起,无疑是其中的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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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点名的颜惠庆参加了第二次的游学生考试,据其回忆,当时的主考官为唐绍仪,副考官为严复与詹天佑。严复为当年选派留英学习海军的福州船政生,而唐、詹均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后者系耶鲁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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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试中,耶鲁大学博士陈锦涛名列第一,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的颜惠庆列第二,其弟颜德庆(毕业于利哈伊大学)列第四,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施肇基列第五,前十名均被授予进士出身,且大多为美国大学毕业。其余40多人,名列二等,均授举人出身,其中多为留日学生。与曹汝霖这批活跃于官场的留日生相比,颜惠庆这批人大多活跃于外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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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试尚有一花絮,当时名列前十的有两位牙医,其中一位本职为内科医生,牙科只是其副业,而另一位则是单纯的牙医。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认为,进士头衔只能授予读书人,像牙医这样的方术之士根本没有资格跻身此列。因此,前者获得进士出身尚可,后者只能屈居二等,授予举人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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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旧士绅们还大为不满。《国乘备闻》中记载了这么一段:“王闿运晚年被荐,特旨授检讨,已七十余矣,时科举早废,游学生返国试高等,有牙科进士亦同时授馆职,王闿运因撰联自嘲云:‘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言谈之中,对此等新科考颇有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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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也曾说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次他与陈独秀谈天说到秀才,陈是秀才,蒋也是个秀才。陈问蒋:“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说:“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听说后便向陈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你这个‘八股秀才’的确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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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鼎革之际的清末秀才也有分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庚子年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后者因偏于洋务西学,古典根基不如前者,因而常被人认为学问不够,蒋所记载,虽系笑话,却也非凭空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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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四、不道德的收入:清末禁烟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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