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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有求于我”，“通商”问题又变成了老问题：如果英国人对大清皇帝三跪九叩，乞求通商，大清说不定会格外开恩通一下商的。但阿美士德又在这个“礼仪”问题上坚持他们的原则，于是一怒之下的嘉庆帝下令将阿美士德一行人“即日遣返回国”，阿美士德只好又灰溜溜地回到英国。路过圣赫勒拿岛时，前一年被英军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的法国拿破仑・波拿巴大帝被囚禁于此，阿美士德上岛去征询这位传奇人物对大清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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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敌人的尴尬，拿破仑自然是要冷嘲热讽一番，他对英国人说：是你们错了嘛，觐见清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嘛，“如果你们英国人见国王的习俗不是吻手礼，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大清皇帝脱裤子呢？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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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拿破仑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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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的最后，拿破仑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各种读物引用过的名言：中华帝国是一头睡着的雄狮，一旦被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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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被囚禁在孤岛上的拿破仑都看出来了：英国人想动武。所以他要特意告诫一下自己的敌人。然而，大英帝国是并不急于动武的，通过情报收集，他们发现了这个国家的特腐阶层在“变着花样集体戏耍”，而有一样东西绝对是最对这些人胃口的，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一定会让他们想着办法偷运进境，也一定会让大英帝国的贸易逆差变成顺差，让大清国白花花的银子成箱成箱装船运过英吉利海峡，流到白金汉宫的储藏室里，这就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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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印度公司的主导下，印度大陆开始遍种鸦片，然后卖到清国，果然不出所料，这个令人“欲仙欲死”的东西开始很快风靡大清的有钱阶层和上流社会。1822年，阿美士德回国仅仅5年后，英国从东印度公司输入清国的鸦片已经超过5000箱！英国人终于开始从大清赚钱了，现在大清通不通商都无所谓了，只要鸦片贸易带来的绝对顺差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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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人的洋舰、洋枪和洋炮毁掉了大清的海禁，轰开了大清的国门，之后又用《南京条约》迫使大清从此永久性“开放”。鸦片战争以前，除了正式使节，大清唯一能够与西方世界发生联系的是广州十三行，朝廷的官员绝不直接和“夷人”打交道，免得有“里通外国”的嫌疑。现在通过《南京条约》，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城市被迫向外开放，朝廷也不得不设置专门打理此事的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的，没有额外的工资，也没用另外专门的办公室，而且两广总督还羞于谈起这个兼职，因为这是与“夷人”打交道的。但对于迫切希望通商的西方列强来说，他们好歹找到了专门办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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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北京条约》，朝廷不得再称西方人为带有侮辱性质的“夷人”，于是改成“洋人”，朝廷又不得不设置一个专门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负责的分别是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他们分别兼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分别管理北边的“涉洋事务”和南边的“涉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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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了总理衙门，但是外交人才还是没有的，没有透明高效的内政，就不会真正有吐气扬眉的外交，大清号称“懂外交”的也不过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等寥寥数人，而他们的“懂”，也只不过是跟洋人打交道比别的大臣多一点而已，还是几乎没有人愿意真正去了解外洋，了解外面的世界。总理衙门里的很多官员连当时的开放特区——通商口岸都没去过，大臣们最怕的就是被朝廷委任为驻外公使，他们把这称之为“放羊”（放洋）。直到1899年，总理衙门接到报告：意大利军舰“马可・波罗”号出现在三门湾海域，于是总理衙门的官员说，意大利派来了“马可”舰和“波罗”舰，此时距离马可・波罗游历元帝国已经有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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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次的战败中，大清的对外政策由过去的不可一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拱手听令，所谓“对内强悍，对外软蛋”是也。从现实世界来说，大清又一次没有赶上时势，以前没有认识到“外交就是力量”，后来又没有认识到“力量就是外交”，没有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其实没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只有永远的利益之交，因此老是上当。这样的例子不用多举了，甲午战争前的李鸿章一定会感触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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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对外政策也将给大清基层千千万万的百姓带来了切身之痛，因为跟着洋人枪炮进入国门并深入到田间乡野的，还有另外一群人——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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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经被逐出境，想尽所有的办法都无法混进来，而这次他们是跟着洋枪洋炮进来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嚣张跋扈。“利玛窦原则”再没有人想起了，那被认为“不合时宜”，教义的“本土化”自然不可能，而其他方面却迅速“和清国接轨”，接轨最成功的，就是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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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清国的专制制度就是好啊，教会把全大清按行政区划一样划分为几十个教区，传教士们都把自己当成了清国的特权阶层——官僚。