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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慈禧对于李鸿章简直是言听计从，于是她诏令荣禄“前来行在，入直办事”（1900年10月6日上谕），李鸿章就是要通过此举让八国联军意识到：在朝廷内部，荣禄大人仍然是能够影响慈禧的最重要的人物，你们议和提出的条件，只有我李鸿章“榰柱于外”，没有荣禄大人“斡旋于内”是不行的，八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这样的人物一定不会过于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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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北京，突然冒出了许多“高官日记”“高官书信”“纪事”等之类的文件，它们大多是八国联军的士兵从高官的宅子里搜出，私密性很强的日记无比“巧合”地落到八国联军手里，反正渠道来源是“可信”的。而这些文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朝廷“内部人士”之口，不厌其烦、无比详尽地讲述荣禄与端王集团之间的斗争、暗地里反对开战、阻截废立以及尽力周旋保护使馆的过程。比如著名的《景善日记》，前礼部右侍郎景善在八国联军入城时自杀，后来八国联军在进入他家检查中偶然发现了这部日记。大家对这样的日记自然就深信不疑，而它的内容就是通过景善的记录，将荣禄在“反战、反端王集团”的表现描述得有如现场直播。不过很可惜，虽然《景善日记》记载了很多真实的史料（因为荣禄与端王集团的斗争也是史实），但它已经被后世证实是一部伪造的“高官日记”，而且很可能就是荣禄或者李鸿章“在京的党羽”为荣禄开脱而在景宅中布局（“当时荣已列祸首单，其党偶见景记，遂攫以窜入他语，重仿一册，置之景宅，故引德军入检。”——瓜尔佳・金梁：《四朝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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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一招果然最奏效，要知道洋人最相信的往往是“渠道可靠”的什么“内部材料”“解密档案”，他们认为这些才最真实也是最公正的，再加上公使们讲述了“使馆之围”的真相，八国联军恍然大悟了：原来在那万恶的端王集团周围，还潜伏着一个如此忍辱负重、对我们洋人“友好”的宰相级别的高官！我们能追究他的责任吗？噢，不，不能，我们要保护这样的人，各国对荣禄大人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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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个公认的最应该上八国联军“战犯”名单的人，却在一系列的暗中运作之后，令人大跌眼镜地安然无恙。不仅八国联军没有把他列在名单之中，慈禧也因为要依靠荣禄与李鸿章“联手”为她开脱而不得不更加“恩宠”荣禄。事实上自从荣禄赶赴慈禧身边后，他也确定了一个原则：自己的一切，仍然是跟慈禧捆绑在一起的，李鸿章等人也是，保太后，就是保大清，保大清，必须先保太后！每当与李鸿章商谈“议和”的问题，荣禄在坚持这一条原则上，从来没有动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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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为自己卖力，慈禧自然更加重用，反正她的帮手也不多了，军职出身的荣禄很快将会成为文华殿大学士（朝廷大臣最高级别的政治荣誉），慈禧身边最红的红人，“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清史稿》），而他的女儿甚至被慈禧赐婚给皇族，被慈禧纳入“接班人”的考虑计划之中。荣禄就这样从此成为荣耀无人可匹的皇亲国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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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曾经因为出身问题而自卑而苦恼的荣禄，终于再也不必为此懊恼了。从此，他的血统中，也带有了一个“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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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正是荣禄“奋斗”来的，也是他在官场上钻营而来的。正是因为他不是皇族后代、出身低微，在官场上的关键词就永远只能是“奋斗”和“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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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荣禄来说，也正是因为没有“皇族”的挡箭牌，他永远没有忘记“往上爬”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自保。他是满人，但也在积极关照和笼络李鸿章、袁世凯等汉臣实力派；他是慈禧的心腹重臣，但总是多栽花少栽刺，以强大的意志力在朝廷中低调隐忍，不主动树敌（包括端王集团）。他没有上八国联军的名单，正是他这些积极“自保”的成果，不要指望在关键时刻慈禧会“保”他，如果在端王和荣禄之中慈禧只能“保”住一个，那么这个人绝不会是荣禄，而只可能是端王。因为端王是大清皇帝的后代，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是大清的脸面和符号，对于慈禧这个专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来说，心腹可以再找，而脸面不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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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以前，荣禄就已经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他越接近慈禧、越接近权力的顶峰，就越没有飞扬跋扈，而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自保”，要“自保”！自从年轻时在官场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之后，荣禄就再也没有得罪过跟朝局有关的任何人了。他没有得罪过汉党，没有得罪过满党，没有得罪过慈禧，没有得罪过义和团，甚至连八国联军都没有“得罪”过，处处给自己铺好了后路，这哪里是什么“晚清第一官场狐狸”，简直是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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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荣禄，大清实际上的宰相。在风光荣耀、位高权重的背后，是那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常半夜被惊醒而又彷徨难定的高官的心；是那颗时常左右为难而又无处可诉、苦水只能往肚子里流的高官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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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唯一得罪的人，就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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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款数额的确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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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只要不问罪自己和危及权力安全，慈禧的根本性危机已经度过了，接下来的重心就是赔款的问题。1901年2月14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上谕，昭告天下：朝廷已经做出与各国议和这个“无比英明”的决定，现在我们要根据和掂量大清的物力，来促使议和顺利完成，如何确定赔款数额？