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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笔记中的故事是否属实暂时不论，细查端方的《劝善歌》，里面大都是劝人为善的警句，只在中间夹杂了这么四句：“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圣心犹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说实话，当时这种吹捧文章比比皆是，端方这个《劝善歌》，肉麻程度还不算高。事实上，端方之所以幸免于难，主要原因恐怕不是《劝善歌》，而是他不属于康有为那个激进的小集团，关键时刻又肯于服软，因而革职只是一时，日后仍有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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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官运的真正转机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等人逃到西安，而端方当时正好护理陕西巡抚，护驾有功，由此仕途大进。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尽管端方一度向顽固派低头，但他依旧是个顽固的“维新派”。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抚，随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其子也赴美国留学）；3年后，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办起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半年内建起小学堂八十多所。据说，端方在调任江苏巡抚时，上任伊始便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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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式教育是端方出任地方的最大亮点，其他新政措施如办理警政、编练新军等也可圈可点。其中，“端方新政”还创下了十几项国内第一：最早设立现代幼儿园（湖北幼稚园）、最早建立省立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最早提倡全民植树、最早引进肉类卫生检疫、最早建立市民公园、筹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等等。最为惊世骇俗的是，端方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首开女子公费留学之先例，这在当时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时代，无疑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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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覆灭后，有一种思维似乎成为定势：“满人做的好事，一定是不安好心甚至是包藏祸心，其目的不过是为继续维持满族亲贵的腐朽统治”。由此，满族官员乃至整个清廷所推进的改革，包括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都是用于欺骗民众的虚伪谎言，是不足信的。这种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主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无视真实历史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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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在湖北、江苏、湖南任上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1905年清廷决定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时，端方也列名其中。出发之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见了端方，并赏赐了一些宫廷御用点心以示鼓励。慈禧太后问端方：“新政已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回奏：“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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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宪政回国后，端方等五大臣连上数道奏折请求立宪。据说，端方为想更好的说服慈禧太后，特意从德国带会了一个最新的电影机，不料中间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据《中外时报》报道，端方怕这新玩意在老佛爷面前运转不灵，到时出洋相，所以特意让随同考察的随员姚某先试放一下。谁知因操作不当，电影机里的乙肽灯泡突然爆炸，姚某竟然被当场炸死，所幸端方当时正在隔壁会客，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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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端方圆满完成了宪政考察任务，随后官升一级，出任两江总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1908年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上台执政，其新任伊始便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而端方则在两江总督任上干了三年后，不久即接任为直隶总督（原直隶总督杨士骧突然暴卒），一举登上了个人仕途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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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袁世凯的才干，其在清末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是他人难以替代的，但如果载沣打算让端方来取代袁世凯地位的话，倒也不失为一个次优的选择。可惜的是，载沣并不是一个识才善用的主政者，在罢黜袁世凯不到一年，当时声望仅次于袁的端方也被赶下台，而其下台之原因，比袁世凯的案例更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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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曾多次承办过皇室婚丧庆典及陵墓工程的端方被命筹办慈禧太后梓宫移陵及相关事宜。按说，这种事情对端方来说本该驾轻就熟，但在这次移陵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而这个“小意外”却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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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端方安排了两名摄影师对慈禧太后的下葬过程进行拍摄，以为后来研究者留下宝贵影像资料，但葬礼一结束，即被某御史参劾，称“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另外，陵区内肆意架设电线，破坏风水，实为“有悖人臣之道”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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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咋舌的是，该“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的御史，竟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平心而论，即便李鸿章在世，恐怕也不会如此不开明，而作为摄影爱好者的端方，也是深知慈禧太后生前是颇为喜欢照相的，亵渎之罪，实属借机生事；至于陵区内架设电线（电话线），主要为通讯方便考虑，“大不敬”的帽子，恐怕也太大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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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这次弹劾的目的，本质上是守旧派对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斗争，而李国杰的出马，很大程度上挟夹私怨，因他曾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官未能如愿。