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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李鸿章跌入了人生的低谷,伍廷芳在国内的事业也随之戛然而止。由于在长崎水兵斗殴事件及中日议和谈判中表现出色,伍廷芳于1896年外放为驻美公使,由此开始外交生涯。伍廷芳抵达华盛顿时,美国杂志描述说:“当他从轮船甲板下来时,他立即答应接受访问,证明他自己是更高于最奸狡的记者的对手……这位中国公使是一位新的东方外交家。他是第一位向美国公众致辞的中国公使……”3年后,伍廷芳代表清廷与墨西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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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后,伍廷芳于1902年11月奉调回国任外务部右侍郎、会办商务大臣,之后出任修订法律大臣,与沈家本共同主持清末法律改革,成效颇大。中华法系一向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代罚”,其刑罚体系与施罚手段极为残酷,这也成为列强攫取领事裁判权的借口之一。在沈、伍两人的努力下,凌迟、枭首、戮尸等项酷刑被永久删除,中国的法律体系开始逐渐向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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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底,伍廷芳再次出任驻美公使。据随同伍廷芳赴美任参赞的颜惠庆回忆,伍廷芳在美国特别重点阐述两点:一是中国在学习民主国家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进步;二是对富裕的工业国家来说,中国是其工业品的最大潜在市场。伍廷芳二度赴美前夕,某外报曾评论说:“伍廷芳阁下正准备以中国驻美公使身份前往华盛顿,伍廷芳可说是受美国欢迎的人物,他对外交有很高的技巧,对国际事务亦有深刻的了解,他亦很善于掌理事务,使他成为这个古中国的一个最佳代表。他亦很受美国市民的欢迎,他态度和蔼,贵族的举止,随机应变及嘹亮的声线,他在美国十分出名。他受到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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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的讲演会给在美留学的顾维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伍廷芳每次出来,都穿着华丽的中国长袍,罩上一件同样华丽的坎肩,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前面缀着大宝石,仪表堂堂,令人难忘。顾维钧称伍廷芳在美国很受欢迎,每次他应邀到美国各地讲演总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有些讲话甚至被载入世界最佳演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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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初,已近古稀之年的伍廷芳卸任回国,之后寓居上海。但仅过了一年时间,辛亥革命的浪潮再次打破了伍廷芳宁静的生活。上海独立后,新任都督陈其美力请伍廷芳出掌外交。据惜阴堂主人赵凤昌之子赵尊岳回忆,为请伍廷芳出任南方谈和代表,“陈竟长跪以求,伍感其诚,始允就任”。这段史料的真假尚且不论,但曾为清廷二品大员并长期出使海外的伍廷芳投入革命阵营,这对革命士气无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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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与革命党并无深交,1909年他还曾向清廷外务部发电:“访闻近有逆党由南洋电美华侨筹办款项,及有美人代购炸药乘美国丸飞赴香港,转运京师各省,希图举事。除密饬各领切谕商工勿为所惑,乞密饬严防”。伍廷芳此时正在驻美公使任上,此乃职责所在,毋庸多言。至于此次投入革命阵营,如果仅仅是“感于陈其美的诚意”恐怕失于简单,更大的可能是,伍廷芳对颟顸无能的清廷彻底失去了信心,特别是臭名昭彰的“皇族内阁”出台后,其长期郁结的怨气终于令他做出了此等非常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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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在上海都督府工作的余芷江回忆,“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领事团不承认,也不否认。都督府送照会去,领事团只是收下而已”,领事的公事上对沪军都督府的称呼起先总是用“乱党”,后经伍廷芳的交涉,上海领事团才改用“革命党”。从各种记载来看,列强外交官对伍廷芳的“倒戈”颇多非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在报告中称伍廷芳“喋喋不休”,“态度颇为傲慢”,其“态度已使各国领事产生不少恶感。”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称“伍廷芳秉性难移,喜出风头”,并说他是个“在香港当过律师的饶舌的老家伙”;英使馆武官柏来乐则说伍廷芳不过“是一个闲扯淡的家伙,不是一个倡导革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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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的转变并非没有原因。与其他有识之士一样,伍廷芳清楚的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千年大变局”时代,帝制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唯有民主共和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并最终走向强大富强。之后,伍廷芳与张謇等人向摄政王载沣联名发电:“……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悔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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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议和中,伍廷芳明确表示,清廷“据君位已二百余年,使中国败坏至于如此……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举大总统,重新缔造……今日尔我所争者,一国之事,非一民族一省一县之事”,北方代表唐绍仪听后深以为然:“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由此,南北和谈最终促成了清帝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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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这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广肇公所潮州会馆就致电孙中山与参议院,称“武汉起义,各省以伍、温(宗尧)二公中外信仰,举为外交长并议和全权代表。今就政府甫成,忽遽易人,中外疑惑。闻王君宠惠为辞外交,可否仍归伍、温二公担任,以释群疑,而维大局,民国幸甚”。美侨创办的英文《大陆报》记者也向孙中山提出质疑,孙称此举“并非失察”,并说:“惟吾华人以伍君法律胜于外交。伍君上年曾编辑新法律,故于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拟仿照伍君所定之法律,施行于共和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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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于1905年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也曾像伍廷芳那样考取英国律师资格并被选为比较法学会国际会员,但此时年仅31岁,也没有任何的外交经验,论资历远不如伍廷芳。