这要根据各国的要求以及根据和掂量大清的实际财力物力，综合考虑来完成。既要避免列强狮子大开口，狠敲大清一笔竹杠，更不能触怒各国，使议和破裂（“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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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上谕是告诉自己人，是给“天下臣民”的一个交代，赔多少和怎么赔是要听洋人的。虽然娘子关久攻不下逐渐让八国达成了共识：清国的战争赔偿是用货币支付而不是领土支付，但大家最后要索赔多少银子，各国又能分到多少银子，这八位老兄又是各有各的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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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肯定是要把各国“实际的军费开支和战争损失”赔完的，这点八国都没有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大清还要多赔多少？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还能从大清那里讹诈多少两银子？这个问题简直是不用想的，无论是老毛子还是日耳曼人，他们都已经做了狮子大开口、大发一笔的打算，但此时出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它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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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强烈反对过度赔偿，主张“根据大清的实际偿还能力来定数额，将赔款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这自然是被认作“头脑发晕的决定”。但是，美国人从未放弃为减少“庚子赔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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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的坚持下，八国先是成立了“财源调查委员会”，先调查清国的实际偿还能力。美国人根据调查，最先提出了一个数额——2.02亿两白银左右。而俄国人和德国人一看总共才2亿多两白银，还不如6年前日本人在《马关条约》中实际到手的多，坚决反对，美国只好又将数额增加到2.66亿两，还是遭到强烈反对。最后其他几国也不管什么对大清“财源”调查不调查了，确定了一个最后方案：每一位清国人，包括“东南互保”地区里的人，对八国赔款一两白银，合计为4.5亿两（按照购买力计算，当时的一两白银大致相当于如今100～150元人民币），这是由朝廷支付的赔款；另外，烧过教堂、杀死过传教士的省份还要赔给教会、传教士约3000万两白银的地方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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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专门做过计算，各国按照这个数字所获得的赔款，平均约7倍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比日本在《马关条约》中约5倍于实际损失又进了一步，难怪俄国人说“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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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坚决反对如此巨额勒索，他们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申请裁决。然而，此时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也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八国集团，美国人孤掌难鸣，赔款数额仍然维持原议，美国减少“庚子赔款”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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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亿两白银中，俄国人分到了1.3亿两（约占总数的29%），其次是德国（20%）、法国（15%）、英国（11%）、日本（7.7%）、美国（7.3%），八国中排在最末两位的是只出了几十个兵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另外还有五个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出兵，但八国认为他们也应该获得赔款，他们是：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当时为一国），他们分得了从11.25万两至850.5万两不等的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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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马关赔款”一样，数额问题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大清如何支付的问题，这又是事关各国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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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提议将大清的海关关税提高到10%，关税提高，外国货物进入清国就要多交税，大清也就会有更多的钱来还款，俄、法随即表示同意，不过，这三国的算盘打得是很精的：他们不是大清的主要贸易国，提高关税对他们影响不大，而对大清出口很多的英、美、日就损失不小了，于是此方案在英、美、日的强烈反对下，最终没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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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又生一计：让大清先向各国的银行借钱还款。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朝廷向八国的银行借钱，自然要有担保公司，担保公司是谁呢？八国政府，而他们也不是白担保的，既然要担保，就要有抵押，朝廷能拿什么做抵押？自然就是最稳定和最大的一笔收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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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俄国人这一招的实质就是：大清以未来几十年的关税作为抵押，向外资银行贷款，通过这笔贷款再还掉庚子赔款，绕来绕去，等于大清又多了一道借钱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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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是很狡猾的，他们之所以增加一道借钱的程序，倒不是看重那些利息（再借钱肯定就会产生利息），他们看重的是对大清关税的控制权。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海关关税一直控制在英国人手里，就连海关总税务司都还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担任的。海关关税是清国主要的税收之一，截留了这个财源，就可能控制清国的财政，控制了清国的财政，就有可能左右大清的政局。所以多少年来，俄国一直费尽心思想在关税上插上一脚，在过去很多次条约中，俄国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方案，现在他们仍贼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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