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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三、我本善良：七品报人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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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章太炎与一群朋友们再酒足饭饱后纵论天下，议及时人时，章以《红楼梦》中人物作喻：慈禧太后，贾母也；光绪皇帝，贾宝玉也；康有为，林黛玉是也，张之洞，乃王熙凤也……至于书中的“刘姥姥”，则封给了在座的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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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国内有一份报纸风靡一时，影响极大，这就是汪康年曾参与创办并担任总理（经理）的《时务报》。章太炎也曾在《时务报》中任职，以他对汪康年的了解，这个比喻不算离谱。在朋友眼中，汪康年外貌憨厚而世事洞明，性情平和犹见辱不怒，为人中庸却仗义扶危，这位以办报为终身之业的改良主义者，他的中间路线虽被革命派与保皇派所攻讦，但仍不失为一谦谦良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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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1860年出生于某盐商家庭。明清时期，盐商是个好职业，经营者富甲一方，汪家也不例外。积累了多年的财富后，汪家祖上也有意附庸风雅并鼓励子弟读书应试。为此，家中建有“振绮堂”藏书楼并名扬江南。乾隆年间，汪家在《古今图书集成》修撰时即上贡善本书百余本，并受到朝廷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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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后的职业选择与其祖上藏书有莫大关系，可惜他生不逢时。至其祖父辈时，汪家已然没落，太平军横扫江南更是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1860年初，其父汪曾本在太平军合围杭州之前将身怀六甲的妻子、老母与一子二女护送出城，汪康年于当年1月25日（正月初三）诞生于外祖父家。两个月后，未逃出杭州的汪家人及亲戚大多在这场战乱中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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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的父亲汪曾本曾被视为家族复兴的希望，因他在20岁时即中举。由于家族财产在兵荒马乱下早已荡然无存，两次会试不中后，汪曾本不得不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为生计而奔波。因功名路上未得圆满，他在之后20年所获得的都是微职（8品官）或不稳定的差使，尽管一生颠沛流离，但始终未能翻身。1882年，汪曾本黯然去世，给刚刚成年的汪康年留下5000两银子的债务及多病的老母，另外还有尚未婚娶的两弟一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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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本去世前给汪康年留下遗言，“不可废书不读”，他用自己一生的教训告诉儿子，既选择了读书这条路，就不能半途而废，否则难有出头之日。汪康年未必比其父更有才华，他在19岁时考中秀才，但在乡试一关上却四售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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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得好，人各有命，科考亦如是。汪康年十年内四试不中，比他大两岁的康有为也同样困于场屋二十载，六试不中。而康有为的弟子、也是汪康年的同门师弟梁启超（同修举业于石德芬）却是年少成名，16岁中举人；汪康年的座师瞿鸿禨21岁中进士，瞿鸿禨的座师王文韶22岁中进士，张之洞26岁中探花，这些都是科考路上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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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就没那么走运了，瞿鸿禨任浙江学政时，他虽然于岁试与科试均考得第一并由此获得朝考的机会（按清制，生员经学政的岁试、科试成为优贡后可参加朝考，如通过可以派为知县或县教谕），但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不过名列朝考第三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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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幸运之神还是降临了汪家，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浙江乡试中，30岁的汪康年与堂兄汪大燮、堂弟汪鹏年同榜中举，这也是汪曾本在37年前获得举人之后，汪家子弟再次获得举人功名，而且一下就是3个。当年同榜中式的，还有蔡元培、张元济等人，这都是后来的文化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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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举后，汪康年拿着伯父汪守正（御医，为慈禧所信任）及老师李文田的荐书于次年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或因性格方面的缺陷，汪康年并没有受到张之洞的重视而只是让他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务并充任家庭教师。据其堂兄汪大燮所言，汪康年的性格直率少心机，书生气太足而不知权变，张之洞也说他“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因此他在湖北政治圈只能算外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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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汪康年赴京会试，初试时很顺利地考中贡士，但不走运的是，因病未参加殿试。两年后（1894年），汪康年入京补殿试，以三甲第五十九名的成绩中得进士，功名路上功德圆满。不巧的是，汪康年在朝考前再次患病而未能应考，按例不能授予官职。直至1904年，汪康年补应朝考，这才被授内阁中书，不过此时的他对做官已毫无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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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的很多士人一样，甲午的战败也深深刺痛了汪康年。这一年，他给自己起号“毅伯”，并决心以办报为事业。汪康年所处的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萌芽时期，19世纪末的中国有近百家报刊，其中大半为教会所办，外国商人所办占五分之一，中国人自办报刊为个位数，其中数家还有洋人入股。甲午战争期间，上海报刊屡屡错误报道战事，竟有称清军获胜、日军大败的各种假消息，被愚弄的民众竟为之庆贺不已。