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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的无视和蛮横中自然有更深层次的秘密，我们将在以后的时间里专门讲述。但是，这并不是说明慈禧的朝廷就是那么值得信赖的，不说在到底如何对待义和拳这个问题上，公使们无法相信慈禧是真心“剿匪”，就连平时很多的小问题，公使们都无法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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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和公使们之间的沟通当然要通过总理衙门，虽然总理衙门的官员腿也比较勤，就算是平时也会定期向各国公使通报和解释朝廷的政策，但这种沟通是极其有限的，很多时候只是做做样子的。比如慈禧回宫之前调董军的真实考虑以及召见董福祥大人的那次谈话，她就是不能去告诉别人的，因为这涉及“权谋”，权谋如果公开了，那还叫权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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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慈禧开始，朝廷的许多的政策都只能问执行结果，而不能去追究出台缘由，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上不了台面的。表面上只是官员的职务调动了，而背后可能就是权力斗争（比如山东巡抚之争），表面上只是观点和路线不同，而背后可能就是党争（比如对义和拳的剿抚之争）。大家知道，一个现代型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政治清明的保证。而慈禧和她的大臣似乎相信：只有信息封闭才是政治安全的保证（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他们恰恰不知道的是，“愚民政策”最后“愚”的就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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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不公开，各级官府追求的是表现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他们掌握更多的信息，自然可以如此。上级官府对下级官府如此，而基层官府对百姓也是如此，不过，由此还会造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信息不公开——瞒上。下级官府需要应对的只是来自上级的问责，于是他们就把影响顶戴的不利信息控制在本地范围之内，报喜不报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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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是由于自上而下的信息不公开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隐瞒，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和戾气，所有人都在怀疑自己能否通过本分的劳动来改善生活，所有人都在趋利避害，不惜牺牲他人，义和拳产生的过程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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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不公开，大清的权力不是在阳光下运行的，而总是在让人看不懂的情况下运行的。洋务运动后虽然在表面上接纳了各国驻京公使（虽然他们也各怀鬼胎），实际上进行的却还是“关起门来的统治”，朝廷便注定了不仅对内面目模糊，对外亦然。百姓们只能根据谣言和所谓的“小道消息”来判断朝廷的政策走向，更何况洋人？事实上很多消息的真伪其实就连总理衙门的大臣都不清楚，更何况是洋人？很多的政策出台后要么是没有解释，要么是总在解释——因为没有人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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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是执意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不免有些动气！”（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慈禧的心中充满着愤怒、不安、恐惧和委屈。虽然她并不认为她自己也有责任，大清朝廷也有责任，但这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而不安和恐惧是所有感觉中最严重的，“剿匪”她是一直在剿，但也从未放下过对八国联军的戒备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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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慈禧对洋人有一定屈从，只要不动摇她的统治根基，不危害她的权力安全，基本上再大的屈从都可以接受。但是，她并不是“洋人百依百顺的奴才”，因为那样的屈从就失去了意义，她的屈从也是为了维护统治，屈从也是为了维护权力安全，当屈从有损权力安全时，哪怕面对的是魔鬼，也要斗一斗——当然，是有人充当帮手有人充当靶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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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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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做出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截西摩尔军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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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最后十八年2：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第十章 被内外势力逼到绝境的慈禧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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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董军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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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慈禧颁布上谕，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启秀（端王集团大将）、工部右侍郎溥兴、礼部侍郎衔那桐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并且命令对于新差事所有人都不许推辞。第二天（11日），慈禧将比较“亲洋”的礼部汉尚书廖寿恒撤销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并且告诉大家：我已经任命端王管理总理衙门了，即使端王因为“公务繁忙”，不能去总理衙门坐班，但凡你们有涉及洋人的事务，也要去找他商量（“该郡王差务繁重，未能常川进署，如该衙门遇有紧要事件，仍著随时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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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管理总理衙门的原来是庆亲王奕劻，慈禧并没有撤掉奕劻的职务，却把端王给升了上来。但很显然，慈禧已经把管理总理衙门的权力交给端王了，并且端王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看来，慈禧已经“倒向”了端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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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在洋人一再苦苦相逼面前，在西摩尔大军即将进入北京的巨大压力面前，慈禧确实是已经“倒向”了端王集团。不过，如果说慈禧从此就与端王集团一条心穿同一条裤子，接下来就是“众志成城抗洋”了，那就是太不了解慈禧，也太不了解大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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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朝廷和法国关系紧张，李鸿章大人又搬出了他的老一套——主和。而一帮清流言官自然是要激烈反对的，这些人上奏折的上奏折，请愿的请愿，积极主战，这其中包括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慈禧也是不胜其烦，于是她做了一个当时很多人看不懂的决定——把张佩纶等一帮言官通通派到东南海防前线，让他们去“会办军务”。一群连洋枪洋炮都还没有真正见识过的人去带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张佩纶保了一条命灰溜溜地回来了，受到朝廷严惩。而经过这一段经历后，张佩纶似乎思想大变，他后来进入李鸿章的幕府，成为李鸿章的女婿，生了个儿子取名提摩太・C.张——他生的女儿就叫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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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在用同样的方法对付载漪。对于这帮王爷，她是太了解他们了，虽然他们平常时刻嚷嚷着要“抗洋”，平常也在朝堂之上慷慨激昂，但那还是离与洋人作战很遥远，离战场还很遥远。他们的“抗洋”从来就是让别人去抗（比如义和拳），而他们自己躲在后方，一旦真正发生危险，战争逼近，他们会跑得比兔子还快，几十年来的情况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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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在洋人兵临北京城下之际，在她自己遭受极大的威胁之际，慈禧需要把几个人推到前台，把他们放到火上去烤。而与此同时，把当前最重要的部门总理衙门的实权给端王，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因为慈禧接下来要做另外两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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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慈禧的“倒向”，不仅是“别有用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恶毒，她确实是“倒向”了你，但“倒向”了你也是站在她的角度来衡量和考虑一切问题，不是需要拿你来当枪头，就是需要你成为她的替罪羊、牺牲品，去替她挡子弹。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朝廷中总会有那么一群遇到事情就缩回去、每天打哈哈、尸位素餐的大臣（比如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就从来没见他表过态），他们才是真正的明白人，他们很懂得“韬光养晦”“低调做人”，我打我的哈哈，我过我的好日子，千万不要引起太后的注意，她一注意你，麻烦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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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在擢升端王的同时，慈禧已经开始实际行动了，毕竟阻截西摩尔大军需要的是真刀真枪，必须立即派一支军队去北京火车站周边布防！而她的手中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前一天刚刚护卫她回宫的董福祥军。这就是慈禧要做的另外两件事情之一——调董军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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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清晨，董福祥率军出城，来到北京火车站周边（即马家堡火车站，位于外城永定门外约3公里处）。董军在这里紧张地布置军事防线，严阵以待西摩尔大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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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使馆区也在前一天接到了西摩尔已经出发的报告，他们也在6月11日清晨，先后派出了几批人前去火车站迎接。人群中有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有日本公使馆三等书记员——杉山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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