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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的弱点，在于他为人太善良，所以成不了大事。中村弥留事件对他来说堪称奇耻大辱，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极力解释，其中洋洋万言，内责不已，但他对“革命理想”与“人心狡诈”之间的关系似乎终未认清。所以，宫崎滔天的“英雄梦”实际上也只是一个梦，正如他在《落花之歌》中唱的：“如今一切计划破，此梦遗留浪花节。弃刀废剑执手扇，一敲即响黄昏时，与钟同谢是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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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后，大量中国留学生涌进日本，革命形势再度高涨，据说黄兴看到《三十三年之梦》后找到宫崎滔天，而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的相识也是他的牵线搭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事前的筹备会议在赤坂桧町3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宫崎滔天的家则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最早发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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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武士的后代，宫崎滔天为人豪爽，广交朋友，但另一面是放浪形骸，行为不羁。《三十三年之梦》中，他即描写了不下三个红颜知己的故事（或许是该书大卖的原因之一）。宫崎滔天一生视钱财如粪土，有钱时任意挥洒，无钱时则四处求助于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日本志士们个个疾奔中国，作为前辈的宫崎滔天本应立即动身，但因家里贫困到了极点而不能成行，后来还是靠别人资助才得以赶赴上海。后来，他又到香港迎接孙中山，并躬逢了当年之盛事。“二次革命”失败后，可能是年岁渐大，也可能是因日本方面不再支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宫崎滔天此后也日渐失去了革命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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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时，一些日本浪人在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尽其所能为革命党人提供各种便利包括住所、金钱甚至武器。如果说这是一种天真善良的利他主义的话，那日本黑龙会乃至日本军部中那些同样支持革命的军方半军方人士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利我主义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迅速转而支持满蒙独立，其中的动机无非是企图令中国陷于分裂以火中取栗，至少也要在满蒙问题上取得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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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昔日的门下宫崎滔天，犬养毅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滔天实在是一个微妙有趣的男儿。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了中国革命党的同路人，忘记了自己本来的任务，与孙文意气相投，结为一伙。”很显然，犬养毅支持革命党人的动机乃利我主义，其目的无非“将彼辈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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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军政府，曾给宫崎滔天拍过三次电报要求他去广东，但此时宫崎滔天的身体已不行，他去了不到半年回国，即于1922年12月6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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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五、梅屋庄吉：千金一诺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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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某僻静的街巷里，有一别具特色的家族历史陈列室曰“梅屋庄吉资料室”，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一件被支架撑起来的黑色布织短袖衫，据主人小阪主和子（梅屋庄吉的外孙女）的介绍，这是梅屋庄吉平时所穿的日本式短外衣，也是梅屋家传的至宝，这件衣服的白色衬里上写着两个遒劲的黑色大字“贤母”，落款为“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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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屋庄吉生于1868年，因其远亲梅屋吉五郎没有子嗣而被抱养。梅屋吉五郎是个成功的商人，他在长崎专门从事贸易与碾米厂，据梅屋庄吉的女儿千世子回忆，“祖父（即梅屋吉五郎）是长崎与上海之间贸易往来的创始者”。或因于此，梅屋庄吉从小即对中国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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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年仅14岁的梅屋庄吉悄悄藏在自家货轮鹤江号（1500吨）上，待轮船出港后，船员们发现主人家的“公子”也在船上，由于无法返航，船长只好把梅屋庄吉当做月薪3日元的临时水手，将他带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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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江号即将返航时，梅屋庄吉却没有回去的打算，他不顾船员们的一再劝阻留在了上海，并打算在此闯出一番名堂。不幸的是，他携带的钱款后被小偷窃走。走投无路下，梅屋庄吉只好为那些在上海操皮肉生意的日本娼妓做一些体力活糊口，这一年他才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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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父辈经商的缘故，梅屋庄吉身上也充满了冒险精神。1886年，19岁的梅屋庄吉又有一个惊人之举，即前往美国留学。