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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学部举行首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据本次高中的曹汝霖回忆，学部尚书张百熙“以学者从政，罗致人才，尤重视留学生，特议考试留学生，以备任用。第一次应试者，只有十四人，西洋留学生，无一应试。第二次人即多了，西洋学生应试者亦多，颜惠庆等即是第二次应试者。考试留学生分两次，第一次在学务处，及格者再行保和殿殿试……此次学务处考试，即等于会试，由于晦若（式枚）、王书衡（式通）两先生监试，特别优待，中午备席（第二次即没有这样优待）。试题为一论一策，皆关于新政，惜不能记忆，试后一榜皆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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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忘记的题目分别为：《楚庄王日训国人申军实论》及《两国交战，局外之国不得干预，谓之局外中立。局外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其权利义务若何？试据学理，并参各国成例评论之》。前者为传统题，后者为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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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对考试过程记忆犹新：“越数日，即行殿试，悉循科举制，黎明应考者即集左角门，各携考试用具，并掮一可折的矮几。点名后入保和殿，殿铺藏毡，将矮几展开，席地而坐。有顷，监试大臣二人入场。少顷，钦派阅卷大臣三人，手捧钦命试题同试卷，分各生每人一份。分发毕，阅卷大臣即退，只留监试大臣……午膳各带点心。到申刻，监试大臣即说，快交卷了，不能继烛。有的早已交卷。越二日发黄榜，张于左角门外，一榜尽赐及第，惟分一等为进士，二等为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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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后，曹汝霖等人经引见后授职：“一等者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者授七品小京官、县知事。吏部定日引见，在颐和园仁寿殿，御案移近殿门，引见者站在陛下，上下都能看见，每人高声自背履历，慈禧太后坐中间，光绪皇帝坐于左侧。揣引见用意，要观其容，听其声，察其举止而已……那次引见，共十四人，由吏部员司引导列为一排，第一为金邦平，第二为唐宝锷，余排在第三，只听得金君朗背，金某年几岁，戛然而止，唐即接背广东香山人……余授职主事，归商部候补，主事六品奏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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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卒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科的陆宗舆也参加了此次考试，被奖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后来的同道中人、撰有《日本游学指南》影响颇大的章宗祥则先是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后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虽未参加留学生考试，但被特赐进士出身。在科举制被废弃之后，新的进身之路却假借传统的功名重新复活，只是规模已远不能与之前的科考相比，像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在清末官场的崛起，无疑是其中的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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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点名的颜惠庆参加了第二次的游学生考试，据其回忆，当时的主考官为唐绍仪，副考官为严复与詹天佑。严复为当年选派留英学习海军的福州船政生，而唐、詹均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后者系耶鲁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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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试中，耶鲁大学博士陈锦涛名列第一，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的颜惠庆列第二，其弟颜德庆（毕业于利哈伊大学）列第四，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施肇基列第五，前十名均被授予进士出身，且大多为美国大学毕业。其余40多人，名列二等，均授举人出身，其中多为留日学生。与曹汝霖这批活跃于官场的留日生相比，颜惠庆这批人大多活跃于外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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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试尚有一花絮，当时名列前十的有两位牙医，其中一位本职为内科医生，牙科只是其副业，而另一位则是单纯的牙医。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认为，进士头衔只能授予读书人，像牙医这样的方术之士根本没有资格跻身此列。因此，前者获得进士出身尚可，后者只能屈居二等，授予举人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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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旧士绅们还大为不满。《国乘备闻》中记载了这么一段：“王闿运晚年被荐，特旨授检讨，已七十余矣，时科举早废，游学生返国试高等，有牙科进士亦同时授馆职，王闿运因撰联自嘲云：‘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言谈之中，对此等新科考颇有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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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也曾说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次他与陈独秀谈天说到秀才，陈是秀才，蒋也是个秀才。陈问蒋：“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说：“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听说后便向陈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你这个‘八股秀才’的确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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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鼎革之际的清末秀才也有分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庚子年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后者因偏于洋务西学，古典根基不如前者，因而常被人认为学问不够，蒋所记载，虽系笑话，却也非凭空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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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四、不道德的收入：清末禁烟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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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初夏，翰林学士恽毓鼎奉命前往开封充任癸卯科同考官，返京路上，他惊讶的看到，黄河沿岸竟然种植着绵延连片的罂粟。