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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可笑，被伪造相片陷害的事情，岑春煊并非第一例。《异辞录》中说，“摄景之法极其浅近，两片相合尤轻而易举。光绪十年间，招商局得旗昌洋行业产，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马建忠总办局务，沈能虎为副。建忠嫉之，密以能虎与妓女合影献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为罪，嗣见能虎，仅加斥责而已。能虎末秩微员，谒见上司，殊不敢对；文忠既未明言，尤难申诉。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时传为笑柄。后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换句话说，早在光绪十年（1885年）时，马建忠曾伪造相片陷害对手沈能虎，可惜上司李鸿章并未上当，而岑春煊这次却中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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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个月时间，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御史赵启霖和共同参与弹劾段芝贵的军机大臣林绍年等人，当时均为是瞿鸿禨一派）相继罢官，而奕劻、袁世凯集团在这场政治大对决中大获全胜。这一事件，史称“丁未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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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岑春煊寓居上海，直至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在“川路风潮”已无可收拾时，清廷命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总督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但岑春煊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他最初称病，后至武汉而迟迟不行。武昌起义爆发后，岑春煊立刻返回上海，清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他也以“道路梗阻”为由拒不就任。在清廷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世受国恩”的岑春煊竟领衔发出共和通电，要求清帝退位。由此可见，功臣之后也未必可靠，特别像岑春煊这种多变投机之人，但凡有风吹草动，君臣之义即可弃如敝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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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袁世凯执掌大权，岑春煊当然是靠边站。1913年“二次革命”时，岑春煊被革命党人遥举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但举事很快失败，岑春煊也因被通缉而逃往南洋。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广西督军陆荣廷电请岑春煊回国主持讨袁战争，据说岑春煊曾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币100万元供应两师之枪械，岑本人也被推为护国军都司令。此期间，有一事颇值一提，那就是曾陷害岑春煊的蔡乃煌当时正在广东军头龙济光帐中，后龙济光在岑春煊的压力之下将蔡杀死，算是给岑春煊报了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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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岑春煊被西南军阀举为名义领袖，直至1920年10月护法军政府取消。此后，岑春煊寓居上海，不再介入政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岑春煊曾捐助3万元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次年4月，岑春煊因病逝于上海，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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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初任两广总督时，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在禀贴中夹带了一张40万两的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岑春煊将要对他们不利，但没想到的是，没有收礼的岑春煊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爱护商民，以至于岑春煊离任时，商民们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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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闻备乘》中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矣。”岑春煊以“屠官”而闻名，在百姓眼中他是个“好官”，其参劾的管吏也大多罪有应得，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行事过于操切，处置有失公允，则亦有可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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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的一生复杂多变，若以“三屠”论，张之洞有识，袁世凯有能，岑春煊则是有气，他虽然有胆有识，但失之过粗，辜鸿铭也曾说他“绝对不知思想修养为何物”（后一句则为“正因他完全不知思想修养，他是光明磊落的”）。在官言官，官必有术，这或许是岑春煊在官场上走不远的原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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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七、侠女竞雄：秋瑾的生前与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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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15日也就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在天色刚刚蒙蒙亮时，31岁的秋瑾被押至绍兴山阴县轩亭口当街斩首，血溅三尺白练。据报载，遇难前的秋瑾“身穿白色汗衫，外穿原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钉有铁镣，两手反缚”；“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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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亭口一向是处死强盗的地方，按大清律例，女子犯罪一般用绞刑而不用斩首，在社会各界要求废除残酷肉刑的呼声下，作为新学新女性代表的秋瑾被地方当局残忍处死，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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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小名玉姑，别号竞雄，祖籍浙江绍兴，1877年生人。