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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也慕名来到了元帝国，他原本只是想来这里走走看看的，没想到一来到大元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国家，在这里整整生活了17年，给后世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他描写的东方的元帝国为“天下最繁华之所”，以至于后来欧洲王室举办化装舞会，参加者不约而同地装扮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别样的高贵，而只有身份高贵的王公贵族才有资格穿上一件来自中国的丝绸，其他人只有站在一旁观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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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元的对外交流和国家开放都达到顶峰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开始盛极而衰了，因为接下来，中国进入了一个“万古如长夜”的朝代，一个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朝代，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专制，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封闭，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僵化——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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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史上唯一一位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对专制有着无比的痛恨，但在痛恨的同时，这种专制也深深地融进了他的血液里，他领导起义军推翻了大元，却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更为专制而封闭的王朝——远远落伍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由于元朝的残余势力一部分逃往漠北，另一部分逃往了海上，为了巩固专制王朝的政权，朱元璋一改千年以来重视开放与交流的传统，开始真正的“闭关锁国”。他干了两件事：一是修北面的长城，直到把修长城作为“祖训”，他的子子孙孙都修了下去，将这条抵御外敌但也隔绝外商的城墙一直修了将近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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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就是——禁海。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正式发布禁海令，这个禁海令后来被总结为“寸板不许下海”（“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延续了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自此断绝，虽然继任的朱棣曾经派郑和率领巨船下西洋，但朱棣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继续发展海上贸易，要么是为了寻找他的政敌建文帝，要么就是为他篡夺而来的政权搞搞形象工程——威福四海，胸怀远人。如果是为了通商，开辟航线，发展贸易，是不需要这么大的船的，而“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梁启超语）。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彻底停止了远航，朝廷甚至连对造船都规定了尺寸：谁要是造出超过尺寸的大船，谁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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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的陆上贸易横亘着一条延绵万里的明长城，海上贸易则彻底停止，大明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世界的文明潮流正在酝酿着农业向手工业、工商业最终向工业演变，管理国家的手段也正在从土地管制向通过贸易管制、金融管制最终向市场管制推进。本来通过汉、唐、宋、元的不断发展和积累，中国是处于这个潮流尖端的。而明朝的封闭自守生生斩断了中国再次领先世界文明的可能性，让这一切都成为了永远的泡影，再加上“横空出世”的八股文，大明朝自始至终通过土地管制和思想禁锢来管理国家。中华民族从此与外界彻底隔绝，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创造发明出现，丢掉了过去那一千多年形成的进取、包容、开放、血性的“海洋性格”，退化为以明为起点的封闭、内敛、内斗、懦弱的“小农性格”，而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还生活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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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大明抛在一边的西方人自然还是想继续“发财”的，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重新打进这个巨大的市场，“贸易全球化”的潮流不可抵挡。此时，基督教已经成为了西方世界最强势的宗教，可大明在禁海时顺便也把基督教的传播之路给切断了，于是乎，“传教先行”，通过“传教”来撬动这个越来越封闭的东方大国不仅是基督教自身传播的需要，更是后来西方列强政府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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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年（正德元年），一个叫方济各・沙勿略的人出生在西班牙，为了在全世界更好地推广基督教，沙勿略后来参与创建了一个后来很重要的组织——耶稣会。1540年（嘉靖十九年），35岁的沙勿略奉命前往人口众多的东方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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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东方远航的途中，沙勿略认识了一个日本人，此时的日本也是比较悲催的，由于大明禁海，一直以中华为师的日本也跟着禁海，一直禁到了后来的明治维新。而这个大胆的日本人估计是收了沙勿略的钱，带着沙勿略一起潜回了日本，沙勿略由此成为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基督教传教士。但是，他在发展日本教民时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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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教义这么好，但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中国人不知道？”日本人总是看着那十字架向沙勿略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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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沙勿略认识到：日本等国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东方基督化”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基督化”，沙勿略最终下定了到大明传教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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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下的，因为颁布禁海令的大明禁止除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之外的一切海外人士进入，沙勿略并不死心地乘船抵达了距广州30海里的上川岛（今属广东省台山市），这里是当时的葡萄牙商人走私的据点，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沙勿略在岛上制订了秘密潜入大明的计划。然而，他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当年就在岛上染上重病去世，享年46岁。他后来被罗马教廷封圣，称为“圣方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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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勿略去世的这一年，有个叫玛提欧・利奇的意大利人出生了，他后来也成为了耶稣会的一员，同样接受了到东方传教的使命，有了沙勿略的经验，玛提欧・利奇深知前往大明传教不容易。1580年（万历八年），玛提欧・利奇先前往葡萄牙人另外一个走私据点——澳门，学习汉语，为潜入大明做更好的准备。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利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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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年的努力学习，1583年，利玛窦终于从澳门进入了广东，他对大明官员自称来自“天竺”（即今天的南亚大陆）。利玛窦发现中国社会的官方正统思想是儒家，于是，他脱下了教袍，穿上了明士大夫的装束，说着一口带口音的汉语（“华语儒服”），抓住了儒家最敬“上天”的特点，先是用“天主”来翻译基督教中的“God”（唯一真神）——以至于利玛窦传播的基督教在后来也被称作“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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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种有意迎合儒家思想的方式是很有利于传教的，而随着传教的进行，利玛窦逐渐发现用科学和文艺才是迅速开启传教之门的好方法，因为被钳制在八股文中的士大夫既缺失精神上的信仰，又需要物质上的征服。