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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道光发现吸食鸦片费用甚大,而他又是“史上最吝啬的皇帝”,于是将烟膏毁弃,并处死了最早进烟的太监。戒除烟瘾后的道光不无担忧地说,此物如不禁绝而任由它流行于内地的话,不但亡家,实可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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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并非始于道光,早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雍正朝即有规定,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比照邪教惑众惩处,最高可处绞监候。但荒唐的是,严刑峻法下的鸦片非但屡禁不止,反而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而泛滥成灾。据统计,1856年从境外输入的鸦片价值3500万银元,至最高峰的1879年达到94835箱,合1312万英镑(约5200万银元),而闻名上海滩的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当时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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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药”(进口鸦片)潮水般涌入的同时,作为货币使用的白银则不断外流,这对于一个“银本位”国家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为此,清廷想出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高招,那就是准许本国种植罂粟。这样的话,“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在此思维启发下,就连林则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改变了之前的强硬主张,其认为,“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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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保护国民身体素质的基本宗旨,清廷的“禁烟”政策也就变成了防止白银外流乃至于“与洋争利”的经济手段,开禁也就是迟早的事了。“烟禁”放开后,一些适合种植鸦片的地区为追逐丰厚利润而改种罂粟,很多肥沃的“生谷之土”被挤占,而在大量土烟涌入市场后,鸦片价格随之下降,这又导致吸食者成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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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大佬、曾任多省督抚的曾国荃对此极为痛心:“以前力耕之农夫,决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而为乞丐、为盗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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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结束到清末禁烟,鸦片在中国已弛禁半个多世纪。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统计,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十九世纪,鸦片是世界贸易中交易金额最大的单宗商品。与此同时,国内鸦片种植也十分普遍,据1906年的统计,全国共播种罂粟近1800万亩,占当时全国总耕地的1.5%,而在部分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罂粟种植面积占到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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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川为例,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喾六七”;川土“行销湘、鄂、陕黔等省,道途数千余里”,而在清廷宣布禁烟的前夕,四川“有四十余州县,除边厅者,向资罂粟为生计。”光绪年间,云、贵、川三省的土烟产量最高,其原因有二,一是当地罂粟种植的收益远高于粮食种植,二是与西南地区多山地而少良田的自然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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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经济的繁荣与众多的吸食者互为因果。据统计,1906年全国鸦片产量约5800万斤,鸦片吸食者超过2000万人,而在部分罂粟种植区,由于鸦片十分便宜,以至于吸食者众多,如四川、甘肃等地,近半甚至超过四分之三的男人都吸食鸦片,而女性也为数不少。有一些地方,人们讨论婚嫁时,最需要了解的细节竟然是这个家庭中拥有几杆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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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后,国内对革除鸦片陋习的呼声日益高涨,经反复争论后,清廷最终于1906年9月20日颁发“禁烟上谕”,宣称在“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当年11月30日,会议政务处拟定《禁烟章程》十条,其中对禁吸、禁种、禁运等各项举措作了具体规定。1908年4月,清廷委派恭亲王溥伟充任“禁烟大臣”,以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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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吸食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各级官员与随从者,鸦片战争之前即有人估计,京官中吸食鸦片者占十分之一,地方官中则有十分之二、三,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或许是出于表率作用或改善政府形象的考虑,清末禁烟的最大亮点即在于,禁烟从官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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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禁烟章程》第九条的规定,凡六十岁以下的官员限六个月戒断(此条同样适用于学堂教习、军官、士兵、学生等),否则即要辞去公职。为此,各省先后设立禁烟局所五十二处,并令各级官员、有职人等分期调验。这种专门的检查场所,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唯独没有鸦片供应,受验人员必须在这里呆满3天,才算通过。据报告,到1911年4月20日,京内各衙门已戒断者近5400人,因“戒烟不力”而被“革职休致”或自请开缺者达290人,更有136人“因戒吸而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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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禁烟的另一大突破是通过外交谈判与英国达成协议。自1907年开始,英国承诺每年自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减少10%,如清廷在其后3年的禁烟成绩有重大进展,英国将继续减少进口(如无进展,中国需赔付英国此前损失的3倍)。1909年2月,清廷在上海主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会议地点设在外滩最豪华的汇中饭店,当时有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等1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作为会议的重要成果,本次“万国禁烟会”直接催生了首部国际禁毒公约——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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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年试验期即将到期之时,清廷于1910年与英国重开谈判,但英国人对中国的禁烟成果将信将疑,迟迟不肯兑现在之后7年内停止向中国输出鸦片的承诺。