受命后,王宠惠自己也没有底气,后向孙中山请辞,孙却给他打气:“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也”。这段话,似乎可以理解成孙中本人要直接掌管外交而不希望由一位年事高者来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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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的反应还算豁达:“予视两者(指外交与司法总长职位)无甚差异,无所好亦无所恶”。在舆论仍议论纷纷时,伍廷芳特意致函粤籍人士,希望他们以革命大局为重,不必萦怀于地位官职而损坏革命事业。当然,若论外交经验与阅历,已是北方议和代表的伍廷芳出任外务总长自具优势,而且工作上也更有连续性。数年后,伍廷芳曾隐约表达了自己的积怨,称孙中山任用留学生“不加甄别”,“委以总次长之要津,或专成之重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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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帝退位谈判的关键时刻,伍廷芳曾与孙中山发生激烈冲突。原来,1912年1月18日,孙中山突然提出五条“要约”命伍廷芳转达袁世凯,其中要求清帝退位后,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清帝退位后须取得各国承认之回章。如此,他才向临时参议院请辞并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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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数日内,孙中山连发五电,对五条要约反复修改,尽管伍廷芳等人一再劝导与反对,但孙中山仍于1月22日将其“要约”以通电的形式公诸报端,此举无异于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所做的幕后交易全部曝光,势同“最后之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遇,也令伍廷芳等谈判人员颜面全失。事后,伍廷芳愤而电辞议和代表之职,后经人转圜才继续承担议和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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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出任司法总长的时间很短。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他不曾参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与革命党的关系也并未亲近。鼎革之初,被誉为“民国缔造者”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声势浩大,不少人以此为从政的终南捷径,但伍廷芳却对此并不热心。相反,他介入了几个与国民党相对立的党派,在后来的“二次革命”中,他对革命党的行动也绝不赞成。袁世凯死后,伍廷芳才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直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时受惊而逝,终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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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三十八、难为张謇:状元反水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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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4日,为庆祝大生集团扩展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张謇前往武昌出席湖北大维纱厂的开工典礼。在抵达江城后的一周里,张謇遍访鄂中大员,又与立宪派的同道中人畅谈国事,心情很是愉悦。10月9日中午,张謇应湖北咨议局的邀请赴宴,晚上又受到湖广总督瑞澂的宴请,当晚九点才回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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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天,张謇还忙里偷闲买了一对孔雀,又问友人要了一对锦鸡,打算拿回去充实南通博物苑。但到第二天,武昌突然全城戒备并一度关闭了所有城门。直到上午十点,张謇才得以出城前往汉口(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于当天凌晨被杀,枭首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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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汉口租界后,张謇再次看到了歌舞升平的景象,而这一天他又受到了汉口士绅商人们的热情款待,一直应酬到晚上八点,张謇才被送上“襄阳号”轮船,准备返程。阴错阳差的是,“襄阳号”这晚耽搁到晚上十点才开船。很多年后,张謇仍清楚的记得:“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张謇所看到的,不是其他,正是武昌起义的熊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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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生于1853年(咸丰三年),江苏通州人(今南通),在其兄弟中,张謇明显聪慧过人,他4岁启蒙,5岁即能背诵《千字文》而一字不差。15岁时,张謇首次参加科考,因其祖上三代无人获得功名(即所谓“冷籍”),为免受学官歧视,张父与如皋县某张姓人家交易,“酬以钱两百千”(即两百吊)而冒张家子弟名应试(张家三代内有功名,这种做法有些类似于当下的高考移民)。殊不知,这给张謇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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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初上考场,县试、州试均顺利通过(秀才考试须经县试、州试、院试三场),但州试成绩取在百名开外。回去后,其师大骂,“若千人应试,定额九百九十九,那不中的人就是你”。张謇羞惭至极,到家即在窗户和帐顶上“并书九百九十九为志”,读书累困之时,每见所书则泪流不止。经数月的发愤苦读,张謇最终以第二十九名顺利通过院试,考中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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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这是件开心的事,但如皋那户张姓人家性本狡黠,他们见张謇中了秀才,于是借“冒名”一事大做文章,并向张父反复要挟勒索,如不遂愿即要告上公堂。之后5年中,张家饱受其苦,竟为之负债上千两银子,几乎倾家荡产。闹到最后,还是通州知州孙云锦出面调解,并将此事上报江苏学政,继而由礼部将此案了结,张謇这才得以重填履历,恢复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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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云锦对张謇的才华颇为赏识,之后将他推荐给了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张謇由此入幕军营。1880年,吴长庆移防山东登州,次年袁世凯来投(袁之嗣父袁保庆与吴长庆系至交),吴觉得小袁学识粗浅,遂命其拜在张謇门下学习。袁世凯在营中时,处理军务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但其“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令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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