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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世凯与清廷共同策划并派人到石家庄将吴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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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禄贞被人报私恨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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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主使说”通常把路径指向原第六镇协统周符麟，系周指使骑兵营管带马步周实施了具体的刺杀行动。周符麟原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吴禄贞在上任第六镇统制后将其撤职，两人结下怨仇。从动机上看，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去刺杀吴禄贞似在情理之中，而吴禄贞死后，周符麟立刻官复原职（重任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更令人怀疑其中必有幕后交易。不过，从事变的时间地点来看，周符麟似乎并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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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能够证明的是，周符麟并不像某些回忆录中说的那样亲自指挥了刺杀行动，因为当时他根本就不在石家庄。据时任陆军部秘书科科长并随清军南下的恽宝惠说，吴禄贞被杀时周符麟在汉口第一军司令部，而陆军部档案中收录的周符麟所发电报也可以证明他本人当时并不在石家庄。事变后，阎锡山也认为，“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微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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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符麟并不在现场，那“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或“清廷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的两种说法就有些站不住脚，当时的通讯条件（电报均有据可查）和事变的瞬息万变，远在汉口的袁世凯或周符麟都无法预知吴禄贞与阎锡山“燕晋联军”的密谋，更无从指挥这一重大行刺事件。毕竟，动机和事实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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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档案收录了周符麟于11月9日所发的另一封电报，电文是：“麟于本日下午到石家庄”，这份电报可以证明，周符麟是在吴禄贞被刺后的第三天才达到石家庄。作为一个合理的推测，如果周符麟当时真在石家庄，那在吴禄贞被刺死后，他势必会出来控制局势而绝不会任由第十二协退往栾城，而正是在这两天里，山西民军三度出入石家庄，并将吴禄贞所截军火轻松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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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原军谘府大臣、贝勒载涛提出“报私仇说”，其中是否有隐讳不得而知，而事后革命党于右任所办的《民立报》直指吴禄贞被刺系良弼之阴谋。据说，良弼在武昌起义后即对吴禄贞有所怀疑，并派人侦察其左右，而在吴禄贞被刺后的当天清晨，良弼即至军谘府询问石家庄有电来否；电报来后，良弼入室亲自翻译，不假以示人，此举颇为诡异。可惜的是，良弼在1912年清帝退位前即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其中吊诡，多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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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杀手马步周，说来也颇为出人意料。马毕业于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隶于吴的部下，吴禄贞对他信任有加，屡加提擢，当时以骑兵营管带兼领卫队。吴禄贞怎么也不会想到，杀害自己的人竟然是他。马为人风流倜傥，但极好赌，经常负债累累，正因如此，他才可能被人收买。据说，马步周事后立刻为其相好的某妓赎身，其赎金何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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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周干这一票到底拿到了多少钱，目前也是众说纷纭，有说二万，也有说三万，还有说五万的。段祺瑞的谋士曾毓隽在《忆语随笔》中记载，段祺瑞率兵到达石家庄后，有人挖出吴的首级向官复原职的周符麟请赏，周向段祺瑞汇报，段称“此案中央作如何处理，尚不可知，汝与之五千元，告其速去”。段祺瑞说这话时，曾毓隽就在旁边，系亲耳所闻。民国后，北洋政府并未追查此事，但马步周自此无人敢用，最终瘫痪潦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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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事变亲历者何遂后的回忆，事发时他正在酣睡，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窗外有人高喊：“兵变，兵变！”惊诧之余，他冲出门外，这才发现时值午夜，但站台上却一个卫兵都没有。等到他冲进站长室，吴禄贞早已身首异处，而当他跑到附近的守军处求援时，竟然遭到对方的枪击。大事不妙下，他急忙奔向效外的晋军宿地，但等到那里一看，完了！晋军的营帐虽在，但早已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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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禄贞与阎锡山等人达成联合之后，晋军（即山西民军）一小部（约二百余人）即随吴前往石家庄，以便吴禄贞作为“招抚”的成绩上报清廷。但京旗一标及第六镇军官对山西民军十分对立，因而晋军在车站西面七里处扎营。在当晚的事变中，由于事起仓促，形势不明，晋军闻变即连夜退回娘子关，京旗一标也在当晚退走正定，以防对方攻击。至于第六镇官兵，当时也是逃亡过半，秩序大乱。次日，晋军出人意料的再次出关，并将吴禄贞截下的军火、粮食及吴的尸身运回娘子关，而原先预备犒赏三军的数千斤馒头及上千斤猪肉均被乱兵乡民抢掠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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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吴禄贞的被杀是马步周率小队突袭的结果，但其背后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北洋第六镇系袁世凯一手练成，前三任统制（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均为袁之心腹，镇内的中上级军官也大多是“小站练兵”的出身，标准的北洋系。吴禄贞上任第六镇统制后，镇内军官大多不服，原因有二：一是吴禄贞年纪轻轻即身居高位，其来路不正，据说该职位系花2万两银子买来；二是在载涛任军谘府大臣后，为排挤北洋系军官而重用留日士官生，吴禄贞实际上是亲贵派向北洋军“掺沙子”的产物。