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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两年里,梅屋庄吉一家在蒋介石等人的关照下定居上海(住地为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四四号,今瑞金宾馆),直到1931年,一家人才返回日本。回国后,梅屋庄吉一度计划拍摄一部《大孙文》的影片,但很快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而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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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而作为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梅屋庄吉遭到日本军方的监视,东京宪兵队甚至两次传讯并辱骂其为“卖国贼”。但梅屋庄吉并未屈服,他在一次新闻访谈中公开表示:“一部分人想凭借武力征服中国,但这是不可取的。因动用武力的话,迟早必定会遭到武力的还击。我面对中国人时,就如同面对日本人一样,是同样的心情。了解我的中国人也把我当做同胞来对待,没有任何戒备隔阂。也因此无论任何问题都会顺利地迎刃而解,不会发生不愉快。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丢掉过往的感情问题,从内心能够真诚相待。日本应该主动设法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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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军方的咄咄逼人与不自量力,梅屋庄吉百思不得其解,他曾写信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实现中日亲善,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故友孙中山的遗嘱,终日苦思其实现。”广田弘毅收信后,同意梅屋庄吉前往中国作友好访问,以斡旋当时的中日关系。但不幸的是,正当梅屋庄吉积极准备行程时却突然病倒,并很快于1934年11月23日去世,终年65岁。在其葬礼上,蒋介石赠送了花圈,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送去“青天白日旗”,并与日章旗共同覆盖在他的灵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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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屋庄吉一生的箴言是“富贵在心”,“无论富贵贫贱,相互扶助为做人之道”。其曾外孙女小坂文乃认为,梅屋庄吉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在《永代日记》中曾说,“我坚信,当人世间达到了世界皆兄弟的文化境地之日,也就是没有偏见的日子到来之时”。事实上,除孙中山外,梅屋庄吉与其他革命党人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譬如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的孩子(即被蒋介石收为养子的蒋纬国),最初也是由梅屋庄吉代为抚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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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梅屋庄吉曾留下遗言,嘱咐子孙保守援助中国革命的秘密:“我基于与孙中山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由此,梅屋庄吉究竟援助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少钱,目前尚是不解之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个大数字。若以事实论,梅屋庄吉确实兑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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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六、王金发:山大王的革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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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革命时,绍兴旧官僚们上演了一出“咸与维新”的好戏,前知府程赞清与“几个旧乡绅”(如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师爷”的章介眉)临时拼凑了一个“貌似革命”却“骨子里依旧”的“绍兴军政府”。这事传开后,本土本乡的“真革命党”王金发被惹怒了,后者立刻率领三百革命军浩浩荡荡的杀回老家搞“真光复”,都督随即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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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范爱农》中的王金发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位在革命队伍中闻名遐迩的好汉,其原名王逸(字季高),“金发”只是他的乳名(原名被人遗忘而乳名留芳后世者,历史上还真找不出几个,王金发即为其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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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浙江嵊县人,家道小康,早年丧父后,其母为之延师教读,虽天资颇高,但其自幼天性顽梗,长得又孔武有力,平日里喜欢舞枪弄棒,据说能“只手推倒墙壁”。在与小朋友玩游戏时,王金发一向霸占“领导”之位,于是他又有了个“大王”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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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说,王金发少年时实为一浮浪子弟,成年后更是投身江湖,当上了会党首领。举人徐锡麟在浙东运动革命时,发现了王金发被这个人才,后来他就跟在徐大哥的后面,并参与了大通学堂的创办工作。大通学堂的全名“大通师范学堂”,表面上以新式学校做掩护,实则一革命运动机关,譬如校中“体操专修科”,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即多为会党成员,而作为射击能手的王金发,即兼有学生与教师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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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徐锡麟可能觉得大通学堂的教学过于乡土化,后带着王金发等人前往日本留学。《范爱农》一文中,鲁迅曾提及横滨接送同乡之事,其中重点描绘了范爱农而对王金发只字未提,实则后者亦在其中。到日本后,王金发入大森体育学校,据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只是大森体育学校并非官方认定的正规院校,其原名“大森体育会”,以体育、军事学为特色,实为同盟与参与创办的的“野鸡学校”,只需一年或一年半即可速成毕业。