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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反袁军还请梅屋庄吉为他们采办武器，“梅屋庄吉资料室”即保存了这样一份委任状，上面写着：“委任梅屋庄吉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武器进口委员。此状。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官居正。中华民国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与委任状同时到达的还有一份武器订单，其中包括三十年式步枪7000支、机关枪7挺及山炮5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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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孙中山在南方建立“护法军政权”与北洋政府相抗衡，但在西南军阀的排挤下，孙中山屡起屡伏，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得此消息后，梅屋庄吉致电宋庆龄及孙科，称孙“乃中国革命之大恩人、世界之伟人”；孙的去世“不仅是贵国的不幸，也是整个亚洲的不幸”。据千世子回忆，梅屋庄吉曾叹息说：“孙中山之后，没有人能够替代他。我不会再遇见那样伟大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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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度访日并在殷汝耕的陪同下亲自拜访梅屋庄吉一家，五人曾在一起合影留念。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山陵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当时日方除犬养毅为政府特派代表外，孙中山生前的日本友人头山满、萱野长知、平山周、山田纯三郎、古岛一雄、秋山定辅、菊池良一等80余人也都在受邀之列，其中即包括了梅屋庄吉一家及宫崎滔天的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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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之前，梅屋庄吉集资铸造了4尊孙中山铜像，作为一种特殊的纪念。由于铸像的开支巨大（铸造和运输费约合2011年的1.5亿日元）而梅屋庄吉的电影事业已走下坡路，梅屋庄吉甚至挪用了女儿千世子准备结婚的款项。后来，这四尊铜像分别赠予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广州黄埔军校、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县孙中山故居，如今中山陵藏经楼前的孙中山铜像，即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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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20日，梅屋庄吉与夫人德子、女儿千世子及随员乘船护送第一尊孙中山铜像从神户启程赴上海。之后，梅屋庄吉前往北平参加移陵仪式。作为特别的殊荣，梅屋庄吉是与宋庆龄、孙科等人一道扶着孙中山灵柩从北京返回南京的唯一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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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两年里，梅屋庄吉一家在蒋介石等人的关照下定居上海（住地为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四四号，今瑞金宾馆），直到1931年，一家人才返回日本。回国后，梅屋庄吉一度计划拍摄一部《大孙文》的影片，但很快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而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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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而作为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梅屋庄吉遭到日本军方的监视，东京宪兵队甚至两次传讯并辱骂其为“卖国贼”。但梅屋庄吉并未屈服，他在一次新闻访谈中公开表示：“一部分人想凭借武力征服中国，但这是不可取的。因动用武力的话，迟早必定会遭到武力的还击。我面对中国人时，就如同面对日本人一样，是同样的心情。了解我的中国人也把我当做同胞来对待，没有任何戒备隔阂。也因此无论任何问题都会顺利地迎刃而解，不会发生不愉快。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丢掉过往的感情问题，从内心能够真诚相待。日本应该主动设法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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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军方的咄咄逼人与不自量力，梅屋庄吉百思不得其解，他曾写信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实现中日亲善，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故友孙中山的遗嘱，终日苦思其实现。”广田弘毅收信后，同意梅屋庄吉前往中国作友好访问，以斡旋当时的中日关系。但不幸的是，正当梅屋庄吉积极准备行程时却突然病倒，并很快于1934年11月23日去世，终年65岁。在其葬礼上，蒋介石赠送了花圈，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送去“青天白日旗”，并与日章旗共同覆盖在他的灵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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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屋庄吉一生的箴言是“富贵在心”，“无论富贵贫贱，相互扶助为做人之道”。其曾外孙女小坂文乃认为，梅屋庄吉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在《永代日记》中曾说，“我坚信，当人世间达到了世界皆兄弟的文化境地之日，也就是没有偏见的日子到来之时”。事实上，除孙中山外，梅屋庄吉与其他革命党人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譬如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的孩子（即被蒋介石收为养子的蒋纬国），最初也是由梅屋庄吉代为抚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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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梅屋庄吉曾留下遗言，嘱咐子孙保守援助中国革命的秘密：“我基于与孙中山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由此，梅屋庄吉究竟援助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少钱，目前尚是不解之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个大数字。若以事实论，梅屋庄吉确实兑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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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六、王金发：山大王的革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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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革命时，绍兴旧官僚们上演了一出“咸与维新”的好戏，前知府程赞清与“几个旧乡绅”（如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师爷”的章介眉）临时拼凑了一个“貌似革命”却“骨子里依旧”的“绍兴军政府”。