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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禄同志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熟悉了，生怕担当一点责任、保住顶戴要紧，庸碌无为和渎职是裕禄最大的特色。不过由于他是满人，在李鸿章丢掉直隶总督之位后，慈禧正是用人之际，就“用上”了这位能力、资历都一般的裕禄，让他成为了疆臣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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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下马管民，上马管军，直隶总督是直隶地区最高军政长官，裕禄能够指挥调动的军队有直隶淮军、直隶练军和直隶绿营。这三支军队总数有5万左右，我们来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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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淮军是甲午战后残存下来而又没有收编进武卫军的淮军。当年日本人只进攻了东北和山东，基本没有侵犯直隶，淮军在直隶的这一小部分就这样幸免于难。它的主力是大沽口炮台守军，此外还有一些和直隶练军一起分驻直隶各大城市和交通要地，维护地方稳定和治安，相当于警察。由于绿营基本是没有用的（淮军和练军就是为了淘汰腐化的绿营而新设的军种），于是，清剿拳民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直隶淮军和练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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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直隶地区的义和拳突然“遍地红”以来，裕禄大人就一直高度紧张，要知道直隶地处京畿，天子脚下一旦大乱，朝廷最后就只能怪到他头上，拿他开刀。而经甲午一战，裕禄已经对洋人有种莫名的恐惧，生怕惹毛了洋人，裕禄只想把拳民快点在直隶清剿干净了事。他手下就更加卖力了，直隶淮军右翼右路统领提督梅东益，以及梅东益的营官范天贵，这两个人就是裕禄的“剿拳”主将。他们经常带队开进有“坛”的村庄，实施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清场”政策，简单粗暴地剿拳，并且借着剿拳之名顺便对老百姓们抢劫，百姓们怨声载道：“遇着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着范天贵，家家都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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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裕禄同志的手法和袁世凯的手法是完全不同的，老袁重点是政治攻势，武力只是震慑和重点打击，实际上是一种多种手段并举的“综合治理”，而裕禄把老袁的方法完全掉转过来了：他是“纯武力剿杀”。哪里闹事，军队就开往哪里，然后不论青红皂白，不区分“首恶”还是胁从，甚至不管是不是无辜，大开杀戒。在义和拳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组织的条件下，这种不给退路的做法只会让广大拳民认为除了继续扩大组织、坚持斗争之外无路可走，也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杀掉一个，很可能就要逼反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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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裕禄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越是只想快点恢复稳定，越是剿拳心切，结果越是火上浇油。虽然裕禄也知道“朝中有人在暗中支持义和拳”，才使得拳民越来越有恃无恐，敢于和直隶的官兵作对，也才使得义和拳组织在各处井喷式发展，新拳民也越来越多，但这种局面的出现竟然也有他这个直隶总督的“功劳”！裕禄啊裕禄，越是朝中有人作梗，你作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难道不应该越要冷静以对，谋定而后动么？你这哪里是救火，简直是放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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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高洛村事件的报告后，裕禄的反应只能用“大汗淋漓”来形容：我一个总督都怕什么来什么，这是什么世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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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禄的处理办法还是那一招——剿。这次调出的是直隶练军。由练军分统杨福同率军前往。杨福同是总兵衔，也就是大约相当于现在中将军衔，也就是说，裕禄直接派出了一位将军去围剿高洛村拳民——我就不信你们不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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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没有什么有效武器的团员和村民，正规军自然是所向披靡的。到达高洛村后，杨福同的军队没费多大工夫，就驱散了拳民，捣毁了义和拳高洛村分坛，约60名拳民和村民被打死或者逮捕后正法。杨福同的军队撤出高洛村，看来一切又恢复稳定了，而稳定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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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走的拳民立即向周边各个“坛”发帖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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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就像是官府在调动正规军，也像是有人站在看不见的高处拿着令旗不断指挥，短短几天内，涞水县周边出现了上万名拳民，他们扎着红头巾，背着刀枪，带着干粮，风尘仆仆地赶赴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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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亭镇，一些拳民出现在了杨福同和他的骑兵队面前，他们拿着大刀长矛冲向清军，但很快被击溃。