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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入京后，受到载泽、端方等立宪派的热烈欢迎，宴请数日不绝。之后，摄政王载沣召见张謇，但对这次的会见，张謇却是大失所望。据其记载，张謇在会见中对内政外交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摄政王载沣或许是听不太懂，只是说了些“在外办事辛苦，名誉甚好，深为嘉慰”的客套话。张謇一片赤诚，结果全喷到了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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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让张謇亲眼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爆发，但此时的他仍想挽救清廷。10月13日，张謇赶到南京并拜会两江总督张人骏及江宁将军铁良，力劝他们发兵援鄂，但他不知道的是，江苏新军同样不可靠，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之后，张謇又赶到苏州，并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连夜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其中力劝载沣立即解散“皇族内阁”并严惩“酿乱首祸之人”（指盛宣怀），“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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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张謇动摇了。11月10日，张謇在日记中算了一笔帐：“计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在此情况下，张謇认为清廷气数已尽，只能另寻出路。7日后，清廷请其为“东南宣慰使”，但张謇在日记中却毫不客气的记了这样一笔：“何宣何慰耶？”12月14日，张謇剪去发辫，并称“此亦一生之大纪念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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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纷纷独立之时，张謇与程德全等江浙立宪派也都在暗地里较劲。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上海成立一个“全国会议团”，以图将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中。但是，独立各省特别是沪军都督陈其美对此并不买账，一番交锋后，各方终于达成妥协，并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共同对付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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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袁世凯也已出山并督率北洋军攻打首义地武汉，但之后清廷与革命阵营均为财政问题所困，最终在列强斡旋下展开南北和谈。会谈最大的成果，是确定以“国民会议”的形式解决“国体”问题。在张謇等人的策划下，这实际上是利用此等会议逼迫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收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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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孙中山的归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作为立宪派，张謇对革命派不甚赞同，他与孙中山首次会面后，即在日记中记了“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一语，其意颇存讥评。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否定和谈结果并于1912年1月1日抢先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南北和谈陷入困境，张謇对此颇有微词并拒绝出任实业总长。相反，他在暗地里不断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最终促成了清帝退位与孙中山同时退职，而由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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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其退位诏即出于张謇之手笔。据说，张謇最初不愿写，后赵凤昌（人称“民国产婆”，其住所“惜阴堂”系当时各方谋划及南北和谈的主要秘密场所）劝说，“朝廷养士三百年，君以文士，策名状头，固不当善为之词，以酬特达之知耶”。耐人寻味的是，张謇日记中并未记载这件名垂千古之事，而在事后自订的年谱中也不承认是自己所写的退位诏（或自认为不忠为污点）。直到后赵凤昌之子赵尊岳拿出原稿影印（曾刊于某年《申报》所出的国庆特刊），及其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929年）和刘厚生《张謇传记》中的记载，此事才得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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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老们对张謇的反水痛加诋斥，在他们眼里，张謇身为人臣，不但弃君国于不顾，反而参与和领导反叛运动，他们深感不齿。如郑孝胥即认为张謇、汤寿潜二人在武昌事件后转向革命，实“不知廉耻为何物！”朱祖谋、刘廷琛也直指张、汤乱天下之罪不可恕。陈三立在辛亥后追论国变之源，称国家的兴废存亡非一朝夕之故，“节钺重臣号为负时望预国闻者”昧于天下之势，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致使人纪防堕、人心狂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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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朝状元，遗老们对张謇的批评或许有几分道理，但对张謇来说，清朝实无可留恋，事实上他也几乎未在清朝为官。在他看来，当一个旧体制愿意更新并处于更新阶段时，他会与其保持最大诚意与最大程度的合作，如立宪时期甚至武昌起义爆发初期，但清朝已无可挽救之时，国家的利益比国君就显得更为的重要，愚忠已是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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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九、错杀的高官：端方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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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即将结束时，两颗浸在煤油桶里的头颅在一路传示之后，被送到了武昌。死者并非他人，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及其弟端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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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死于1911年11月28日，名义上说，当时还是署理四川总督，尽管他一天都没有真正上任过。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端方受命带兵入川，但行至资州时，被自己所带的湖北新军士兵割下头颅，弟弟端锦也连带做了无头之鬼。端锦早年曾留学日本研究铁路，回国后本已是候补知府，后被兄长召至幕中协理粤汉、川汉路政，不意遭此厄运，实在是天要绝他，命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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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其曾祖父为郑亲王九门提督乌尔棍布，祖父文雅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辛酉政变”中被慈禧太后镇压的端华、肃顺亦为其家族中人。