如果仅仅是李国杰等人兴风作浪的话，问题还不至于那般严重，但摄政王载沣对此“很以为然”，结果正值年富力强的端方便从直隶总督的位置上被赶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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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固然年少不更事，但未必会顽固守旧到这种地步。端方之所以不招摄政王的待见，恐怕是因他刚上任直隶总督便屡屡上折，为中枢出谋划策，而这种“过分的积极”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指手画脚”、“摆老资格”。因此，在罢黜了袁世凯之后，再罢免一个端方，杀猴给鸡看，恐怕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这不过是载沣所出的昏招之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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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后，端方的低调生活被席卷鄂、湘、粤、川四省的铁路风潮所打断，清廷命其以侍郎衔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由此被卷入了这场夺命的运动。南下路过彰德时，端方特意下车拜访已赋闲近3年的袁世凯。早在清末新政与立宪时期，端、袁两人一直是坚定的盟友，志趣颇为相投。这一次，端方不但与袁世凯交流了当前时局的看法，而且还说定了两门亲事，一是端方之女嫁给袁世凯五子袁克权，二是袁世凯次女许给端方之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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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端方的复出，袁世凯祝贺之余，也不乏旁观者的清醒。他在写给端方的一封信中告诫说：“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大节似宜先驻汉阳，分投委员勘查，步步经营”，意在提醒端方稳打稳扎，切不可操切行事。端方原本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而且他曾任过湖北、湖南两省巡抚，因而两湖的保路风潮在其调和之下未见大患，但四川就完全不同了，端方在那里毫无人脉，事事均得依仗川省总督，而四川的前后两任总督，王人文处事过软而赵尔丰手段太硬，最终酿发巨祸，端方亦是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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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血案”发生后，清廷命端方带兵入川，平息风潮，而端方随后参劾前后两任川督王人文、赵尔丰“既不能裁制于前，复不能弭变于后”，导致两人均交内阁议处。赵尔丰并不欢迎端方这位钦差大臣，他为尽快平息风潮以求自保，随后便放出了蒲殿俊、罗纶等人，但事态非但未能好转，反而进一步走向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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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严令之下，端方带领湖北新军第八镇一部从汉阳前往宜昌，随后从宜昌坐兵轮驰往重庆，最后沿旱路前往成都。入川后，端方为平息民愤，他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发布告示：“蒲罗九人释放，王周四人参办；尔等哀命请求，天恩各如尔愿；良民各自回家，匪徒从速解散；非持枪刀抗拒，官军绝不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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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的和平姿态在最初颇具效果，但当他率兵前往成都的途中，武昌起义爆发，形势迅即变化。在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后，前方目的地成都此时已被“保路同志军”包围，而后方重庆也被革命党所占据，端方一行人进退失据，四顾茫然，最后彷徨于资州十余日，欲静观其变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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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位名叫陈文彬的士兵回忆说，他在随同端方进军成都时，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弟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不幸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来劳军时，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更有甚者，个别士兵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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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种族革命”的风潮之下，悲剧还是发生了。随同端方入川的湖北新军听说武昌起义后，思乡心切，军心动摇，在军中少数革命党的鼓动之下，端方及其弟端锦最终被杀。端方被杀的原因及具体情形有多个版本，但大体上来说，主要是因军中“排满”之说所引发。据各版本的归纳，端方被杀的当天，所带新军士兵拒绝站岗，军中的高级军官在无力约束士兵的情况下，与旗兵、幕僚等纷纷逃亡，最后行馆中只剩下端方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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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小队士兵在革命党的率领下，来向端方寻杀。端方说，我待你们不薄，何以如此？革命党说，待我等不薄纯属私情，今日排满乃是公谊，不杀你端方便不是炎黄子孙。端方说，我本是汉人，投旗才四代，现回归汉姓如何？革命党说，晚了！最后，端方兄弟被乱刀砍死，首级被割下来放在煤油桶里，一路传示后送往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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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张海林在《端方与清末新政》中认为，端方被杀除因排满风潮外，还可能与士兵索饷未得有关。另外，端方企图在资州静观其变，军中革命党担心自己失去做“反正英雄”的政治资本，而只想回鄂的官兵担心回去后无法洗脱入川镇压的干系，于是在“争功”及“自明心迹”的心态下聚合起来，最终以“种族革命”为号召，用小队突袭的方式杀死端方兄弟，其将受害者首领送往武昌的做法正是向新政府“邀功求官”及“亟求自明”的心理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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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兄弟的首级被送到武昌后，黎元洪念及旧情，将人头暂存于武昌宝通寺。亲家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派人从四川取回端氏兄弟尸身，随后又将端方兄弟的头颅从洪山禅寺取出，与尸身连接起来，最后葬在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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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两个满人、而且是两个高官，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中自然是值得喝彩的“正义之举”，但揭开革命暴力的华丽外衣，此等残杀事件背后的动机却很难经得起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考验。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著名记者莫理逊即颇为不平，他在写给报社的报告中称：“……被叛兵杀害的端方和他兄弟的首级装在煤油桶中已送到宜昌示众。革命党负责的领袖们并不同情这种残酷的暴行。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的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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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报》在1906年提名清王朝最有影响力的“四大人物”时，其中除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外，剩下的两个名额给了袁世凯与端方。作为清末满汉能臣的两大代表，袁世凯与端方的入选固然当之无愧，但冥冥间人各有命，袁世凯后做上民国的大总统，而端方却死于革命的乱刀之下。清室后追赠端方为“太子太保”并谥号“忠敏”，但死后哀荣，于人于国，不过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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