话虽如此,当年入读该校的中国人不在少数,王金发能以第一名毕业,当然也不能说是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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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夏秋之际,王金发学成回国,虽然他与很多留日生一样,也许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但好歹也镀过金、见过世面。而在这时,徐锡麟也回到国内并花了2万两银子(一说是5万银元)买了个道台,后被委任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一时间风光无限。按说,古代买官为发财,但徐锡麟骨子里却还是个革命党,他来回奔走于浙江、上海、安徽三地,为革命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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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回国后在大通学堂协助秋瑾培育革命人才,但仅一年之后,徐锡麟和秋瑾相继被杀,清廷缇骑四出,到处捉拿革命党人,王金发侥幸逃脱,失去生计后只好转回老本行,跑进山中做起了“山大王”。鲁迅先生说他“绿林大学出身”,却也不算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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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做了半年的“强盗”,但王金发却在浙东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据说,王金发曾在路上遇到了一位“饥饿垂毙者”,仗义的他把身上仅有的600文钱统统掏出来给了那位可怜人,而自己却与同伙整整饿了一天(这600文钱还是靠抢来的衣服所卖之钱)。再如,某乡中恶霸强逼一节妇改嫁,王金发大为愤慨,随后在途中将轿子拦下并痛打了那恶霸一顿,之后又率人将节妇送回老家。王金发这些类似于“罗宾汉”的故事在浙东广为流传,以至于绍兴人后来把他称之为“强盗都督”(当时国人尚不知有“罗宾汉”这一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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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后,王金发与另一位著名的革命党人陈其美接上头,随后脱身去了上海。在之后的数年中,王金发扮演了一个“革命侠客”的角色,譬如在革命党人张恭的事件中,王金发就有一出极为精彩的表演。张恭也是留日学生,他在回到上海不久即被拘捕,后经革命党人的调查,出卖张恭的是一个名叫刘师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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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原是个读书种子,其人天赋甚高,年纪不大但经学研究已有相当的造诣。在清末的那波“留日潮”中,刘师培也凑热闹东渡扶桑,后被卷入革命风潮,做了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党,堪与章太炎齐名。也正是在章太炎的循循善诱下,刘师培一度走上了革命道路,并自改其名为“刘光汉”——“光汉”者,光复汉族是也(徐锡麟死前也自称“光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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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刘师培携妻何震、姻弟汪公权来到日本,并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但是,刘师培毕竟是学问深厚的读书人,即便身处革命核心,他最终没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民报》任职不久,刘师培即退出同盟会圈子,改而鼓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8年,回国不久的刘师培被两江总督端方看中,为报知遇之恩,刘师培立即投至端方门下,成为立宪改良派的坚定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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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高层的“前革命者”,刘师培深知革命党人内幕,他由此成为端方的一名密探,并与汪公权等人四处打探,据说向端方出卖过陈其美等人的革命计划。此计未售后,刘师培又将张恭出卖,试图从中套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下落,但未等到张恭交代,王金发已摸到了他的上海寓所,刘师培被吓得四脚朝天,连连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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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为张恭说情并担保张恭性命无忧后,王金发这才收回短枪,放了他一马(所幸王金发没有动手,否则中国近代史上只多了一个“革命叛徒”而少了一位国学大师)。之后,王金发将汪公权刺死,以儆效尤。另外,出卖秋瑾的绍兴劣绅胡道南后被人暗杀,据说也是倒在王金发精准的枪法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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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举义时,王金发在陈其美的召唤下率敢死队“一行三十余人奔杀制造局”,为上海光复出了大力气;之后,王金发又马不停蹄的奔赴杭州,并与蒋介石各率一路敢死队分攻抚署和军械局。杭州革命胜利的功劳簿上,也少不了王金发的一笔。只是,胜利的果实被汤寿潜等立宪党人夺去,而这也是王金发杀回绍兴的主要原因(如鲁迅所说,“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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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这次回绍兴,那真是衣锦还乡,出尽了风头。为迎接新都督的到来,绍兴民众排着队在西门外等了一天——结果没来;直到第二天傍晚,王金发一行人才乘白篷船而来。来后,王金发的手下便像扔爆竹一样朝天乱放数枪,算是给民众们答礼。接着,王金发慢腾腾下船,慢腾腾上马,在左右的前呼后拥中,进城转了一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金发剃着锃亮的光头,在绍兴的辫子世界中独具一格,就算是黑夜也无法夺去其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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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回来后,老朋友范爱农与鲁迅当然要去都督府拜访他。据说,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忍不住上前摸了摸,赞道:“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被摸之后,王金发想必有些尴尬,但大家都是熟人,也不好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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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当了绍兴都督,昔日的江湖兄弟们蜂拥而至,他的部队也很快由三百人扩充到一个旅,之后便是一个师。如此建军,兵员素质不消说了,军纪也成了大问题。但王金发也不便对昔日兄弟过分约束,其所部勒索敲诈、滋扰民间之事,也就多有发生,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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