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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际贸易，就是国与国相互不断地做生意，源源不断地进行物品交换。这个发财模式其实自古就有，只不过美国人变得比过去的贸易者更加聪明了。他们除了关心自己在贸易中发了多少财，更会注意对贸易伙伴进行市场开发，竭尽全力地引领和挖掘伙伴国人们的消费需求。你本来只想买匹马的，人家已经造出了马车；你本来已经买了马车的，人家又已经造出了四轮马车；再接下来就是四轮豪华马车。总之，版本是不断“升级”的，每升级一次，你就要买一次，变得“物欲横流”。这样美国人就能把贸易永远地做了下去，原本一块钱的贸易就能够做成十块钱、一百块钱，让他们不断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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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市场开发”与中华民族一直以来“重修身而不重物”的传统是大相径庭的。不过，在五光十色又确实能为生活创造方便的“物”的面前，清国人们也很快缴械投降了，仅仅从1895年至1899年五年时间，美国对大清的出口额增长了将近两倍！大清已经成为了美国重要的贸易顺差伙伴，美国的工业产品在国内消费不完，就运到清国来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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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尝甜头的发财方式让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过去那种占领清国土地的想法实在是太愚蠢了，清国幅员太广，人口太多，不如维护大清朝廷的政权稳定，让朝廷管着那些人和地，然后我们同他们做生意，说起来我们美国自己的领土还有待开发，占着远在大洋彼岸的黄土地实在是太不划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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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样新的“发财思路”指导下，美国国会以微弱的票数通过吞并菲律宾的法案后，就拒绝通过任何参与欧洲强国“瓜分清国”，占据清国土地的提议了（美军最初想占据的地方是厦门港），他们只有一个希望：与大清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能够平平安安地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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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美国不去占据大清的领土是不行的，其他国家也不能侵占大清的领土，如此才能保证清国市场的真正巨大、完整和开放。于是，美国人开始想办法说服其他国家从占领土地走向贸易自由，放弃之前的“占地发小财”模式，接受“贸易发大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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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就是当时美国人眼中比得到菲律宾更伟大的成就——门户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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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9月6日，美国正式向各强国提出外交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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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美国对大清的外交政策，而是美国希望其他强国能够接受的如何对待大清的政策。美国首先承认了这之前各国已经在大清占据的土地范围（聪明），要求大家也互相承认，然后在承认的基础上，共同创造一个公平、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各国都开放已经占领的大清的地盘，允许所有的国家（包括清国）在这里自由公平地做生意，收取同样的关税、港口税和铁路运费，总之就是“大家联合起来为大家”，所有人都有发财的同等环境和机会，“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而要保障将来大家的生意都能真正越做越大，各国就必须停止再去占领大清的领土，停止“瓜分清国”，同时关税的自主权也要交还给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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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于“从土地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天才之举，“门户开放”绕开了各强国在清国直接的土地之争的冲突，避免了将来有可能出现的火并，各国付出的义务基本上是相等的，得到的权利也基本上是相等的，又在每个国家之间都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相互钳制、自我约束的机制，而又恰恰对每个国家（包括清国）又都有好处。搞了几十年“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也没有成功的李鸿章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人一上来就为大清带来了另外一个版本的“以夷制夷”，这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意识，也是真正的“美式思维”。此时的美国人眼里并没有强者、弱者，也没有分出“我们”和“你们”，他们的眼里只有“发财”，而真正能够长久地“发财”，就是互利共赢，是必须置于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环境下的发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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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各国要接受这个“新事物”是要一定时间的，毕竟大家看到的都是土地这样实实在在的利益。1900年7月3日，就是八国联军总攻天津之前，美国再度向其他七国提出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次外交照会，试图阻止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把八国集团拉回到与大清做生意的“正确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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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国家脑筋不转弯，美国人也没办法，如果他们退出八国联军，不仅清国的土地还是要被占，而且美国什么也得不到，于是，讲究实际利益的美国人也只好强调“we are a team”，跟着其他国家的军队一起打进北京，接下来就是跟着其他七国一起在与李鸿章“和谈”中确认赔款的数额和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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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暂时失败了，“培育清国市场”的计划也受阻，不过，美国人对于更大的发财机会是不会甘心的，即使在后来的《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美国人都没有放弃这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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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大清开始按照条约还款，由于条约中并没有规定赔款是用“银”支付还是用“金”支付。