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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土地收归县衙所有后，县衙顶不住十八魁等梅花拳弟子的压力，又被迫允许在地基上修建新的玉皇庙。庙宇很快就修好了，竣工的那天，梅花拳的弟子们都把这当作是对抗教会的重大胜利，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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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主教又找到了各国驻北京的公使，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提出了四点要求：限定山东官府三日内拿办十八魁；赔偿教堂损失白银两万两；将亲自负责此事的东昌知府撤职；将负有领导责任的济东道道台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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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山东巨野县又发生了著名的“巨野教案”。1897年11月1日，两名原本在阳谷县和郓城县传教的德国籍传教士路过巨野磨盘张庄，天色已晚，他们便来到庄中的教堂里投宿。这座教堂本来住着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他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两位投宿者，自己则睡到仆人的房里，这一举动救了薛田资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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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十几个当地的庄民摸黑潜入了教堂。他们手里拿着大刀、火枪，准确摸到薛田资的卧室，把床上睡着的人当成了薛田资一顿猛砍，直到床上的两人断气，他们才发现可能杀错了。而庄子里的教民也闻讯赶来了，这伙人只好趁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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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的薛田资惊恐地目睹了这一切，他仓皇出逃。等到第二天，薛田资将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电告德国驻北京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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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一起谋杀还是抢财杀人，案件到最后并没有定论，按照巨野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事件的人是听说了教堂里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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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裁定的。跟梨园屯一样，磨盘张庄的民教冲突越发严重，而作为传教士，薛田资自然要维护教民、欺压庄民，再加上他自己平时可能还不太检点，仗势欺人，庄民们对他早已是恨之入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而官方的说法是有意淡化民教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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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丙子日），德国的军舰开到了胶州湾，要用武力解决问题并趁机侵占山东。最后在德国的压力下，李秉衡被革去山东巡抚之职。本来朝廷已经升任李秉衡为四川总督，但在德国的施压下李秉衡不准再升职，接替李秉衡的是原陕西布政使张汝梅。山东刚经历了甲午战争，又要面对德国出兵山东，群情激愤是可想而知的。朝廷指示：在这个节骨眼上，山东其他有民教冲突的地方，官府应全力避免和洋人冲突，免得外国人又要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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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官场顿时一片风声鹤唳，冠县县衙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他们将刚刚建好的新玉皇庙强制性拆掉，宣布地基归教民，县衙为教民拨付白银400两再修教堂。同时，官兵开始捉拿十八魁，清查“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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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魁和大部分“乱党”都是梅花拳弟子，梅花拳师门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民教冲突之中，师门中的头领紧急开会。他们意识到赵三多已经为师门闯下了滔天巨祸，很可能会给师门带来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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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赵三多和他的弟子们也没有了退路，此时即使他们投案自首，也难以自保，教会和教民一定会对他们穷追猛打，看来坚持“斗争”下去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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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之下，其他的头领并不反对赵三多和他的弟子继续反教反洋，但不准再使用“梅花拳”的名号，也不准再说是梅花拳中人，这是梅花拳师门得以自保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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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三多必须为他的队伍想一个新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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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以前（乾隆年间），山东地区曾发生一件大事：清水教头领王伦率众起义反抗朝廷。王伦原本是白莲教教徒，后来自立门户，创立清水教，而同时他也学习梅花拳，所以也算得上梅花拳师门中人（头衔真多啊）。在起义时，王伦考虑到白莲教是朝廷严厉镇压的邪教，受打击的目标太大，而梅花拳师门严禁起义闹事，于是王伦的队伍既没有打出“白莲教”旗号，也没有打出“梅花拳”旗号，而是打出了一个新名字，一个充满能量、正义和血气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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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义和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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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义和，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义气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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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义和，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必须把退无可退的拳头亮出来，追求“正义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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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义和，就是维护中国的传统之“义”，中国的传统之“和”，用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后来向国内报告用语来说，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将联合起来进行正义的事业，如果有必要，他们将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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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是赵三多原本就知道王伦的故事，或者是他的“参谋们”把这个故事说给了赵三多听。赵三多把“义和拳”的名号从一百多年前的王伦手里移了过来，他为自己队伍采用的新的名字，正是——义和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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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结构上来说，赵三多的义和拳既不是起源于白莲教，也不是起源于大刀会，而是和梅花拳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赵三多的义和拳是一个继承了梅花拳开放门风的组织，加上要对抗洋枪，人越多越好。于是，尽管在组织起源上，义和拳和白莲教以及大刀会没什么关系，但不能阻止白莲教教徒和大刀会成员加入义和拳组织。义和拳就像一条小溪，它汇集了干流和很多的支流，包罗万象，包容万千，这正是作为一个基层自发组织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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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拳的兴起和山东冠县、直隶威县都有关系，赵三多就是直隶人，所以，相对于接下来故事中即将讲述的“义和团，起山东”，我们其实还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义和拳，起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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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当时地方官府给朝廷的奏章报告中，无一例外地把义和拳说成“起源于白莲教”，直隶吴桥县县令劳乃宣还专门写了本书（《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向朝廷证明义和拳就是“源自白莲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劳县令的这本书不仅让当时的朝廷信了，后来的很多人也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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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官是不了解实情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们是非常了解情况的。因为白莲教是朝廷早已经定性的“邪教”，按照《大清律》，把民间组织定性为“邪教”的权限在朝廷，而只要把义和拳和白莲教扯上关系，这就是借白莲教“邪教”之名给义和拳定罪的一条捷径。只要朝廷一定罪，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出动官兵用简单粗暴的手法去打击，而百姓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就能以“打击邪教”之名掩盖，官老爷仍然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该收的税能够收得上来，该摊派的劳工能够摊派得下去，县老爷对乡村事务是很少真正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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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了，从义和拳产生的“根源”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拨开层层的迷雾，压下种种的争论，用一句话来概括：义和拳起源于维权——或者说是老百姓们自认为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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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的维权的“正当性”更多地存在于百姓们固有的观念中，尽管这样的维权其实带有很多的乡土观念而和“现代契约精神”不符，但是，义和拳产生的本质是上告无门，寻求帮助无路，而民教互仇。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洋人的教会可以为教民做主，而大清的官府却反而不能为他们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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