这一系列的荒唐事，更刺激了汪康年为中国人办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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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七月，康有为在京创办《万国公报》（后因与上海广学会所办报纸重名而改称《中外纪闻》），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该报为双日刊，主要登载阁抄、西报或外电的译文及中外知识的介绍，当时也没有什么发行渠道，只是随《邸报》（又称“邸抄”或“宫门抄”，主要刊登重要谕旨、奏折、人事任免等信息，以在京官员为发行对象）免费赠送，发行量在两三千份。半年后（1896年元月），朝中有人告发康有为、文廷式等人利用报纸结党营私并组织会社对抗朝廷，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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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汪康年积极加入了维新的浪潮，后应康有为之邀赴上海加入强学会。强学会初期声势浩大，张之洞也主动捐款五千两白银以示支持。北京的强学会被查禁后，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利用所余款项与黄遵宪等人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汪自任经理并聘梁启超为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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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维新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报纸，《时务报》的创办及运作与汪康年的经营管理和全盘调度是分不开的，他不仅负责报社的财务、人事与发行，偶尔也兼任评论与编撰。作为背后的“大股东”，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对《时务报》提供了大力支持，并称“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宏纲，无取琐闻，实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在其命令下，两湖大小文武衙门、各官办理学院学堂等均按期订阅《时务报》，费用由善后局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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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的影响力也与主笔梁启超的才华密切相关。作为百年不世出的大才子，梁启超以其犀利活泼、纵横捭阖的文笔迅速在官绅阶层中掀起了一场舆论大风暴，当时竟出现人人争读《时务报》的盛况（这也从侧面折射了中国报刊业极不发达的现状）。但在康有为的有意主导下，《时务报》于1897年后由变成法、改科举、选才讲学、兴业练兵等议题转到敏感的“开宪政，尊民权”主题，这引起了张之洞的极大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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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张之洞命人致书汪康年，要求《时务报》在“宪政”、“民权”等议题上谨言慎行，免得为人指摘而重蹈北京强学会的覆辙。接到张之洞的指令后，汪康年随即阻止梁启超继续发表他认为“过激”的议论，这引起了梁启超的极大不快。得知这是张之洞的暗中指使后，年轻气盛的梁启超愤而求去，之后应谭嗣同所邀赴湖南长沙参与创建时务学堂及《湘学报》、《湘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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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汪康年大概是最活跃的。1897年，他与叶瀚等名流在上海创建蒙学会并发行《蒙学报》；同年，又帮助罗振玉创立了务农会并发行《农学报》。对汪康年来说，这两份报刊只是牛刀小试。1898年5月，汪康年和曾广铨、汪大钧等集资创办了《时务日报》（作为《时务报》的姊妹报），社务由其一人主持，这份报寄托了汪康年的很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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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变法开始后，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召唤下赴京与事，对于之前争夺《时务报》的失败，梁大才子颇有不甘，他趁机请老师向光绪皇帝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其自往上海督办，此议于1898年7月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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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梁假官报名义强收《时务报》并借以报复私怨的行径，汪康年等人极为愤怒，之后即将《时务报》易名《昌言报》予以抵制。《昌言报》仍延续了之前《时务报》的做法，并由张之洞指定梁鼎芬为总董。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康有为甫离北京，政变随后而起，接收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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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失败后，《昌言报》仍得以继续生存，但汪康年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另一份报纸即之前创办的《时务日报》。为避免牵连迫害，《时务日报》于当年8月改名为《中外日报》，以英人杜德勒为发行人、以日本人安藤虎雄为总董，此举实为改挂“洋旗”，以便于继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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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日报》4开4版一张，白报纸双面印刷，后扩为对开大张，纵向分层编排，这些在当时都属独创。汪康年最大的一个创新是，改变当时各报普遍通行的四字标题而代之于分类标题，将每版分为上下四栏；又将新闻分为电报、各国、外埠、本埠四类，再按地域分别排列，力求版面现代化，以与《申报》竞争。在办理这份报纸的过程中，其弟汪诒年也助力不小，该报实为汪家兄弟所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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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激烈，《中外日报》仍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乃至于接收官方的资助。1905年，各地因美国“排华法案”而发生反美浪潮，《中外日报》受命“疏导”，结果引发读者不满而相约退订，“不幸”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家被读者抵制的华文报纸。1905年后，因汪康年赴京任职，该报影响日微，后于1911年2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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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汪康年赴京应朝考，后被授为内阁中书。内阁中书不过七品官（从七品），以汪康年的年纪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前途，在此期间，他的兴趣也仍旧在办报上。1907年3月，汪康年在京创办《京报》，正当他想大干一场时，半年后又因“杨翠喜案”而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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