朝廷就想当然地以为赔款就是“4.5亿两白银”，一直也是用白银支付的。而此时，银价不断下跌，金价不断上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已经改为金本位制，八国就瞄准了这一时机，在1905年提出要求用白银换算成英镑来支付（英镑是金本位的），这样朝廷的实际支出又增加了，并且还要赔付1905年之前各国造成的“镑亏”——800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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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没有办法，只好命令各驻外使节向列强政府交涉，要求不要改为“金”支付，其中一个人，就是大清驻美国以及墨西哥公使——广东人梁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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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诚拜访美国高官，游说他们不要将大清的财政逼入绝境。美国的意思是他们改不改都无所谓，但美国必须与其他各国保持一致，其他各国坚持要改，美国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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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诚的游说失败了，而美国在拒绝梁诚的同时，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经过美国政府后来的“精确计算”，当年索要的赔款是实在太多了，超出了美军的实际军费开支和各项战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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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这笔账是这样的：美国分得了4.5亿两白银的7.320%，也就是3294万两白银约合2400多万美元（1两白银约相当于0.7美元），而美方计算出他们“实际应该得到的赔款”约为1165万美元——也就是当初“多要”了约1278万美元，即使扣除已发行债券的利息以及其他各项费用，还多出1000万美元左右。这1000万美元美国也不是不可以“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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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恰好在此时放出这个信号，自然也是有现实原因的，1905年，美国国内正在通过排挤华人劳工的法案，引发清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于是美国人最初想以此跟大清拉拉关系，以便更好地做生意。但对于美国来说，只有这笔钱退还给清国产生的长远效果要比暂时得到它更对美国有利，才有退回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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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他的建议是这笔“退款”必须规定清国只能用于兴办教育，让清国从国内选派留学生到美国，让他们接受美国式的教育，树立美国式的信仰和价值观，将来他们回到清国之后，就有可能按照美国人希望的那样去改造清国社会，成为亲近美国的意见领袖，培育大洋彼岸的“美国梦”——“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来自清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清国的发展：以知识和信仰支配清国公众领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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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意很快成为美国各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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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朝廷那边的想法有些不同，他们听说还有这么一笔“退款”，简直十分意外和兴奋。朝廷的意思是：现在发展经济资金缺口很大，可以将退款先用于这方面，比如兴办路矿等，等经济发展了有了钱再去发展教育，这自然是“标本兼顾的两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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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反馈到美国，美国人表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笔钱就不能退了。美国人只是有“退款”的想法，并没有进行实际的工作，如此一来，反对的声音也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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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梁诚出马，他干脆撇下朝廷，先按照美国人的要求以及方式积极游说高官将“退款”进入实质性的程序。梁诚知道，只要美国人这边搞定了，朝廷最后是不得不同意美方要求的。3年以后（1908年），退款的章程终于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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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人制定的这个章程，大清继续按照原有的数额和支付方式向美国支付赔款（不改变《辛丑条约》），然后美国将“多得”的这1000万美元左右退还给一个基金会，由这个基金会来保管退款的本金以及产生的利息，而管理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中有清国人也必须有美国人。美国全程监督款项的用途：除了要监督款项最终是不是用于教育，还要防止这笔钱被朝廷的某些大臣贪污挪用。如此一来，所谓的“退款”其实就变成了一笔从大清国库里出来的钱，被美国强制性地规定了用途——用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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