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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和所有专制王朝的帝王一样，慈禧是无论如何喜欢不上这帮事实上挑战了朝廷权威、破坏了统治稳定的拳民，骨子里只有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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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慈禧最初听说“义和拳”时，她并不认为这个组织和以往那些只热闹三五个月就销声匿迹的“乱民”组织有多少区别。在1900年义和拳进入“直隶发展阶段”之前，朝廷并没有专门针对义和拳发过上谕，1900年2月19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癸亥日），慈禧在上谕中首次明确提到“义和拳”，明确要求“禁拳”和“剿拳”（“上年据山东巡抚电称、各属义和拳会以仇教为名，到处滋扰，并及直隶南境一带……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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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随着直隶义和拳的“迅猛发展”，慈禧不仅心情更加急切了，态度也更加强硬了，义和拳民也变成了国家层面上的敌人——匪。一个多月后（3月30日），直隶枣强县知县（淩道增）因“缉捕拳匪不力”被慈禧明发上谕，公开革职。虽然只能在直隶的官僚系统中去处罚一个小小的知县，但慈禧不过是要动用她的权威，抓个反面典型，以儆效尤，以一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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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半个月（4月12日），随着“拳匪”越剿越多，形势越来越不对头，慈禧“剿匪”的心情更加急切了，她在抽裕禄的鞭子（“直隶总督裕禄奏，义和拳会蔓延直境，遵旨派员带队督同地方官妥为弹压，并出示严禁，得旨即著随时认真查禁，毋稍疏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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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不到半月后（4月21日），慈禧突然又发布了一道奇诡的上谕，一道在后来的史书中争议很大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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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以民教皆朝廷赤子，食毛践土自应彼此永远相安，遇有两造（原告与被告）争执之案，止（只）论是非，不分民教，务在持平办理，毋稍偏徇，即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只）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是在该督（裕禄）严饬地方官吏，准情酌理因应得宜，非朝廷所能遥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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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很多人看来，慈禧突然称起拳民为“朝廷赤子”，并且要求“持平办理，只论匪不匪，不问会不会”，这是因为直隶拳民失控引起洋人步步紧逼之后（后详），慈禧对义和拳的态度突然有所缓和，甚至已经“倒向了义和拳”，动了利用义和拳的念头。然而，恐怕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要了解老太太的真实目的我们首先必须来了解上谕中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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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1860年左右），围剿太平军的曾国藩在处理长江流域民间秘密结社这样棘手的问题时，总结了一个著名的指导性方案——“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后来成为了朝廷处理类似问题的“曾国藩原则”，意思是官府只打击犯罪事实，而不管你有没有参加犯罪组织。老曾的这个原则表面上看来是很令人费解的，因为千百年来，别说犯罪组织，民间结社向来都是历朝历代严厉禁止的，反正在朝廷的眼里，你可以结婚，但不能结社，结婚是你想和一个人过另外一种日子，而结社可能是你想和一群人过另外一种日子——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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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曾国藩是不是容许了犯罪组织存在呢？不是的。老曾此举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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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犯罪组织”可不止有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还有哥老会、小刀会、白莲教等不下几十种，湘军的兵力有限，对付太平军都犯难，当然要腾出手来对付对朝廷的主要统治威胁，至于其他的“犯罪组织”，只要它们暂时还没闹事，就留到以后去慢慢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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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治家永远都是现实的，他们知道很多的事情都无法求全，没有最完美的方案，身居高位者一定不要是“理想主义者”，他最好是一个最世俗的人。现代型政治体制其实就是保证（也就是限制）领导者成为一个“俗人”，让他的眼睛始终关注现实中的每一个细微需求，针对性地解决，而不是去追求那些高大全、最后却离实际需求很远的“理想主义”。因为不受限制的理想主义，往往会带来最坏的结果，动机纯正的巨大的“善”，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恶，只有大家都现实一点，务实一点，“俗”一点，事情才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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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这道上谕正是随着直隶义和拳发展的情况而变化的，请注意一下发布这道上谕的时间是4月下旬（农历三月份），此时正是直隶义和拳组织“遍地红”之时，慈禧的“只问匪不匪”就是从直隶义和拳的现实情况出发，它有两个目的：一是更好地“剿匪”，更加积极、稳妥、有效地“剿匪”，甚至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袁世凯在山东的举措，也是这个手段。而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慈禧更加希望通过官府的工作，能够让拳民停止“反教灭洋”，因为慈禧最担心的是刺激到这帮洋人她将来无法收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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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正是因为直隶义和拳越来越不可控，朝廷中有人又想起了张汝梅“改拳为团”的想法，上奏慈禧。慈禧对这个想法是没有太多兴趣的（此时如果她立即批准，正中端王集团下怀），5月1日，慈禧命令裕禄和袁世凯分别在直东调查了解（“著裕禄、袁世凯，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覆奏”）。裕禄和袁世凯均回奏不可行，于是慈禧仍然坚持她的那一招——剿。