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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逼之下,李钟岳将秋瑾提至山阴县署大堂并宣布巡抚手谕。之后,他颇为无奈地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对此结果,秋瑾表现还算镇定,她只提出了三件要求:“一、准写家书诀别;二、勿枭首;三、我系女子,勿剥我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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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遇难后,舆论一片大哗,当时各报刊都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而其中最大的质疑在于,秋瑾不过是回国办报办学的新女性,此案没有确供就行杀戮,实为“冤狱”。如《神州女报》即发表《秋瑾有死法乎》一文,其中称:“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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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申报》登出官方伪造的《绍狱供词汇录》,编者在后面加有按语:“按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莫不知悉。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及‘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词,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辞何等雄厉,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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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的攻击下,绍兴知府贵福也有些慌了手脚,他命山阴县令李钟岳前去秋家搜查军火,但一无所获。之后,贵福又对被捕的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程毅等六人严刑拷打,令其“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但还是未能从他们口中获得秋瑾“通匪”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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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报之所以否定“秋瑾案”,道理其实很简单,秋瑾虽然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等秘密组织,但其“革命”尚处于密谋状态而没有公开发动的事实。在大众舆论的眼里,秋瑾是敢于打破旧传统的新女性代表,其公开身份是归国留学生,而且是从事新教育的知识女性,其“无端受戮”自然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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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各报对秋瑾及其案情的报道可谓是事无巨细,不遗余力。秋瑾被杀后,《神州日报》连续公布案情的有关通报、函电与文告,并转录外电、外报的相关消息;《时报》不仅对“秋瑾案”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而且还刊发了《哀秋瑾案》、《记秋女士遗事》、等几十篇评论文章和诗词漫画;《申报》发表了各种体裁的报道评论30余篇,还刊登了秋瑾的男装照、遗诗、生前演说稿及其好友徐自华、吴芝英所写的纪念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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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历史学者李细珠曾有如下评论:“历史曾经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秋瑾被浙江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时,当时的一般舆论并不认为秋瑾是革命党人,并为此与官府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在其看来,历史人物研究有一种近似于“马太效用”的现象,因某些历史因素的机缘际会,某个历史人物被重点关注与研究,其形象也随之放大,而秋瑾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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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离奇的是秋瑾的身后“十葬”。秋瑾遇难后,其亲属害怕株连而不敢前去收尸,之后遗骨由绍兴同善局草草成殓,葬于绍兴府城外卧龙山西北麓;两个月后,秋瑾长兄秋誉章秘密雇人将秋瑾遗体挖出,放入棺木后暂安于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殡舍,殡舍主人得知这是“女匪”尸首而迫其移至附近一荒地,仅以草扇覆盖。这是秋瑾的“二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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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死后,其生前结拜姐妹吴芝瑛、徐自华为之哀伤不已,后按秋瑾遗愿,“卜地西湖西泠桥畔,筑石葬之”。1908年2月,秋瑾棺厝落葬于杭州西泠桥西侧,吴芝瑛亲书墓碑“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吴后还做了挽联数副,其中之一为:“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廿纪新元。”此为“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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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秋瑾葬于西湖之事被人告发,浙江当局强令秋墓迁葬。当年12月,秋瑾家人将西湖畔的棺梓迁回绍兴城外严家潭暂放。翌年秋,其夫家出面将棺骨运至湖南湘潭昭山与秋瑾丈夫王廷钧合葬。这是秋瑾的“四葬”与“五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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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后,长沙岳麓山建烈士陵园,黄兴、蔡锷等相继落葬,秋瑾墓也随后迁葬于此,此为“六葬”。1913年秋,在浙江革命党人与秋瑾结义姐妹徐自华的要求下,秋瑾棺骨仍还葬于西湖西泠桥原葬处,并在墓边修有风雨亭和秋瑾祠堂。此为“七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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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秋瑾将会就此安息,但人算不如天算,五十多年后(1964年),有人提出“不能再让死人占据美丽的西湖”,于是西湖边的那些“死人”墓便被迁到了西湖的“边陲”鸡笼山,秋瑾、徐锡麟墓均在此列。不知何故,有关部门在次年又悄悄把秋瑾墓恢复,但在随后的“文革”中,秋瑾墓再次被踏平。上世纪80年代,重建秋瑾墓的呼声再起,但鸡笼山脚下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已种了庄稼、树木,遗骨无存。