杨福同带领30名骑兵和40名步兵追剿，杨福同认为对付这些拳民还是会像在高洛村那样轻松，但追着追着，他突然察觉情况有异，大喊一声：“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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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已经陷入了满是沟壑的坑坑洼洼之地，马已经跑不起来，而四周是高地，像是有埋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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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早已埋伏在此的3000多名拳民从四面冲出，他们冲向了手中有枪的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砍，清兵很快被砍得血肉横飞，连杨福同都被拽下马来，乱刀砍死！这是义和拳出现以来，朝廷损失的军衔最高的将领，但这还并不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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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拳民表现出来的军事素质。他们采取的正是只有正规军才能运用好的战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在理论上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实际运用却比较难，它需要周密的布局、时机的把握和良好的组织分工，不然诱敌不成反被歼那就惨了。而拳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洗掉了山东时期的流民气质，似乎变成了一支已经暗中受训的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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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杨福同之后，拳民大军开始离开县城，挺进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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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他们首先到达直隶高碑店，拳民们直奔火车站，想坐火车北上，而车站方面大概是早已经接到了通知，连续两天都不卖票给他们，态度也不好，于是拳民们一怒之下，竟然将铁路拆毁了，拔了电报线杆子（“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高枏（nán）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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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拳民第一次破坏教堂以外的设施——铁路。破坏铁路后，他们继续北上。第二天（27日），拳民大军到达距离北京只有70公里的涿州，与此同时，在向涿州进军的路途中，各地的拳民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大部队聚集，此时涿州城外已经聚集了3万多名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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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守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片红色的海洋，刀枪林立，他们不战而逃，拳民第一次从朝廷手中占据了一座城市！然后他们继续北上，在北上的同时，拳民已经知道朝廷要武卫军前军统领聂士成率兵前来镇压，于是他们继续破坏铁路，从涿州往京城方向的100多里长的铁轨全部扒掉了，涿州火车站站长全家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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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拳民大军已经行进到了距离北京不到30里的京南门户——丰台，一把火烧掉丰台火车站和站内机车，丰台站的洋人铁路工程师全部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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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民向着北京”的这一幕严重震惊了慈禧。很显然，在慈禧的眼里，此时拳民并不同于她印象中以往那些拳民了，原本在山东直隶此起彼伏、分散的“反教灭洋”，已经逐渐演变为规模越来越集中的反抗官兵阻截他们向北京进发的行动，然后在进发的过程中顺便“灭个洋”。从5月26日起，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平均每天行进80里，精确无比地直插京城，好像身上自带导航，这又已经差不多是一支正规军的素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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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慈禧震怒的是，那个无用的直隶总督裕禄动用了省内几乎全部能调动的淮军和练军，派出了一个总兵级别的人到山村处理动乱，仍然没能阻挡住拳民前进。很显然，高洛村事件就充分表明裕禄是镇不住直隶局势的，他是无法去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大军的，在裕禄同志不行的时候，朝廷中应该要顶上的是另外一个人——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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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只是因为荣禄大人本来就是慈禧手中对付端王集团的牌，就拿荣禄在朝廷的职务来说，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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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武卫军总统，荣禄还拥有的一项职权是“节制北洋各军”，而直隶淮军、练军和绿营正属于北洋军，荣禄对它们也有节制之权。当拳民在直隶闹得如火如荼时，如果荣禄大人硬气一点，即使他不调动武卫军，也是可以指挥调动直隶淮军、练军去阻截平乱的。他是朝廷的人，是慈禧身边的人，有他出面，一定比裕禄同志有苦难言的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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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慈禧发现不能继续指望她这位好心腹了。咦，荣禄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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