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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在正常修建的上海吴淞口炮台停工了，上海等地的清军原本正常的出操、阅操全部停止，不能让洋人认为有暗中备战的嫌疑啊。开战之后，慈禧原本要求各省停止向外国还款（各种条约欠下的借款），将该还的钱全部上交朝廷用作军饷，这一招狠，但也让总督们很难办。最后还是在李鸿章的带头下，大家拖了半个月，由李刘张三位总督联名上奏反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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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区仍然有个别针对洋人的教案，但各地的处理也是十分迅速和坚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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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浙江衢州教案中，浙江巡抚刘树棠负有领导责任被革职永不叙用，而他就是在浙江“互保”协议上签字的人。三位省级领导（按察使、道台、总兵）被发配极边充军永不释回，具体主管的都司（正四品武官）、巡捕被杀头，而在另外一个著名的湖南衡州教案中，副省级的衡永郴桂道被发配，衡州知府被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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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洋人对“互保”的执行似乎就没那么上心了，这主要是个别国家想额外捞点好处。在厦门的一间日本佛堂起火，日军就要进驻厦门，破坏“互保”，而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清国人烧的，大清的反教人士会烧教堂但绝不会烧佛堂，很可能是消防措施没搞好或者干脆是日本人自己放的火。他们不过是在甲午战争后得到台湾的基础上，想进一步染指福建，后来在事实和其他国家的压力面前，日本人才没敢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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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人在“互保”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对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中心——上海，还是不怎么放心，他们从香港调遣了近3000名印度兵进驻上海，既然老大有这一步，其他国家也纷纷派遣各自的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所以，虽然签署了“互保”协议，但上海仍然是有洋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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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洋人们来说，“东南互保”本来就只是拿来救急的合同，后来，当八国在北方的战局已占绝对优势时，他们对“互保”就没那么热情了。再后来战争结束，总督们都想再和洋人“续约”，以便让洋人的军队再也不能进入领土，不过各国政府也不傻，他们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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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东南互保”虽然是一群总督在前台唱戏，但它的主要策划人和主要推进者都是盛宣怀，无论是签协议还是保障执行，盛宣怀都起了“居中调停”的作用。其实在老盛的计划里，“东南互保”还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盛宣怀原本计划还是“全国互保”——和谈。只是在慈禧已经开战的情况下，新的和谈与过去的和谈有点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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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慈禧开战之后，盛宣怀曾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建议：分三步。第一步，各省响应慈禧战争动员的号召，但以“矫诏”为出发点，组建“勤王之师”。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坐镇东南，稳定后方，由山东巡抚袁世凯统率“勤王之师”进京“清君侧”（清除端王集团）、“护两宫”（其实就是把皇权抓到手里）；第二步，由李鸿章迅速北上，以朝廷的名义直接与各国政府和谈，实现停战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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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三步，才是盛宣怀策划的关键核心，那就是到了那时，李鸿章就不再是什么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了，而是取慈禧而代之，参照洋人的国体、政体，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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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笔，绝对的大手笔，不愧为一个经天纬地、投入产出比无比丰厚的“商业计划书”，只可惜真正愿意当“风险投资人”的只有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都认为这个方案太冒险，北洋舰队和淮军覆灭前，李鸿章或许还有希望，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接受一个签了《马关条约》的“总统”？刘张袁只是暗中约定：如果将来洋人攻陷北京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遭遇不测，他们再行动，并推选李鸿章当“总统”。于是盛宣怀的“互保”也就只有东南区的“互保”，没有全大清的“互保”了，而其他各种势力促使李鸿章当“总统”的故事，我们还将在以后专门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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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东南互保”的主要过程。在我看来，如果站在“大清国”的立场，它既谈不上“爱国”，也谈不上“叛国”。“大清国”在这里是缺场的，汉党集团在另起炉灶，而端王集团通过义和拳之口高喊出来的“爱国”，只不过是政治野心和权谋。从本质上说，“东南互保”是汉党集团对疯狂的满党集团的一次强有力的反击，但这种反击不是为了要帮助朝廷渡过难关，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区别只是满党挟义和拳以自重，而汉党是挟洋人和洋务运动以来的经济实力以自重。