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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义和团”的旗帜到底是如何打出的，在目前的史学界还是存在争论的。这倒不是因为第一手资料太多，而是资料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另外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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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认为，是毓贤直接下令给拳民队伍改名为义和团，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从毓贤向朝廷提出“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顺延而来。前面我们知道，毓贤同志采取的是“剿抚兼施”的手段，而“命令改拳为团”实际上是夸大了这位正在骑墙的同志“抚”这一手的手段。要知道作为官场老狐狸的毓贤是绝对不会在朝廷还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擅自命令“改拳为团”的，这相当于私自招安，更何况除了“抚”的这一手，毓贤也一直在“剿”，即使他下令给拳民，拳民也不一定听他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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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义和团”这个名字的公开登场，是朱红灯的队伍自己改的，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它是“人民群众”之首创。而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朱红灯和他的同胞们骨子里对“官”的向往和认可，也许“做官”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性”还不太彻底。王朝历史上很多反“官”之人，一有机会，立马就变成另外一种“官”，很多反皇帝之人，一有条件，立马腐朽堕落，变成另外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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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朱红灯为何会知道“义和团”这个名号？这其实是并不奇怪的，既然两任山东巡抚都有过“改拳为团”的想法，朱红灯的队伍又时不时跟官府进行下“谈判”，就不可能不听到风声。而正如之前“扶清灭洋”的口号一样，积极“向官方靠拢”，给自己不合法的活动找件合法的外衣，这一直是基层百姓们的智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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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敦率兵包围了森罗殿，朱红灯侥幸逃出，就在逃跑过程中，已经“官化”的朱红灯“脱离群众”的作风引发亲信对他强烈不满，再加上逃亡途中大家都比较饿，分赃不均，亲信们竟然企图杀掉朱红灯。内讧中，朱红灯被手下人打伤逃走。11月21日，饥困交迫的朱红灯在茌平落到清兵手里，两天后（23日），清兵用重金收买了心诚和尚的外甥，心诚和尚被出卖落网，和朱红灯一起被押解至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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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贤似乎成功了，义和拳两大著名头领都落在了他手里，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和拳问题的一举多得的策略也有了，看来他能够在巡抚宝座上坐稳了，然而，毓贤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巡抚也不好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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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里先是有人弹劾他“纵兵开枪”，“剿”得过火，虽然毓贤把罪名推到了袁世敦的身上，但仍然被传旨申饬，而袁世敦连顶戴都没了（“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著一并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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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11月28日），又一道上谕来了，这次是指责毓贤偏袒拳民，“剿”得不力（“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巡抚毓贤又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至滋生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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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12月6日），毓贤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因为他知道了那个最后的结果，上谕：命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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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虽然没有明确撤毓贤的职，但这已经是变相地撤职。此时的毓贤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袁世凯替代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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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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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被“运作”成山东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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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5月——在毓贤刚刚上任一个半月之后，在荣禄的运作下，袁世凯率领刚刚整编为武卫军右军的小站新军离开小站，去山东境内搞了一场军事演习，这场演习自然有向当时企图侵占山东的德军展现武力的意思，但在另外一方面，这也是汉党集团为日后的“以袁代毓”埋下伏笔：只有我们的人才有维护山东地区政局稳定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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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袁世凯干脆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进一步提出了对山东问题该怎么办，而第一条就是“慎选牧令”。什么意思？毓贤同志不正在山东巡抚的位置上干得好好的嘛，你还要“慎选牧令”，这是明摆着说毓贤同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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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是荣禄的心腹，他既然敢这么说，必定是荣禄同意的了，而荣禄既然同意袁世凯这么上奏折，说明他也同意了把袁世凯安插到山东去取代毓贤。有了荣禄的暗中撑腰，原本只负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才敢对山东问题十分“热情”，他左一个建议，右一个提醒，出谋划策，指指点点，看来老袁俨然认为自己就是下一任的山东巡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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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还需要汉党大佬李鸿章出手。此时毓贤“招安收编”义和拳的想法已经引起了汉党集团的严重不安，李鸿章动用了他的洋人幕僚，暗中联络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希望克林德出面代表各国政府向总理衙门施压——让毓贤赶紧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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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洋人这边出面的是美国公使康戈尔。12月5日，康戈尔向总理衙门提出：“应该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去替代他的职位，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接下来，康戈尔甚至不点名地把推荐袁大人的意思都说出来了：“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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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上谕颁布。汉党集团（主剿派）对山东巡抚的“以袁代毓”从毓贤上任不久后便开始酝酿，通过几个月的操作与行动，此时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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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贤知道自己错了。现在看来，无论是对于“主剿派”还是“主抚派”，山东巡抚这个职位是这两派都必须拿下来的，因为只有掌握了山东巡抚，才能掌控义和拳的走势，才能尽量清除或者扩大“灭洋”。所以一个巡抚之职朝中两派必定死争，而毓贤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朝廷党争激烈之时，毓贤不是错在“积极站队”，而是错在没有“站队”，他还是在自作聪明地当“中间派”，自作聪明地骑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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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党争激烈之时，根本就没有多少“骑墙”的空间，所谓的“中间派”才是最危险的，经历了戊戌政变之后的袁世凯大人肯定会同意这一点。无论原本是希望明哲保身还是置身事外，到了某个时刻，你就只能“旗帜鲜明”地站队，别无选择，越当机立断，站得越鲜明、越彻底越好。不然，反对你的那一派会将你视为眼中钉，而倾向你的那一派也不会死保你，两面三刀的结果一定是你自己挨三刀——一刀会是这派捅的，另一刀会是那派捅的，而第三刀呢？那会是你自己后悔捅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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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站错了怎么办？其实也不能怎么办，认输，有的时候还得认命，大家都是赌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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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专制王朝中官场权斗的残酷，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呢？为什么到最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成王就是败寇呢？这是因为王朝的官场斗争从源头上就决定了没有多少缓冲余地，就注定了你不是这派就是那派，很难独善其身——除非你退出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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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何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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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2月底，袁世凯带着武卫军右军从小站开进山东，这是他首次成为“方面大员”，自然得小心谨慎。不过还没等他在山东好好喘口气，之前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南方督办税务的刚毅迅速回京了，他回京就是来采取补救措施的。在刚毅的组织下，各路言官御史开始密集地上折子参他老袁，试图把这个新任巡抚给弄回来（“为今日之计，唯有先令袁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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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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