在色彩暗淡的豌豆或麦田的衬托下，那些罂粟花开得如此的艳丽而惹人注目，让恽大学士忍不住赋诗一首：“晓渡黄河走转车，离家较近转思家；南风十里鸳鸯锦，开遍连畦罂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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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后，美国社会学家罗斯也在陕西看到类似的情形，“成片的罂粟花长得如火如荼，异常耀眼。它们的主色调是雪白色，花冠则五颜六色，有紫色、粉色、深红色、猩红色、红宝石色，这些颜色点缀在白色罂粟花上，五彩缤纷，煞是好看……它们就像是技艺高超、美艳绝伦的美女蛇，引诱驱使着众多的追随者”；“罂粟花在阳光下摇曳生姿，鸦片种植的繁荣，让人丝毫不会觉察这个国家的暮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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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还观察到，每到罂粟成熟的季节，农民总是先用小刀把球状的罂粟果划开一个口子，然后牛奶一般的汁液就会从小口子渗出；一两天后，汁液会变成棕黄色的胶状物，把这些东西刮下来，就是“原生”的鸦片——事实上，这种未经加工和提纯的鸦片本身就是一种毒药。与粮食作物相比，罂粟的产量十分有限，每英亩只能产几英镑鸦片而已（一英镑为453克，合一斤不到），但到鸦片出售时，每英镑可以卖到2至10美元，是种植小麦收入的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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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属初级毒品，因产地不同而颜色或有差异（黑色或褐色），其外观与气味并不讨人喜欢，因初提炼的生鸦片会有一种强烈的氨味（或可称之为陈旧尿味），往往令人作呕；但经烧煮与发酵后，被制成条块状或饼状的熟鸦片则呈现出棕色或金黄色的外观，而且吸食时会产生出一种香甜气味，令人醺醺欲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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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期，尚未等鸦片战争开战，全国各地早已是烟馆林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吸食鸦片竟被视为富贵荣华的标志，就连道光皇帝，也一度沾染成瘾（道光在《赐香雪梨恭记》中说，“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蚀微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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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道光发现吸食鸦片费用甚大，而他又是“史上最吝啬的皇帝”，于是将烟膏毁弃，并处死了最早进烟的太监。戒除烟瘾后的道光不无担忧地说，此物如不禁绝而任由它流行于内地的话，不但亡家，实可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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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并非始于道光，早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雍正朝即有规定，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比照邪教惑众惩处，最高可处绞监候。但荒唐的是，严刑峻法下的鸦片非但屡禁不止，反而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而泛滥成灾。据统计，1856年从境外输入的鸦片价值3500万银元，至最高峰的1879年达到94835箱，合1312万英镑（约5200万银元），而闻名上海滩的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当时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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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药”（进口鸦片）潮水般涌入的同时，作为货币使用的白银则不断外流，这对于一个“银本位”国家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为此，清廷想出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高招，那就是准许本国种植罂粟。这样的话，“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在此思维启发下，就连林则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改变了之前的强硬主张，其认为，“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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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保护国民身体素质的基本宗旨，清廷的“禁烟”政策也就变成了防止白银外流乃至于“与洋争利”的经济手段，开禁也就是迟早的事了。“烟禁”放开后，一些适合种植鸦片的地区为追逐丰厚利润而改种罂粟，很多肥沃的“生谷之土”被挤占，而在大量土烟涌入市场后，鸦片价格随之下降，这又导致吸食者成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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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大佬、曾任多省督抚的曾国荃对此极为痛心：“以前力耕之农夫，决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而为乞丐、为盗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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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结束到清末禁烟，鸦片在中国已弛禁半个多世纪。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统计，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十九世纪，鸦片是世界贸易中交易金额最大的单宗商品。与此同时，国内鸦片种植也十分普遍，据1906年的统计，全国共播种罂粟近1800万亩，占当时全国总耕地的1.5%，而在部分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罂粟种植面积占到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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