利玛窦开始学习和阅读更多的中华文艺经典，他从《诗经》和《尚书》中发现了“上帝”这个名词，于是，现学现用又拿来重新翻译，从此，英语中的“God”等于中文中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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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学”是现成的，大明朝的读书人早就钻进了八股文的死胡同，重农抑商的现实早将很多具有创造力的天才扼杀在幼年，利玛窦从西方带过来的很多随身物件就成了“天朝上国”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科学产品”，比如三棱镜、星盘和自鸣钟等，由于这些东西实在让人大开眼界，许多人还传言利玛窦会炼金术，可以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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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著名人物”之后，利玛窦还成功地发展了朝中大臣——徐光启为教徒。在徐光启成为“科学家”的过程中，利玛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就合作翻译了欧洲的《几何原本》，从此，“点、线、面、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几何、星期”等新名词被创造出来并逐渐走向大众。利玛窦还根据他的航海经验，单独绘制了当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这张图上，依然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心”，但已经标注了其他的大洲和大洋，这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世界地理。而这张图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终于发现在他们的“中华老师”之外，世界也是如此之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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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气越来越大的利玛窦终于惊动了北京的万历皇帝，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在利玛窦于中国的南方辗转了整整18年之后，万历皇帝特意下诏：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利玛窦由此成为朱元璋禁海之后，首位进入北京的基督教传教士，正式成为一名“北漂”。当然，他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把基督教打扮成与儒学并不冲突的“科学”进行传教。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本来按照朝廷规矩，是应该移葬澳门的，但万历皇帝也比较喜欢这个知识丰富的人，特意为利玛窦“赐葬”于北京。如今，利玛窦墓仍然保存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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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之前，利玛窦写了一部《中华传教史》，告诫后来的传教士：在中华帝国传教要遵守两个原则：尽量不要与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相冲突，然后通过科学和文艺的方式传教。利玛窦自己总结为“驱佛补儒”“合儒超儒”，只有先让基督教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助手，替代佛教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超儒”——实现“中华大地的基督化”。万历之后，来大明的传教士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个原则，因此他们的成就也是不小的，传教一度传进了皇宫，崇祯皇帝在吊死之前，他的皇后就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请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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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了，大清并没有吸取朱元璋禁海带来的教训，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封闭自守带来的巨大危害，禁海政策被自然而然地传承下来了，而大清还要对付流亡到台湾的郑成功王朝，于是又将禁海向前推了一步——迁海。朝廷曾经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沿着海岸线建立纵深30里的无人区，严防死守“郑氏逆贼”和“夷人”上岸。在入关前，满人正是大明口中的“夷人”，明军从荷兰人手中学习过来的“红夷大炮”，被清军缴获后，因“夷”字犯了他们的忌讳，改为“红衣大炮”，现在刚刚建国，别的没学到，封闭和僵化竟然比大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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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仍然在遵守着“利玛窦原则”的传教士倒是和大清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1623年（天启三年），德国籍的传教士汤若望来到北京，帮助大明修订历法和为前线明军制造火炮。但清军入关时，汤若望又将他参与编纂的大明历法加以改造献给了多尔衮，多尔衮的人经过研究和验证后认为：这部历法“很科学”！命令在大清推广执行，汤若望也被任命为大清天文气象台台长（钦天监监正）。虽然我国自夏商时期就有自己的“农历”，但它与太阳年（即真正的“一年”的时间）还是有细微的差距，而汤若望修订的这部历法，是与太阳年完全相吻合的农历纪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现行农历的修订者，正是德国人汤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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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还用自己的西医医术治好了孝庄太后侄女的病，孝庄对他很感激，认他为“义父”。1661年，顺治因天花病危，在确立皇位接班人时，孝庄特意派人征求“义父”汤若望的意见。孝庄喜爱聪明过人的皇三子，而汤若望认为未来的大清领导人必须是一个已经出过天花的皇子，而皇三子恰好已经出过天花，于是他的接班人之位就被确定了——这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后来，意图篡政的鳌拜还对汤若望进行过政治迫害，汤若望被捕下狱并判第二年凌迟处死！孝庄亲自出面救下汤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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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康熙五年），汤若望病死于寓所，被安葬在利玛窦墓的旁边。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在扳倒鳌拜后，当即给汤若望平反，并任命汤若望的继承者、比利时人南怀仁继续担任钦天监监正，后来南怀仁去世，他又被安葬在汤若望墓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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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和大清的关系是极为融洽的，因为他们已经打入了高层。然而，就在融洽的关系在继续时，教廷内部却对“利玛窦原则”有了看法。他们认为，按照这种方式传教严重影响了基督教的纯粹性，特别是中国人好“讲礼”，把祭祀祖先和尊孔子为圣人当作传统，这就严重动摇了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上帝是唯一的神”，这种“原则性问题”是不能够妥协的。于是1645年（顺治二年），罗马教廷在内部批准：禁止大清的基督徒祭祖和祀孔，反对“利玛窦原则”派占了上风。以这个禁令为起点，教会内部关于如何向中国传教的“礼仪之争”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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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教廷的这个做法实在是“太官僚”了，利玛窦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后世的基督教传教士定下规矩，自然有他的道理，其实并不是一味妥协，而是为了解决在中华大地传教的首要问题——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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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基督教一到中华大地就要碰到“本土化”问题？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老百姓头脑中的儒家思想又是一种与现实联系得比较紧密的“世俗化”的思想，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带有一点“功利性”。或许正是因为跟百姓们的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中华文化如此根深蒂固又特色鲜明，以至于外来者提到“中国人”时，他们想到的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中华文化对外来思想文化甚至是宗教的改造和同化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比如犹太教是世界上最牛的宗教之一，它在对外的传播过程中都是独立的，犹太人走到哪里都保持了他们民族的独立性，唯一的例外就是来到中国后。大约在宋时，犹太人来到中国，由于他们的饮食禁忌和回族相近，宋朝人误以为是回族的一支，称他们为“蓝帽回回”——而后来，这支在中国的犹太人真的被同化，最终变成回族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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