这一次，他乘坐的是美国帆船比尼号（1200吨），航线是沿着中国大陆南下，经香港、菲律宾后穿过太平洋抵达旧金山。当时的比尼号上有很多亚洲人，其中包括很多前往美国新大陆淘金的中国劳工，令梅屋庄吉感到愤怒的是，美国船长及船员对黄种人极其蛮横无礼。途经吕宋岛时，因怀疑其中三名中国劳工患有霍乱，船长竟然命令将他们扔进大海。后来，比尼号突然后舱失火，船上人大多命丧大海，仅有的两个幸存者，其中之一即为梅屋庄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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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劫难后，梅屋庄吉放弃了去美国的念头而回国从事家族的大米生意，但由于梅屋庄吉过于的投机冒险，某次生意惨败并被人告上法庭，父亲梅屋吉五郎不得不倾其家产为儿子还债。在此打击下，梅屋庄吉再次逃离日本，并在厦门、香港、新加坡等地谋生。新加坡时，梅屋庄吉遇上了一位名叫中村留子的女子并与之相恋，两人开了一家照相馆，后又移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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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是新兴事物，为拓展业务，梅屋庄吉推出了一项堪称首创的服务，即提供“上门摄影”。在当时的婚庆或宴会活动中，梅屋照相馆的这项服务特别受到欢迎，梅屋庄吉也就此在香港站稳了阵脚。在此期间，梅屋庄吉奉父亲之命回日本与德子成婚，但他在婚后很快又返回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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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照相馆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英国人康德黎博士，另一个则是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康德黎博士酷爱摄影，他常来梅屋照相馆，梅屋庄吉与他很熟悉，在他的介绍下，梅屋庄吉与孙中山首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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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康德黎的学生，在这次见面后，他于数日后再次拜访并就此结交。据梅屋庄吉后的回忆：“于香港敝屋始迎先生，兴酣，谈天下事，中日之亲善，东洋之兴隆，以及人类之平等，所见全同……先生雄图与热诚，甚激我之壮心，一午之谊，遂固将来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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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当时29岁，比梅屋庄吉仅大两岁，但他的一番谈吐让梅屋庄吉大为折服。在听说孙中山打算在广州举行起义后，梅屋庄吉当即表示：“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之后，梅屋照相馆成了革命的秘密基地，用梅屋庄吉的话来说就是，“照相馆只是表面的招牌，总之这里成了革命志士云集、安营扎寨的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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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屋庄吉的支持下，广州起义开始秘密筹备，梅屋庄吉为之筹集了600支手枪，可惜的是，这些枪在运往广州时被查获。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后赴日本、美国避难，梅屋庄吉曾在途中汇给他1300美元（相当于2011年的77万人民币）。此后，梅屋庄吉先后参与1899年的“菲律宾独立军”起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都参与其中）及1900年的惠州起义，特别在起义人士的联络、武器供给及钱款的输入方面，梅屋庄吉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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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梅屋庄吉开始涉足方兴未艾的电影业（早期的默片与照相有很大关联），他大胆购进了法国当时最先进的放映设备，并获得了法国霸亭公司影片的代理权。这一次，梅屋庄吉的冒险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除军火产业，据说电影业是最赚钱的），1903年他回到日本时，“口袋里揣着50万日元的巨款”，而当时“50万日元”大概相当于2011年的14亿日元。回国后，梅屋庄吉每天背着钱袋子到之前因米市投机失败而受连累的债权人家中还钱谢罪，这次他总算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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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梅屋庄吉创办了一个名为“M.霸亭商会”的电影公司，经过近十年的精心经营与奋力打拼，梅屋庄吉成为日本电影业界的风云人物，其创办的“M.霸亭商会”（日本“日活”电影公司的前身）与东映、松竹等著名日本电影公司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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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上获得丰厚的收益后，梅屋庄吉除继续支持各国的革命事业外，他还私人赞助了白濑矗的南极科考，其电影公司也派出摄影师进行纪录片拍摄，这也是亚洲人的首次南极科考。在资助白濑对南极进行第二次考察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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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屋庄吉随后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武装起义成功，请求资金援助。请求派遣萱野先生”。落款人是成功发动上海革命的陈其美。收报后，梅屋庄吉立刻为萱野长知支付了7万日元，而在他本人所写的《永代日记》中记载，截至1912年，梅屋庄吉总共为革命军方面支付了45.6万日元（相当于2011年的11亿日元，约合85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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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梅屋庄吉还为陈其美印刷了250万元“军票”以充当革命军的临时货币，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前往上海时，其费用也全是梅屋庄吉一力承担。另外，当北一辉、末永节等人组织日本“敢死队”准备奔赴武汉参战时，梅屋庄吉还在出发前亲手发给他们每人一枚金戒指，因在战乱中，金戒指可以换钱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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