为调查清廷的实际禁烟情况,英国外交部委派资深外交官谢立山展开实地考察。从1910年5月到1911年5月,谢立山用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6个主要鸦片种植省份,在其后提交的评估报告中,谢立山认为,“山西实际上已完全停止了罂粟种植,陕西罂粟种植减少大约30%,甘肃种植减少不到25%”;“云南全省自从采取禁烟措施后种植减少大约75%”,贵州“鸦片种植已减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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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禁除鸦片呼声的高涨,资政院在首次年会上通过决议,奏请清廷于1911年1月29日全面禁止鸦片种植,并全面禁止鸦片进口。该决议通过的次日,清廷外务部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交备忘录,其中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彻底禁绝本土鸦片而英国仍向中国出口鸦片的话,这不但有违公平,而且是不道德的。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最终同意继续减少鸦片出口,并于1917年全面停止对华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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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禁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其背后也不乏艰辛。鸦片祸国殃民,其危害人所皆知,但半个多世纪的弛禁使得一些地区已对鸦片种植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依赖,禁烟的直接后果是地方财政收入锐减,鸦片产业中的许多人失去经济来源,其中尤以烟农的矛盾最为突出。对烟农来说,如果“易烟而谷,其利入不十之一”,“既不足以赡其身家,且农具牛种早已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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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说,禁烟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是有益的,但就短期而言,但凡禁烟严格的地方,通常都伴有各种反抗,其中不乏激烈之举。据《东方杂志》的报道,禁烟令下发之后,各地烟农纷纷起而抵制,如四川湄州,烟农“群起反对,竟将局署围攻打毁,地方匪徒,乘机起乱”;河南汝州、陕州一带,“因委员禁拔烟苗,大滋乡民之怒,当时委员敷衍了事,仅将道旁各处烟苗拔去销差,不意今年该处所种较去年又多数倍,地方官虽出示禁止,而该乡民以性命相拼,致死不拔”,“省台委人前往禁止烟馆,拔去烟苗,委员甫到该处,即为乡民所知,聚众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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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过程中,激起民变甚至打杀官员的事件屡见不鲜,如陕西凤翔府、眉县等地的县令下乡禁烟时,往往受到烟农的围攻乃至追打;甘肃皋兰县强迫烟农拔除烟苗时引发事变,兰州知府甚至因禁烟而导致全家被杀;陕西武功县的烟农们敲锣打鼓,拿着铁叉镰刀逼退了禁烟的官员和随从们;山西太原更是发生流血事件,禁烟官员被阻后,协助禁烟的清军士兵使用空心子弹进行恐吓,但此举遭到了农民们的嘲笑,结果士兵们用实弹打死了五十多位受害者。悲剧发生后,一些带头抵抗或肇事的农民再次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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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压力下,农民也有变通办法,他们往往会把罂粟苗转移到离道路较远的地方,以逃避官府的检查。事实上,很多地方官也不能和老百姓过于为难,因一旦激起民变的话,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往往难保,而烟农也多苦苦哀求,希望地方官行行好,至少也要让他们把这一季种完。再者,禁令本身也可以权力寻租,其中即有一些官员被烟农或鸦片商买通,他们在睁一眼闭一眼的同时趁机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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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清末禁烟在短短的数年间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禁烟后,随着小麦稻谷种植面积大大增加,粮食供给变得充足,而被鸦片挤占的商业也在恢复。以甘肃为例,内地商人之前往往来此收购鸦片,而禁烟后则改为羊皮、猪鬃等。作为禁烟成效的另一个证明是,鸦片价格在此期间连翻数倍,据说四川奉节县因远离总督府而禁烟松弛,大约有五分之四的耕田都种了鸦片,结果那些滑头的烟农们很是发了一笔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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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善政”,清末禁烟却引发了另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大加剧了清廷财政上的危机。庚子年后,由于推行新政和外加各项赔款,清末财政已是捉襟见肘,而禁烟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据统计,在禁烟政策实施前,清廷每年从洋土药所得收入高达1000万两(含进口鸦片的进口税、土药的厘金、烟亩捐等),约清廷财政收入的8%左右(而据何启、胡礼恒在《新政真诠》中的说法,很多土药的收入实际上被地方政府隐瞒,如果算上这笔收入的话,很可能是2600万两而不是1000万两,另外还有一些更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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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因禁烟而导致的财政损失,清廷想方设法另开税源,譬如推行印花税、盐斤加价等,但这些远远不能堵住由此带来的财政窟窿。为此,地方督抚们也是绞尽脑汁,掘鼠罗雀,如云贵总督沈秉坤开矿增收,广西巡抚张鸣歧请收宰牛之税,四川总督赵尔巽拟抽肉厘,江西巡抚冯如骙对出口之米征税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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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一项要务是练新军,而很大一部分军费是来自于鸦片税款。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为例,在1895-1905年期间,其经费有30%来自于鸦片税,而禁烟令后,来自鸦片税的经费下降为13%,结果导致原本可以生产出世界最新式枪炮的兵工厂最终难以为继,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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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的财政困难下,各省不得不削减用于军队的开支,而这又招来了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1910年10月,被派往江宁陆军中学学习的第九镇军官被宣布只发给7成薪俸时,学员们的情绪表现十分激愤。1910年底,湖北宣布削减新军开销,总数达56万两,军人对此表示抗议,有的甚至带着武器离开了军营(一条步枪可卖数十两银子)。1911年,清廷已无可能足额发放官兵们的薪俸,于是在当年5月宣布各级军官的俸银削减40%,这无疑是新军军官们在辛亥年与清廷离心离德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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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历史学者田海林指出的,清末禁烟新政搞得越好,清王朝就覆亡得越快。作为悖论的是,清廷既要禁烟,又要依靠鸦片收入输血,其厉行禁烟,原本是想通过禁烟洗刷污垢的政治形象,但断绝鸦片税收,也就等于拔掉了其赖以苟延残喘的输血管。这种做法,无异于快速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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