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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杀手马步周，说来也颇为出人意料。马毕业于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隶于吴的部下，吴禄贞对他信任有加，屡加提擢，当时以骑兵营管带兼领卫队。吴禄贞怎么也不会想到，杀害自己的人竟然是他。马为人风流倜傥，但极好赌，经常负债累累，正因如此，他才可能被人收买。据说，马步周事后立刻为其相好的某妓赎身，其赎金何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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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周干这一票到底拿到了多少钱，目前也是众说纷纭，有说二万，也有说三万，还有说五万的。段祺瑞的谋士曾毓隽在《忆语随笔》中记载，段祺瑞率兵到达石家庄后，有人挖出吴的首级向官复原职的周符麟请赏，周向段祺瑞汇报，段称“此案中央作如何处理，尚不可知，汝与之五千元，告其速去”。段祺瑞说这话时，曾毓隽就在旁边，系亲耳所闻。民国后，北洋政府并未追查此事，但马步周自此无人敢用，最终瘫痪潦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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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事变亲历者何遂后的回忆，事发时他正在酣睡，忽然被一阵枪声惊醒，窗外有人高喊：“兵变，兵变！”惊诧之余，他冲出门外，这才发现时值午夜，但站台上却一个卫兵都没有。等到他冲进站长室，吴禄贞早已身首异处，而当他跑到附近的守军处求援时，竟然遭到对方的枪击。大事不妙下，他急忙奔向效外的晋军宿地，但等到那里一看，完了！晋军的营帐虽在，但早已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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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禄贞与阎锡山等人达成联合之后，晋军（即山西民军）一小部（约二百余人）即随吴前往石家庄，以便吴禄贞作为“招抚”的成绩上报清廷。但京旗一标及第六镇军官对山西民军十分对立，因而晋军在车站西面七里处扎营。在当晚的事变中，由于事起仓促，形势不明，晋军闻变即连夜退回娘子关，京旗一标也在当晚退走正定，以防对方攻击。至于第六镇官兵，当时也是逃亡过半，秩序大乱。次日，晋军出人意料的再次出关，并将吴禄贞截下的军火、粮食及吴的尸身运回娘子关，而原先预备犒赏三军的数千斤馒头及上千斤猪肉均被乱兵乡民抢掠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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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吴禄贞的被杀是马步周率小队突袭的结果，但其背后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北洋第六镇系袁世凯一手练成，前三任统制（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均为袁之心腹，镇内的中上级军官也大多是“小站练兵”的出身，标准的北洋系。吴禄贞上任第六镇统制后，镇内军官大多不服，原因有二：一是吴禄贞年纪轻轻即身居高位，其来路不正，据说该职位系花2万两银子买来；二是在载涛任军谘府大臣后，为排挤北洋系军官而重用留日士官生，吴禄贞实际上是亲贵派向北洋军“掺沙子”的产物。由此，吴禄贞遭到第六镇军官的反感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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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镇是老部队，多年积累形成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易控制。吴禄贞上任后，发现第六镇如铁桶一般，于是想用人事调整的办法来打破原有体系，以便自己逐步控制第六镇。镇中的两位协统，李纯与周符麟都是袁世凯时期的小站旧人。李纯科班出身，年富力强，在镇中威望很高，吴禄贞不敢动，于是他就拿暮气已深的旧式军人周符麟（当时已56岁）开刀，说他“烟瘾甚重，行同盗贼”，要求将之撤换。请求被否后，吴禄贞写信给陆军部大臣荫昌，指责其“只知作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委任”，后又到陆军部大吵大闹，这才将周免职。之后，周符麟被调往第一军，据说曾磨刀石上：“他日必宰了这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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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符麟虽然被免，但陆军部并未批准吴禄贞所提名的人选，而是暂由二十四标统带吴鸿昌升署周符麟的协统位置，吴禄贞为此大失所望，力争而未果。吴禄贞的做法实则又得罪了一个人，这就是升任协统的吴鸿昌，这也为后来的石家庄事变埋下了伏笔。当晚的事变，如果没有吴鸿昌的默许，似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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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统撤换”事件后，第六镇的各级军官不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由此与吴禄贞积怨匪浅。吴禄贞这边则因计划不能实现而惘然若失，他在镇内虽然“贵为统制”，但实际上是个“空杆司令”，对部队毫无控制力。由此，吴禄贞心灰意冷，他更多是呆在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而很少到保定去过问第六镇的事，与属下官兵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在被刺杀的前夜，吴禄贞还对人说过，“第六镇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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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吴禄贞与下属的对立关系无疑是当晚事变的重要原因。但从各种因素来看，吴禄贞的被刺决不仅仅是“个人怨仇”或“凶手被收买”这样简单。据说，吴禄贞在11月6日回到石家庄后，即召开第六镇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其中微露“革命之意”。按吴的计划，他打算在次日犒赏三军时召开大会，届时向士兵演讲“革命大义”，以逼迫各级军官服从革命。但吴的意图很快被第六镇中上层军官所识破，这大概是吴禄贞当晚即被刺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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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被刺死后，“燕晋联军”的计划在无形中宣告瓦解，清廷解除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而袁世凯也得以扫除障碍，顺利进京掌控大局。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1924年在与人谈起马步周时说，“马蕙田（马步周，字蕙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此话大意，似应做以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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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孔庚在悼忆吴禄贞时说：“（吴）是个雄才大略、辩才无碍的人，尤其是识见过人，热心爱国。