并且还要有相应的级别对应，比如一省的主教就认为自己该是督抚级别的“待遇”，外出时前面有人封路开道，后面有人欢送放炮，用当时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记载就是“乘与其身份相符的轿子，都有骑马侍从和步行随员前呼后拥，都有一只体现地位尊崇的大伞为前导，而且每次到达和出发时都鸣放一响礼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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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洋人的压力下，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总理衙门干脆把传教士的“级别”用文件的方式固定下来，规定：总主教或主教是“省部级”（与督抚同级），头戴二品顶戴；摄位司铎（神父）、大司铎是“副省级”（与司道同级），司铎是“厅局级”或者“县处级”（与府厅州县同级），并且规定同级别的地方官吏必须接待同级别的教会人士，办理其要求之事——如此一来，那些顶戴就不是虚的了，“洋大人”变成了另外一批“土大人”，教会就是清国地方行政系统之外的另一个“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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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这个条款颁布之前，传教士早就开始行动了，他们在基层干了两件事——一是要地，二是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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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教，光靠教义是不管用的，首先就得修教堂，要修教堂，首先就得有地，而各种废弃的庙宇、道观、书院等这些没有明确个人产权的“无主之地”，正是传教士们的第一目标。在他们看来，这些地也是有“主”的，只不过“主”属于朝廷和官府，而他们就是“官”，可以巧取豪夺或者干脆霸占，反正在大清基层可以进行大量的土地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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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下来就是“要人”，“利玛窦原则”中处处以“受众为第一”的理念烟消云散了，某些地方的传教士竟然有了“传教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开始动用自己的权力，有的强迫整村整村的人入教，不入教怎么办？没关系，教会有的是办法对付，这就是清国地方官的那一套：罚款、抓人。或者向地方官府施压，规定教民可以少交税甚至不交税，教民触犯朝廷的法律必须先由教会过问。如此一来，教民队伍中除了那些真正的信教者，还有因生活无着落的“吃教者”，更有那些终于找到“组织”了的流氓、地痞、恶棍等“仗教者”，他们依仗教会的势力，欺压乡邻、抢劫财物、骚扰妇女，而当乡民们报官时，教会又会出面来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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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又是强占土地，又是干涉老百姓之间的司法诉讼，传教士终于引发了众怒，在百姓们看来，这些“拿经的侵略者”才是他们头上最重的大山，洋人比地方官府中的那些贪官污吏更加令人可恨。他们也知道，如今官府也怕洋人，朝廷也怕洋人，因而他们更担忧洋人会彻底夺走他们手中仅有的那几亩薄田、几间破屋、几块碎银子，因为他们拥有的，本来就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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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失去一切的深深的恐惧，他们跟同样受到“欺负”的官府结成了某种精神上的同盟，他们对洋人爆发了极大的仇恨。“扶清灭洋”虽然是他们后来“抗洋斗争”中用来规避朝廷打击的“基层政治智慧”，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口号是十分吸引人的，只有它才具有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而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与其说是“扶清灭洋”，不如说是“灭洋扶清”，先灭洋，后扶清。这大概是大清的基层百姓的切身利益遭受到洋人侵占以后，于内心深处一个无可言说的期待与愿望，义和团运动，也是这种心结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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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一场悲剧便已经注定了：来自落后土地上的人们维护他们自己的正当利益，维护他们坚守的道义原则，而来自“文明国家”的人却用枪炮和武力剿杀了这种行为，为他们自己攫取了更多的利益。而作为这块土地上落后之源、陈腐之源的大清朝廷，恰恰承载着那些无助的人们的期望与梦想，直到它把这个悲剧推向极致：让无助的人们变得疯狂，让入侵者变得更贪婪，然后在这样的殊死对决中，朝廷举起血淋淋的屠刀朝向那些把期望和梦想寄托在它身上的人们，将“动乱”的罪名安在他们身上，将“战乱”的骂名留给侵略者，而作为罪魁祸首的朝廷却以传承千年的专制王朝的顽固生命力自我保全了——根据未经考证的资料显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义和团杀害的教民约2万人以上，而被八国联军以及朝廷剿杀的义和团民，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朝廷保全了自己，八国联军得到了银子，而团民和教民，这些大清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为这场亲身参与其中的动乱和战乱付出了最严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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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场悲剧，即便是最出色的小说家也无法构思的最离奇和荒诞的悲剧，一场令他们的后人无法直视的悲剧，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悲剧”。它是大清百姓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为三千年的专制特别是明以来的封闭自守、思想禁锢付出的代价的总和，又是一场东西方交往史上，以及人类文明史上少有的灾难。对专制和封闭的反思不能为列强的残暴做出解释，同样，对八国的谴责也无法阻止对专制封闭的反思，这原本就是两个问题，只有全面地认识历史，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人才会如此鲜活地走进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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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他们是自发的基层维权组织“义和拳”，后来他们被鼓动，成了“合法组织”，残酷地杀害了许多教民和洋人，却也曾英勇地抗击过侵略者——但是自始至终，他们不过是朝廷的一个“正团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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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内部矛盾无法调和，日俄战争即将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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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关于义和团的“总结报告”到此为止了，然而，这场关乎千年的东西方交流故事并没有结束。随着1840年大清国门被打开，清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纷纷开始了一场“出洋”的热潮，他们有的“下南洋”，有的“渡西洋”，来到大洋对岸的美洲。当然，他们并不是出门旅游的，而是为了现实生计——谋生。而这些去往海外谋生的人们也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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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工“出洋”的故事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讲述，这又是中华民族的一段辛酸史。总的来说，华工为东南亚、澳大利亚、美洲、欧洲乃至非洲的经济建设都做出过巨大贡献，甚至是奠定了当地经济的基础。但是，他们却引发了当地人特别是西方白种工人的强烈不满。归纳起来，这些不满主要有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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