这事传开后，本土本乡的“真革命党”王金发被惹怒了，后者立刻率领三百革命军浩浩荡荡的杀回老家搞“真光复”，都督随即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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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范爱农》中的王金发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位在革命队伍中闻名遐迩的好汉，其原名王逸（字季高），“金发”只是他的乳名（原名被人遗忘而乳名留芳后世者，历史上还真找不出几个，王金发即为其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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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浙江嵊县人，家道小康，早年丧父后，其母为之延师教读，虽天资颇高，但其自幼天性顽梗，长得又孔武有力，平日里喜欢舞枪弄棒，据说能“只手推倒墙壁”。在与小朋友玩游戏时，王金发一向霸占“领导”之位，于是他又有了个“大王”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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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说，王金发少年时实为一浮浪子弟，成年后更是投身江湖，当上了会党首领。举人徐锡麟在浙东运动革命时，发现了王金发被这个人才，后来他就跟在徐大哥的后面，并参与了大通学堂的创办工作。大通学堂的全名“大通师范学堂”，表面上以新式学校做掩护，实则一革命运动机关，譬如校中“体操专修科”，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即多为会党成员，而作为射击能手的王金发，即兼有学生与教师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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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徐锡麟可能觉得大通学堂的教学过于乡土化，后带着王金发等人前往日本留学。《范爱农》一文中，鲁迅曾提及横滨接送同乡之事，其中重点描绘了范爱农而对王金发只字未提，实则后者亦在其中。到日本后，王金发入大森体育学校，据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只是大森体育学校并非官方认定的正规院校，其原名“大森体育会”，以体育、军事学为特色，实为同盟与参与创办的的“野鸡学校”，只需一年或一年半即可速成毕业。话虽如此，当年入读该校的中国人不在少数，王金发能以第一名毕业，当然也不能说是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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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夏秋之际，王金发学成回国，虽然他与很多留日生一样，也许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但好歹也镀过金、见过世面。而在这时，徐锡麟也回到国内并花了2万两银子（一说是5万银元）买了个道台，后被委任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一时间风光无限。按说，古代买官为发财，但徐锡麟骨子里却还是个革命党，他来回奔走于浙江、上海、安徽三地，为革命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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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回国后在大通学堂协助秋瑾培育革命人才，但仅一年之后，徐锡麟和秋瑾相继被杀，清廷缇骑四出，到处捉拿革命党人，王金发侥幸逃脱，失去生计后只好转回老本行，跑进山中做起了“山大王”。鲁迅先生说他“绿林大学出身”，却也不算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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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做了半年的“强盗”，但王金发却在浙东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据说，王金发曾在路上遇到了一位“饥饿垂毙者”，仗义的他把身上仅有的600文钱统统掏出来给了那位可怜人，而自己却与同伙整整饿了一天（这600文钱还是靠抢来的衣服所卖之钱）。再如，某乡中恶霸强逼一节妇改嫁，王金发大为愤慨，随后在途中将轿子拦下并痛打了那恶霸一顿，之后又率人将节妇送回老家。王金发这些类似于“罗宾汉”的故事在浙东广为流传，以至于绍兴人后来把他称之为“强盗都督”（当时国人尚不知有“罗宾汉”这一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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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后，王金发与另一位著名的革命党人陈其美接上头，随后脱身去了上海。在之后的数年中，王金发扮演了一个“革命侠客”的角色，譬如在革命党人张恭的事件中，王金发就有一出极为精彩的表演。张恭也是留日学生，他在回到上海不久即被拘捕，后经革命党人的调查，出卖张恭的是一个名叫刘师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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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原是个读书种子，其人天赋甚高，年纪不大但经学研究已有相当的造诣。在清末的那波“留日潮”中，刘师培也凑热闹东渡扶桑，后被卷入革命风潮，做了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党，堪与章太炎齐名。也正是在章太炎的循循善诱下，刘师培一度走上了革命道路，并自改其名为“刘光汉”——“光汉”者，光复汉族是也（徐锡麟死前也自称“光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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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刘师培携妻何震、姻弟汪公权来到日本，并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但是，刘师培毕竟是学问深厚的读书人，即便身处革命核心，他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民报》任职不久，刘师培即退出同盟会圈子，改而鼓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8年，回国不久的刘师培被两江总督端方看中，为报知遇之恩，刘师培立即投至端方门下，成为立宪改良派的坚定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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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高层的“前革命者”，刘师培深知革命党人内幕，他由此成为端方的一名密探，并与汪公权等人四处打探，据说向端方出卖过陈其美等人的革命计划。此计未售后，刘师培又将张恭出卖，试图从中套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下落，但未等到张恭交代，王金发已摸到了他的上海寓所，刘师培被吓得四脚朝天，连连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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