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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上,吕碧城对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痛加批驳,她在文章中反复提倡妇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正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中说的,“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在她看来,男女平权不仅解放了妇女,更重要的是“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保全我二万里之疆土。”在其文章中,吕碧城已将“兴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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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英国东方教育促进会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子小学,这也是中国女学的创办之始。但是,当时的女子学校大多与教会有关,学生主要来自贫困家庭,人数也很有限。1904年,旗人女子惠兴创办杭州贞文女校,第二年,学校因资金困难而面临关闭,杭州八旗官员却拒绝提供援助,惠兴在绝望之下,为抗议同胞的冷漠而自杀身亡。惠兴的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女子教育问题也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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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清廷颁定女学章程,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开女智、兴女权”,最主要的途径是兴办女学,让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接受现代教育,吕碧城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幸运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当时正积极推行新政,尽管学部的“癸卯学制”未将女子教育列入正规学校体系,但袁世凯对女子教育仍颇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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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敛之的帮助下,吕碧城在筹办女学过程中结识了严复、严修、傅增湘等津门名流,进而获得了天津道尹唐绍仪乃至袁世凯的鼎力支持。1904年11月,北洋女子公学正式开学,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傅增湘为监督(校长)。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这在当时尚属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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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尽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只有十余人,但吕碧城提出的教育理念影响了民国后的诸多女杰,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等,她们都曾亲聆过吕碧城的授课。最有意思的是,当年责骂她的舅父严凤笙后“因事被劾去职”,袁世凯指定他协助外甥女吕碧城参与筹备女学事宜,严虽无地自容,但也只好“忍气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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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女界闻人”,吕碧城不仅热衷于提倡女权、兴办女学,她也同样热心于公益。1911年奉天发洪灾,吕碧城与海上诸女发起女子赈灾会,并亲撰通告。辛亥革命胜利后,令吕碧城等女权主义者感到失望的是,1912年《临时约法》对女权问题未置一词。为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人跑到南京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愿并强闯议事厅,在遭到警卫的阻拦后,这群愤怒而勇敢的女志士们将其门窗玻璃给砸了个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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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六十多名女界代表再次来到临时参议院并闯入了议事厅,闹到最后,议长林森不得不向军队求救,事件才得以平息。同年8月,同盟会在京举行改组大会时,因新党章中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原同盟会员沈佩贞等人一怒之下竟冲上主席台,当场奉送了主持会议的宋教仁几个大耳瓜子,会场为之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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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出于失望,或许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1912年清帝退位后,吕碧城在袁世凯的邀请下离开教育界改任总统府机要秘书。但是,失望之后还有更多的失望,在袁世凯称帝前夕,吕碧城辞职迁居上海,而在“洪宪帝制”失败后,她也不免为世人所非议。回沪期间,吕碧城行陶朱之学,获利颇丰。1920年,吕碧城飘然出国,后漫游于欧美各国并定居于瑞士的日内瓦湖畔。在这段时期,吕碧城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并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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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解的是,吕碧城虽姿容优雅却终身未婚。有人说,这是因她早年被人退婚而留下阴影所致,但这只是部分原因。事实上,后与之交往过的社会名士不乏其人,如英敛之、杨志云等均与其有过感情纠葛,但吕碧城却宁愿独身终老而不曾踏入婚姻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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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吕碧城最有可能发生婚姻关系的是给予她知遇之恩的英敛之。但遗憾的是,英敛之一则已婚(其妻淑仲还是皇族,);二则是旗人(尽管当时“满汉不婚”的禁令已打破,但民国前满汉通婚的仍极少),以吕碧城的个性,也决不能容忍自己作为“妾”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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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吕碧城个性既强,遇事也极有主见,随着其知名度的一步步提高,其与英敛之的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在一些事情上,两人难免会出现矛盾争执乃至于言语失和的情况。事实上,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与好感逐渐变为不耐和反感,其日记中甚至出现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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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某校数名教习打扮妖艳,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师德。由于当时的女教习人数很少,打扮妖艳者更是屈指可数,而吕碧城则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英敛之此前对之颇具微词。吕碧城读了这篇文章后,或因内心敏感,或是借题发挥,她随即在《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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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由此,两人的关系彻底走向了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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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早年遭遇退婚,之后在英敛之的帮助下成名,而后者对她也颇有好感,其情感难免复杂,而以其独立偏执的性格,更是难以在相处中感受自如。之后,吕碧城索性借题发挥并与英敛之乃至《大公报》一刀两断,其中奥秘,恐怕还是一种不自信与不安的表现。作为一个在婚事上受过伤害的女人,吕碧城对于之后的感情和婚姻往往抱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态度,一有阻碍,即知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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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英敛之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并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尽管二人后恢复来往并互通书信,吕碧城还一度前往香山探望英敛之,但相比于当年津门相谈甚欢、笑语盈盈的情景已是隔去三秋。1926年,英敛之因病去世,而吕碧城当时已在异国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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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现代都市中的女金领,吕碧城在事业、才情、样貌、金钱四者一样不缺,她能看上的人屈指可数,而被看上的人,往往又“使君有妇”。当友人问及于此时,她自称“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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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说她是袁克文(袁世凯的二公子)的红颜知己,吕碧城笑而不答,稍倾曰:“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对此,有着师生之谊的严复批评她“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而其最终的结果是,一生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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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后,吕碧城开始一心向佛并致力于“戒杀护生运动”,她曾著有多本佛学作品。1939年后,吕碧城在欧战的硝烟中返回香港,后于1943年辞世,年61岁。此时的香港,同样在战火之中,吕碧城遗命不留尸骨,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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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五、难缠的“国辫”:一剪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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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之前,汉人对薙发(剃发)极忌讳,只有犯罪或出家当和尚不得已而削发,否则头发不能剪也不能剃。如古代之“髡刑”,剃发即为惩罚手段,而太史公司马迁说的“剔发受辱”,亦有此意。曹操出征南阳,因座马惊奔踏了道旁禾苗,触犯了自己所定的“践苗者斩”之禁令,“割发权代首”,这一自惩,力度已不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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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之“薙发令”,一言而蔽之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大大伤害了汉人的感情。汉人们反抗的未必是留辫,因辫子无非发式,或缠或绑并不重要,但将前额头发剃去,则于传统大为相背,特别在头发剃去后,额面露一光溜溜的大瓢,这就像被刺字一样,几乎是一种失败与耻辱的标志,而满人统治者要的就是这种归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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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薙发令”一出,士人们义愤填膺,视之为奇耻大辱,随后各地纷纷造反,满洲铁骑则大兵压境,江南一片血雨腥风。其中,尤以江阴反抗最为激烈,史传“江阴十日”,其杀戮可谓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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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武力做后盾,剃头也就成了垄断行业。于是乎,剃头师傅们奉旨剃发,摊头旁边竖一旗杆,挂起“薙发令”的醒目布告,旁边还站一清兵,腰间跨把刀,看到谁额上有发,即抓来剃头,谁敢不从,就砍了脑袋挂在旗杆上。久而久之,汉人剃发成了习惯,摊头上也不用挂布告,站岗士兵也撤了,旗杆上也没了人头,但放旗杆的剃头架倒保留了下来,可以放放磨刀石、磨刀布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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