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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昌留下的记载应该是符合当时案发现场的情况的，根据总理衙门的记录，枪击案发生当天，总理衙门接报后曾派人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根据克林德手枪里遗留的子弹认定克林德曾开过一枪，并且是先向士兵开枪，当天还向德国公使馆提出了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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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恩海很可能是出于“正当防卫”而枪杀克林德。但令人惊奇的是，关于克林德之死，当时竟然还有一个神奇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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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前（6月14日），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的英租界里一份叫《北华捷报》的英文报纸（North-China Dairy News），当时就已经报道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害！这则消息立即震惊了世界，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转载，就在大家你求证、我辟谣的过程中，克林德真的在6天后遇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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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华捷报》的报道时间来看，恩海的作案动机可能并不是“正当防卫”这么简单，克林德应该是死于一场谋杀，这份英文报纸不过是提前捕获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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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恩海在北京被抓，由柯达士负责审理，根据柯达士在审后提供的报告显示：恩海招供，克林德死于谋杀。他曾经在6月19日下午四五点钟时得到一位“王爷”级别的人的指示，对方下令“看到洋人，格杀勿论”，只要杀洋人，就可以升职，还有70两银子的报酬，但恩海事后既没升职，银子也只拿到了40两，于是他一直在北京等着对方兑现承诺，这才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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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位幕后指使的“王爷”是谁，按照一般的逻辑，恩海是神机营的，神机营的统领是庆亲王奕劻，似乎他的嫌疑最大，但奕劻一贯是“主和”的，他不太可能发出谋杀洋人的指令，于是大家都有了怀疑对象——自然是那位端王大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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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论德国人怎么审讯，希望恩海说出端王的名字，恩海被执行枪决前都只说他的上司是庆亲王奕劻，端王领导不了他，其他的概不招供。德国人审来审去，也没有审明白谁是那位幕后的“王爷”，在德军的审讯史料中就成了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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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断案”也应该可以真相大白了。首先，克林德确实死于谋杀，从种种迹象来看，收买恩海的人不能排除是端王，但更不能排除的是另一个神秘的人物——庆亲王奕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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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恩海的招供，他是在19日下午四五点钟拿到“看到洋人，格杀勿论”命令的，奕劻为什么要下令给恩海这一队？因为恩海他们正在使馆区外巡逻，而奕劻为什么要下令？因为慈禧刚刚给使馆区下过“最后通牒”。要把使馆区里的人变成天津前线的“人质”，就必须先把他们控制在使馆区，特别是对于使馆区里的正规军——“使馆卫队”，更需要严密掌控，不能让他们走出使馆区，因此，在武卫军中军之后，又加派了神机营进行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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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奕劻给神机营的命令很可能就是为了实现慈禧“人质牌”的意图，他很可能是奉慈禧之命。看来这个老狐狸在朝堂上不说话，任凭端王集团嚣张，背地里还是要为慈禧卖命的，此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仙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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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奕劻的“谋杀”并不是针对克林德本人，而是针对任何走出使馆区的洋人。但无论是慈禧还是奕劻都没有想到的是，“使馆卫队”的士兵没有走出使馆区，作为公使的克林德倒自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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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当时总理衙门的报告克林德死于恩海“正当防卫”和德国方面的报告克林德死于“谋杀”，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双方各有侧重，各自回避了对己方不利的那一部分事实。说克林德死于“谋杀”，并不是说这位公使大人就是完全无辜的，在现场他挑起了事端，对他本人的死要负有极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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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馆区方面也责任难逃，从杉山彬到克林德，外交人员在大清首都连续被杀确实是世界文明史上少有的灾难，但说到底这都是“使馆卫队”进京激发动乱局势的结果。“使馆卫队”进京时，萨拉・康戈尔就在家信中写道：“外国部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驻军真是一个罕见而可悲的景象。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这种情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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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张“神奇的报纸”，它报道的其实是克林德“死于拳匪之手”。6月10日之后，使馆区与外界的电报联系断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英文媒体对使馆区的报道就只能靠捕风捉影了，而克林德的好勇斗狠是众所周知的，在“猎取拳民行动”中他是杀掉拳民最多的公使，《北华捷报》的报道既是巧合，其实也预言了克林德本人宿命的某种“必然”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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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2月31日，东单，在克林德被杀的地方，恩海被德军执行枪决。克林德的尸体后来被德国远征军运回了德国国内，下葬于明斯特中央公墓，而恩海的人头据说也被运回了德国，以示德国人的严谨。原有的东单牌楼被拆除，重新修建了纪念克林德的四柱型的汉白玉“克林德碑”。“50码外，集贸市场照常进行，在饭铺吃饭的清国人不愿意中断他们的进食，一个说书人在讲他荒诞不经的故事，他吸引的听众要比恩海受刑吸引的观众多得多。”（瓦德西：《拳乱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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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克林德已死，对于其他公使来说，再也没有人敢走出使馆区了，但也没有人敢去天津了——使馆区一千米之外都有危险，更何况是要到天津！对于慈禧来说，这又是意外，看来要让这些人发挥“人质”牌的作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暂时是不可能了，只能再等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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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让慈禧感到不安的是，裕禄竟然还没有新的报告！这太不正常了，慈禧又发出一道六百里加急问情况（“裕禄于二十一日［即6月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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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道上谕发出去后不久，慈禧也终于在6月20日这天等到了裕禄新的军报，这是裕禄继17日《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之后的最新军报。看完这个军报，慈禧既没有难过，也没有愤怒、沮丧和恐惧，她只有一个感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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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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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报是裕禄从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发出的，名叫《接仗获胜折》，写得又长又很啰唆（后详），但裕禄明确地告诉慈禧：洋人进攻了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正在竭力抵抗，战况“尚未获得确信”。据大沽口方面报告“击坏洋人停泊兵轮二艘”，但也“传有（弹）药库被毁之信，危急可想而知”，而他本人正在天津率领军队和拳民攻打租界，大家作战十分勇猛，有望占领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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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裕禄的“获胜”也是指的他指挥攻打租界之战“有望获胜”，他还是没有把大沽口方面的情况报告得十分清楚——不过，这一切对于慈禧来说暂时都不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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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她已经确定：洋人已经向大清开战！从“使馆卫队”到西摩尔大军，再到大沽口外的第三批八国联军，双方军队的直接交火终于发生了，洋人终于将她拉上了战车！战争已经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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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说什么？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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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颁布上谕，命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发六百里加急廷寄，告诉他们“中外衅端已成”，要求他们“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请他们思考：“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事势紧迫，企望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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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继上次完成朝廷高层小范围内的战争动员后，对地方大员做战争动员和下令备战。那么再接下来，需要向亿万臣民宣告与洋人的战争状态和做战争总动员，需要起草一道诏书，一道慷慨激昂、气势磅礴、鼓奋人心的诏书，明发上谕，昭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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