由此，吴禄贞遭到第六镇军官的反感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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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镇是老部队，多年积累形成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易控制。吴禄贞上任后，发现第六镇如铁桶一般，于是想用人事调整的办法来打破原有体系，以便自己逐步控制第六镇。镇中的两位协统，李纯与周符麟都是袁世凯时期的小站旧人。李纯科班出身，年富力强，在镇中威望很高，吴禄贞不敢动，于是他就拿暮气已深的旧式军人周符麟（当时已56岁）开刀，说他“烟瘾甚重，行同盗贼”，要求将之撤换。请求被否后，吴禄贞写信给陆军部大臣荫昌，指责其“只知作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委任”，后又到陆军部大吵大闹，这才将周免职。之后，周符麟被调往第一军，据说曾磨刀石上：“他日必宰了这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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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符麟虽然被免，但陆军部并未批准吴禄贞所提名的人选，而是暂由二十四标统带吴鸿昌升署周符麟的协统位置，吴禄贞为此大失所望，力争而未果。吴禄贞的做法实则又得罪了一个人，这就是升任协统的吴鸿昌，这也为后来的石家庄事变埋下了伏笔。当晚的事变，如果没有吴鸿昌的默许，似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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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统撤换”事件后，第六镇的各级军官不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由此与吴禄贞积怨匪浅。吴禄贞这边则因计划不能实现而惘然若失，他在镇内虽然“贵为统制”，但实际上是个“空杆司令”，对部队毫无控制力。由此，吴禄贞心灰意冷，他更多是呆在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而很少到保定去过问第六镇的事，与属下官兵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在被刺杀的前夜，吴禄贞还对人说过，“第六镇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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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吴禄贞与下属的对立关系无疑是当晚事变的重要原因。但从各种因素来看，吴禄贞的被刺决不仅仅是“个人怨仇”或“凶手被收买”这样简单。据说，吴禄贞在11月6日回到石家庄后，即召开第六镇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其中微露“革命之意”。按吴的计划，他打算在次日犒赏三军时召开大会，届时向士兵演讲“革命大义”，以逼迫各级军官服从革命。但吴的意图很快被第六镇中上层军官所识破，这大概是吴禄贞当晚即被刺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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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被刺死后，“燕晋联军”的计划在无形中宣告瓦解，清廷解除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而袁世凯也得以扫除障碍，顺利进京掌控大局。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1924年在与人谈起马步周时说，“马蕙田（马步周，字蕙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此话大意，似应做以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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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孔庚在悼忆吴禄贞时说：“（吴）是个雄才大略、辩才无碍的人，尤其是识见过人，热心爱国。假使他这次（燕晋联军）的事能成功，袁世凯当时决不能存在；北洋派也不至祸国十余年；民国成立，必另有一番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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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的尸身被晋军抢回后，由于其头颅不知去向，阎锡山后请一位高明的木工做了一个木人头，安放在其尸身的颈腔上。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吴禄贞与革命宣传家、瘐死租界监狱中的文弱书生邹容一起被追认为为“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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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一、年少英豪：尹昌衡铁血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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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先声起于四川保路运动，但蹊跷的是，在各省纷纷独立后，四川迟至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是南方各省中最晚的；而在南北停战议和、各地渐已安靖后，四川仍旧扰乱纷纷，12月8日再次发生兵变，成都商民被抢掠一空，损失惨重。乱世自有枭雄出，在此过程中，一位果决剽悍的年少英豪横空出世，这就是年仅27岁的四川都督尹昌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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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1884年生于四川彭县，原名“尹昌仪”，后因为溥仪登基避讳而改此名（“仪”字）。1902年，17岁的尹昌衡考入四川武备学堂，因在校中表现优异，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到日本后，尹昌衡先入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为留日士官生特设的预备学校，之前的成城学校不再接受中国学生）学习3年，后入读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当时的同学少年中，不乏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孔庚、孙传芳、罗佩金、刘存厚等民国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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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尹昌衡毕业回国，因各省都有编练新军的重大任务，学成归来的士官生在当时相当抢手。这时，被视为开明的广西巡抚张鸣歧为推行新政而积极招揽人才，尹昌衡随后到广西并担任了督练公所编译科长，之后又兼任了广西陆军小学的教习。但尹昌衡对此安排并不满意，因职位不是带兵官，不能发挥他的专长。郁郁不得志下，尹昌衡常借酒醉骂人闹事，令领导颇为头疼。比较著名的闹事有两次，一次喝醉了酒，尹昌衡借酒劲骑马冲入巡抚衙门并与卫兵打斗，张鸣歧得知后勃然大怒，险些以“面辱大吏”的罪名参奏他；另一次则是在某次宴会后，差点与广西提督龙济光相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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