5月9日，慈禧发布上谕，不仅要求继续在直隶剿匪，还要注意防范北京（“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乱滋事，致启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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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17日，在高洛村流血事件发生之后，慈禧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必须确保京城内“不乱”，她谕令步军统领衙门牵头，召集“各有关部门”商讨出一个妥善的办法。5天之后（22日），庆亲王奕劻也上奏朝廷应该全力保护北京城内的使馆和教堂，步军统领衙门随即公布了在北京城内禁拳的十项规定，其中有加派兵力措施（“派勇巡查、责成司坊加强巡视”），有株连保甲措施（“有习拳者邻右同坐”），甚至还有舆论控制措施（“严禁刻字铺刊刻义和拳揭帖”），不可谓不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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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慈禧发布谕令，要求在直隶各地“剿匪”的裕禄注意一下军纪问题，不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激起更大反弹，反而不利于“剿匪”（“著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名拿办，傥或任意株连，藉端讹索，波及无辜，即当从严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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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24日），高洛村拳民开始向北京进军，北京外的局势更加紧张，慈禧再一次谕令各“有关部门”迅速想办法，被点名的包括步军统领衙门、直隶总督府、顺天府、五城，前几个机构大家都比较熟悉，需要简单介绍一下的是“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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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的全称是“五城察院”。当时的京城除了分为内外城，还分为了东、南、西、北、中这“五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个“区”），由朝廷都察院对这五个“区”分派御史巡城，这些巡城御史的办公室就统称“五城察院”。从级别上看，五城察院虽然是都察院的派出机构，巡城御史也是一种级别比较低的御史，但他们却是直接对皇上负责的，他们可以弹劾任何人，甚至包括指责皇上，相当于纪检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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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城御史是巡城的，除了要发现京城内的不法分子，也要对京城地面上的治安和整洁负责，比如这里的下水沟渠堵了，那里的消防防火工作没到位，另外一个地方又有流浪汉乞讨影响市容，这些都需要得到及时处理，而御史们是做不了这些事儿的，于是他们的办公室“五城察院”下面还设有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对兵马司有提调并且监督指导之权。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五城兵马司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熟悉的机构——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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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五城”再加上其他机构，慈禧不仅派出从中央到北京的军、警、纪检监察，甚至还派出了城管。为了确保京城内外不乱，慈禧把所有的牌都打出来了，然而，一道道行政命令依然挡不住义和拳突进北京的步伐。5月29日，在拳民到达丰台并且烧掉丰台火车站之后，慈禧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调兵围剿。为了阻止拳民涌进北京，不惜在京畿重地造成大规模流血，将拳民一举消灭在北京城墙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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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至30日，慈禧连发两道上谕：“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傥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直隶及附近京城一带到处人心浮动……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拿，严行惩办，不得互相推诿，如再因循定惟崇礼（九门提督）等是问，决不宽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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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慈禧也知道，虽然她一次次发布严旨，但只把眼睛盯着北京城内的这些军队是没有用的，禁旅八旗说到底是受端王集团操纵，在京城内外“人心浮动”之际，即使能够调动他们，他们会不会那么坚决彻底地执行任务慈禧是可很怀疑的，慈禧能够迅速调动的自然是武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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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29日这天，荣禄也迅速“销假”上朝，不知道慈禧有没有派个人去“探视”一下他的病情。一旦拳民进京，与端王那伙人将不再是里应外合，而是亲密结合，慈禧的权位无疑将受到严重威胁！荣禄说到底也是一条线的蚂蚱，他没有理由再躲下去了，也是被端王他们逼出山的。于是荣禄不仅迅速上朝，还连上七道奏折，坚决要求动用武力“剿匪”，在朝廷中营造剿匪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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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调动了荣禄的亲兵队——武卫军中军，由荣禄部将、武卫军中军提督孙万林率领其中一部，迅速开拔前往“剿匪”。当然，只调动中军是无法将拳民一举消灭的，慈禧心目中还有一个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最佳人选，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抗日”名将——聂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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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色，战后聂士成被授予直隶提督（直隶军分区司令）之职，直隶提督对直隶淮军、练军和绿营也有统率之权，并且在级别上和直隶总督也是平级的（从一品）。只是提督是武职，而总督是文职，朝廷一向是“以文御武”的（防止武将造反），所以聂士成和裕禄虽然级别相同，但他要受到裕禄的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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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来荣禄组建武卫军时，聂士成统领的那支跟他打过甲午战争的老淮军部队，被整编成为武卫军前军，聂士成也兼任了武卫军前军统领。慈禧看中的，正是这支前军部队。在慈禧的命令下，武卫军前军从天津芦台驻地开拔，一部分推进到芦保、津芦线，保护和修复这两条重要的铁路，而另外一部分（马队步队三营及炮兵一哨），则由聂士成亲自率领，乘夜车前往丰台与中军会合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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