满汉两党内部都已经结成了更加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要撼动他们的利益，简直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东南互保”正是朝廷世袭权贵和经济新贵党争达到顶峰的产物，也将是朝廷权威走下坡路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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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大利益集团因面临战争而争斗最为激烈的时刻，慈禧终于再也无法以“大清”来维系他们了，虽然满党一门心思“向后转”，但其实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而汉党虽然会竭力阻止“向后转”，但他们也不是真正“往前看”（1898年扼杀戊戌变法就是明证），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庚子事变，大清国走向的是另外一条歧路：它既不是新的体制，也不是旧的体制，而是一种非新非旧的体制。国家名器已失，法度已废，权杖不再——这是“不旧”的表现，而它的体制又与近代文明严重不适应，在这不新不旧之间，大清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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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里的慈禧比较郁闷了，她硬着头皮开战，东南却已经“互保”了。总督们自然不会派军前来京津接济，援军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刘张二人毕竟和李鸿章不同，他们没有李鸿章那么牛，又是在“互保”协议的白纸黑字上签了字的，如果将来慈禧追究，恐怕也逃不了干系。他们不能将慈禧的战争动员令违抗到底，他们自己不派兵，却“借”了一些兵（500名士兵）给朝中的另外一个大臣，鼓动他积极带兵北上，这就是因义和拳问题而被撤职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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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衡带兵北上的故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现在，慈禧不能指望东南的总督们派援军，还有一个人是可以指望的，说起来他也是汉党阵营里的人，但他也是武卫军右军的统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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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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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东南区的总督们运作“互保”的时候，袁世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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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在山东的局势要比东南难处理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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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才是义和拳的热点难点问题，东南区基本上没有拳民，而山东正是义和拳的起源地。如果拳民不打压下去，即使与洋人签再多的“互保”也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要引发骚乱和战争。而随着朝廷的开战，义和拳又“合法”了，也就是说袁世凯以前打击义和拳的那些政策统统失效了，原本清静下来的山东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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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袁世凯本人，他是武卫军右军统领，在武卫军的前、后、中、左军都已经派上用场，唯独只剩下他的右军的情况下，慈禧明令他带兵驰援，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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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跟东南区的总督们事到临头才被动反应不同，老袁很早就在考虑自己的出路。自从1900年2月宣布山东局势稳定，不再实行“日报制”以后，他其实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警惕，一直在盯着朝廷，因为他知道山东是义和拳的发源地，一旦时机合适，是会有反扑的，而自己仕途上的危险期并没有过去。史料记载，这一时期，袁世凯经常与他的领导荣禄保持密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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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份，袁世凯敏锐地注意到直隶的义和拳越来越失控，为了避免将来波及山东，袁世凯立即给荣禄写信：领导，我从小站带了近1万名新军过来，山东本省还有原来的驻军1万多名，我请求把他们都编入我的新军队中，作为右军的“先锋队”，扩大咱武卫军的队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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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提出的要求总是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荣禄又同意了。就这样，袁世凯吞并了山东原有驻军，手下的军队已经达到2万人——请注意是“手下”，山东原有驻军自然也是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手下，但此手下已非彼手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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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义和拳进北京，正在北京打砸抢烧，袁世凯又“敏锐地”意识到慈禧很可能要命自己带兵进京，军队是自己“手下”的，无论是“剿匪”还是“灭洋”，老袁都不愿去折损兵力。于是，老袁又提前向荣禄大人打招呼：据我得到的情报，英、德两国对山东虎视眈眈，他们的军舰也可能开到胶州湾，进攻山东，如果太后命我带兵进京，您一定要在太后面前帮我说明这个情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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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6月15日，慈禧命令“袁世凯迅速来京”时，还要加上一句“如胶澳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著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的缘由。三天后（6月18日），慈禧的上谕改了，不仅袁世凯不用来，他手下也不用带兵来（“惟山东海防紧要，胶澳事件亦恐不克分身，该抚著毋庸北上，并毋庸派令将弁带队来京！”）。慈禧这道上谕的发出，相信荣禄大人私底下起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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