后,文管部门在一株柏树旁挖出一陶罐,经有关部门鉴定,该遗骨属秋瑾。于是秋瑾墓再次迁回西湖之畔,此为“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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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之后的绍兴,站在古轩亭口放眼望去,街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忙芜杂。秋瑾的纪念牌,正对西边的古轩亭口牌楼,而它的东后侧,有一尊汉白玉雕像,背后是孙中山的题字——“巾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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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八、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下的合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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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渐暗,一位名叫赵士敬的士人与朋友吃完饭后在一起谈天说地,突然窗外有大光亮,同时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飞鸟。赵士敬等人急忙出屋观看,只见一颗大流星从西北掠过,声如巨雷,尾长数十丈,光芒耀眼,速度很慢,在哔哔啵啵的爆裂声中,最后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目睹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堕落,恐怕这年要出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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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之事,记于时人笔记《十叶野乘》。果不其然,当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晚,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黯然离开人世。那天早晨,御医周景焘曾入内看脉,据他所说,当时看见“光绪仰卧在床上,瞪目指口,大概是想吃东西,而那时身边一个太监都没有。就连寝宫里的器皿,也都被太监们盗窃殆尽,只剩下一个玉鼎”。颇为凄惨的是,光绪临终前没有一名亲属或大臣在身旁,等被人发现时,早已死去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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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光绪外传》中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身体虚弱的光绪前去贺寿,进门前,有值班的太监窥见光绪扶着近侍的肩膀做疏松筋骨的动作,大概担心给慈禧太后跪拜时爬不起来。但正要进去时,太监忽传太后的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取消贺拜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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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慈禧太后当时患有痢疾,拉肚子已有一两个月,她毕竟年事已高,经这么一折腾,也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快不行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光绪便返回自己寝宫,心情似乎还不错。光绪的脸上表情被监视的太监看到,随后跑去密告慈禧太后说,皇上听说太后病重,脸有喜色。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我不能死在你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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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几天里,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病情都无任何好转的迹象,太监和宫女们一个个脸色阴沉,整个皇宫一片悚然。七月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普陀峪的陵区视察寿宫,也不知道是慈禧估计自己不行了,还是觉得光绪不行了,或者觉得两个人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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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皇宫禁门开始增加卫兵,凡是出入宫的人都要检查,当时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人随时可能崩逝,宫中气氛非常紧张。二十一日,隆裕皇后去瀛台涵元殿时,光绪早已死去多时,当时竟然无人知道。隆裕皇后心里害怕,大哭而出,奔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知光绪已死。慈禧太后听后,也只是长叹一声——这次她又比光绪稍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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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光绪的遗体被早已准备好的吉祥轿抬到乾清宫,由于光绪死前没人在身边,当时也没有换寿衣,正当隆裕皇后指挥那些太监七手八脚的安顿光绪遗体时,一太监急匆匆的赶来报告,说慈禧太后也不行了,隆裕皇后惊慌之下,又丢下光绪的遗体,带着太监们急急忙忙往慈禧太后那里赶。当时太监李莲英看见光绪的遗体放在殿中无人看管,心有不忍,便对身边的小太监说:“我们先把皇上弄弄好吧?”最后在李莲英的指挥下,光绪的遗体这才被草草料理好放进梓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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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隆裕皇后为光绪遗体穿衣时,慈禧太后也撒手人寰,死在了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慈禧的死亡时间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两者相差不到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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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外传》是清宫野史,不可全信,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相。另一位重要的当事人、摄政王载沣则在日记记载:二十日,上疾大渐……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仪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仪交在隆裕皇后宫中教养,钦此……二十一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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