秋瑾的童年在厦门度过，17岁那年，父亲官调湖南，秋瑾随家人入湘。3年后，秋瑾和湘潭富绅之子王廷钧成婚，次年生一子。1899年，王廷钧捐了个户部主事的京官，随后秋瑾携子赴京，1900年因闹义和团而回湖南暂避，次年再生一女。1903年，王廷钧回北京复职，秋瑾随同至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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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与吴芝瑛做邻居的话，秋瑾的人生或许与其他传统妇女一样，在家相夫教子，于默默无闻中度过平凡的一生，但与吴芝瑛相遇后，秋瑾的命运被改变了。吴芝瑛的丈夫当时也在户部任职，他们同住在绳匠胡同，两位女子由此相遇，并成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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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瑛比秋瑾大10岁，别号“万柳夫人”，她的出身背景与秋瑾极为相似，其父曾任宁阳、禹城、蒲台、武城等地知县，其伯父、晚清名士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当时知名的诗文大家并被誉为最后一个“桐城派”。与秋瑾一样，生于诗书之家的吴芝瑛也是一位工诗文、善书法的女才子，与秋瑾相遇后，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并结为义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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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在户部为官，但吴芝瑛之夫与秋瑾的丈夫却是迥然相异的两人。吴芝瑛的丈夫廉泉善诗而有才名，其思想维新，曾在京开设文明书局，并与日人合办东文学社，颇有影响。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则不同了，虽然其出身富贵亦不失为翩翩佳公子，但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与秋瑾成婚后，两人“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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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家接触了许多新学书刊后，性格原本就伉爽若须眉的秋瑾眼界大开，胆识与增。也就在这个时期，秋瑾的个人作风发生突变，她不愿再过这种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日子而对妇女解放有着强烈的向往，正如其对吴芝瑛的剖白：“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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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秋瑾改易男装，并在公开场合露面，由此引发了与丈夫的尖锐矛盾。王廷钧出去吃“花酒”应酬时，秋瑾也女扮男装出去看京戏，最终夫妻反目。1903年中秋节，秋瑾从家中出走。半年后，她不顾家人的众多阻扰，靠变卖首饰等物凑足了学费和路费，最终踏上前往日本留学的道路。离国之日，吴芝瑛邀集众女友在陶然亭为秋瑾饯行，吴于席间挥毫作联：“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以志别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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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秋瑾最终选择了“娜拉式”的道路，这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在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实际上也抛弃了过去的那种传统女性的身份，甚至不乏母性的丢失。留日期间，秋瑾仅探视过一次子女，其目的还是向公公索款办学，当朋友问起她的家庭时，秋瑾只淡淡地说：“如隔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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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期间的秋瑾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生，1904年至1905年，秋瑾至少参加了天地会、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六个会党抑或革命组织，其热情和精力为大多数革命男党所不及。1905年春，秋瑾一度回国并先后拜访了蔡元培、徐锡麟，由此走上革命的不归路。1905年7月，秋瑾再次来到日本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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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此时的秋瑾无疑是特行独立的，她已完全褪去了女性的衣着而改穿日本和服、腰佩倭刀，并改名为“竞雄”。据日本女子教育家服部繁子的回忆，秋瑾与之初次相见时，“高高的个头，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全部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这个装扮，让服部繁子完全不辨雌雄，而秋瑾的话更是让她感到震撼：“我之所为，并非我个人之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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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大哗，陈天华蹈海自尽。追悼会上，据说周树人、许寿裳等人主张继续留在日本读书，而秋瑾力主回国，以示抗议。话到激动处，秋瑾竟从靴筒里拔出倭刀插在台上：“如有人回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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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秋瑾践守诺言，返回国内。她开始到浙江吴兴浔溪女校任教（校长为其好友徐自华）。两月后，秋瑾赴上海设“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的联络点。1907年1月，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她在发刊词中将之形容为中国女性“脱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的“一盏神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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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是秋瑾的夙愿，但此时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她去完成。1906年冬，光复会领袖徐锡麟派王金发找到秋瑾，请她主持绍兴大通学堂事务，实则为举义准备力量。为掩人耳目，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时以“新学”相号召，绍兴知府贵福也为之迷惑，并曾前来参观并送对联：“竞争世界，雄冠全球”，宾主双方还在校内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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