端方幼年时被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嗣子，桂清曾是同治帝师，并做过内务府大臣、内阁学士、工部侍郎等职，名声颇佳。尽管出生于显贵家庭，但端方本人却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在21岁那年中举，这在满人中可算是聪敏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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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端方准备出仕之时，其生父母相继去世（嗣父桂清去世更早），按例只能在家居丧守制。直到1889年，28岁的端方才正式受命做官，因其工作勤勉，仕途也算顺利。1898年3月，在翁同龢与刚毅的保荐之下，端方被光绪召见，由此获得了年轻皇帝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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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戊戌变法中，朝廷下诏筹办农工商总局，端方被任命为督办。对当时“志大心切”的端方来说，这既是一个重大机遇，也是一个厄运的开始。变法期间，端方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筹办部门中，他曾一天连上三折，其工作热情与效率，可见一斑。但是，戊戌变法很快被慈禧太后推翻，除京师大学堂予以保留之外，其他新政措施包括农工商总局一律撤销，端方本人也被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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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顽固派视为变法中坚的端方在革职后处境险恶，时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纪》中说，端方靠向大学士刚毅行贿并诉称自己参与新政是为探听康有为等乱党的消息（无间道？），这才获得慈禧太后的宽免。蒙获召见时，慈禧太后问端方：“外面情况如何？”端方忙奏道：“自太后训政以来，人心大定！”慈禧太后听后面有喜色，掉头斥责光绪：“你听听！看人家怎么说的！”端方见慈禧太后高兴，急忙将早缮写好的《劝善歌》献上，慈禧看后大悦，命各地张贴，广为宣传。后，端方的这个《劝善歌》也就被人称为《升官保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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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笔记中的故事是否属实暂时不论，细查端方的《劝善歌》，里面大都是劝人为善的警句，只在中间夹杂了这么四句：“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圣心犹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说实话，当时这种吹捧文章比比皆是，端方这个《劝善歌》，肉麻程度还不算高。事实上，端方之所以幸免于难，主要原因恐怕不是《劝善歌》，而是他不属于康有为那个激进的小集团，关键时刻又肯于服软，因而革职只是一时，日后仍有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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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官运的真正转机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等人逃到西安，而端方当时正好护理陕西巡抚，护驾有功，由此仕途大进。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尽管端方一度向顽固派低头，但他依旧是个顽固的“维新派”。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抚，随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其子也赴美国留学）；3年后，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办起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半年内建起小学堂八十多所。据说，端方在调任江苏巡抚时，上任伊始便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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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式教育是端方出任地方的最大亮点，其他新政措施如办理警政、编练新军等也可圈可点。其中，“端方新政”还创下了十几项国内第一：最早设立现代幼儿园（湖北幼稚园）、最早建立省立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最早提倡全民植树、最早引进肉类卫生检疫、最早建立市民公园、筹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等等。最为惊世骇俗的是，端方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首开女子公费留学之先例，这在当时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时代，无疑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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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覆灭后，有一种思维似乎成为定势：“满人做的好事，一定是不安好心甚至是包藏祸心，其目的不过是为继续维持满族亲贵的腐朽统治”。由此，满族官员乃至整个清廷所推进的改革，包括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都是用于欺骗民众的虚伪谎言，是不足信的。这种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主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无视真实历史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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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在湖北、江苏、湖南任上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1905年清廷决定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时，端方也列名其中。出发之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见了端方，并赏赐了一些宫廷御用点心以示鼓励。慈禧太后问端方：“新政已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回奏：“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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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宪政回国后，端方等五大臣连上数道奏折请求立宪。据说，端方为想更好的说服慈禧太后，特意从德国带会了一个最新的电影机，不料中间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据《中外时报》报道，端方怕这新玩意在老佛爷面前运转不灵，到时出洋相，所以特意让随同考察的随员姚某先试放一下。谁知因操作不当，电影机里的乙肽灯泡突然爆炸，姚某竟然被当场炸死，所幸端方当时正在隔壁会客，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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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端方圆满完成了宪政考察任务，随后官升一级，出任两江总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1908年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上台执政，其新任伊始便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而端方则在两江总督任上干了三年后，不久即接任为直隶总督（原直隶总督杨士骧突然暴卒），一举登上了个人仕途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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