假使他这次（燕晋联军）的事能成功，袁世凯当时决不能存在；北洋派也不至祸国十余年；民国成立，必另有一番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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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的尸身被晋军抢回后，由于其头颅不知去向，阎锡山后请一位高明的木工做了一个木人头，安放在其尸身的颈腔上。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吴禄贞与革命宣传家、瘐死租界监狱中的文弱书生邹容一起被追认为为“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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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一、年少英豪：尹昌衡铁血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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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先声起于四川保路运动，但蹊跷的是，在各省纷纷独立后，四川迟至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是南方各省中最晚的；而在南北停战议和、各地渐已安靖后，四川仍旧扰乱纷纷，12月8日再次发生兵变，成都商民被抢掠一空，损失惨重。乱世自有枭雄出，在此过程中，一位果决剽悍的年少英豪横空出世，这就是年仅27岁的四川都督尹昌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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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1884年生于四川彭县，原名“尹昌仪”，后因为溥仪登基避讳而改此名（“仪”字）。1902年，17岁的尹昌衡考入四川武备学堂，因在校中表现优异，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到日本后，尹昌衡先入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为留日士官生特设的预备学校，之前的成城学校不再接受中国学生）学习3年，后入读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当时的同学少年中，不乏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孔庚、孙传芳、罗佩金、刘存厚等民国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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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尹昌衡毕业回国，因各省都有编练新军的重大任务，学成归来的士官生在当时相当抢手。这时，被视为开明的广西巡抚张鸣歧为推行新政而积极招揽人才，尹昌衡随后到广西并担任了督练公所编译科长，之后又兼任了广西陆军小学的教习。但尹昌衡对此安排并不满意，因职位不是带兵官，不能发挥他的专长。郁郁不得志下，尹昌衡常借酒醉骂人闹事，令领导颇为头疼。比较著名的闹事有两次，一次喝醉了酒，尹昌衡借酒劲骑马冲入巡抚衙门并与卫兵打斗，张鸣歧得知后勃然大怒，险些以“面辱大吏”的罪名参奏他；另一次则是在某次宴会后，差点与广西提督龙济光相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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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广西陆小读书的李宗仁回忆，“张鸣岐抚桂初期，革命党人的活动可说是肆无忌惮，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嚣张……某次张氏宴客，尹昌衡酒醉之后，竟宣称清廷不能存在。同时王勇公闹酒，竟以张氏所佩手枪，自室内向外射击，致击碎窗上玻璃。由此可见当时青年革命志士气焰的一般。后张氏深恐同盟会势大不可收拾，乃设法压抑。”不久后，张鸣歧即将这些难以管束的士官生陆续礼送出境，尹昌衡也是其中之一。在“欢送”宴会上，张鸣歧曾告诫尹昌衡：“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尹则不以为然的回说：“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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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期间，尹昌衡结识了同乡翰林、广西法政学堂任督办颜楷，两人相交甚欢，后者以其妹相许。颜楷出身官宦世家，时为张鸣歧所重用，尹昌衡“醉闯巡抚衙门”之事即得益于这位“大舅子”的调解。回成都后，尹昌衡又在岳父的推荐下被四川总督赵尔巽任命为督练公所军事编译科长，但这次的职位和广西大同小异，自认为“大材小用”的尹昌衡心生不平，之后又闹出了不少的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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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四川编练的新军第十七镇成立，统制朱庆澜安插了不少自己人，如参谋官程潜、协统施承德、陈德邻，标统周骏、叶荃、王铸仁等，十几个管带中只有宋学皋、彭光烈、龙光、彭鹄举4人为川籍（清末新军的统制、协统、标统、管带，即相当于现代军制的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由于当时的高级军官多为外省人，中下级的川籍军官大为不满，尹昌衡就是其中最激烈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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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镇的成立庆祝会上，四川总督赵尔巽亲临现场并做了简短讲话，大意是：“十七镇成立了，我为川人庆、为川人贺，从此国防省防更有保障了。”话音刚落，尹昌衡跳出来大声说：“大帅刚才所言，昌衡以为大谬不然”。此话一出，全场皆惊。赵尔巽听了这刺耳话，心里老大不舒服，但还是和颜悦色的说：“那你以为如何？”尹昌衡抓住机会当众指斥军中“武器陈旧、用人不当，械不可用、将不知兵”，等等。赵尔巽听后沉着脸一言不发，好在有同事出来打圆场，称尹昌衡喝多了乱讲话，随后将之强行拖出会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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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赵尔巽对这个“刺头”倒注意上了，在随后的十七镇军事演习中，尹昌衡被任命为东军裁判官（演习分东、西军对抗），以观成效。演习结束讲评时，尹昌衡对那些外省军官们大加批驳，以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由此获取了“胆气粗豪，敢于说话”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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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学期间，尹昌衡曾与同盟会有过接触，但回四川后，革命党的“排满主义”在他这里却变成了私利性的“排外省主义”。每次宴会，尹昌衡总是有意喝醉并乘着酒意大骂非川籍军官，在川籍与外省军官的对立情绪下，尹昌衡的肆意辱骂反而赢得了本省军人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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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行前特向继任总督赵尔丰（即赵尔巽之弟，时任川滇边务大臣）推荐，尹昌衡由此改任教练处会办。时隔不久，四川掀起了保路风潮，尹昌衡曾向赵尔丰提议，由自己组织一支军队去镇压“保路同志军”，并称“成则公功，败则衡罪”，但赵的幕僚称尹昌衡与革命党相勾结，决不可用，此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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