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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中华传教史》里，利玛窦对中国社会是有着深刻的了解的，他那两个原则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提出来的，他也并不是被“中华文化俘虏”而有“叛教”嫌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正是把基督教当作了一个需要在大清这个广阔的市场进行传播的“产品”。他们不远万里来传教，就相当于我们“去跑业务”，难道就不应该对“客户”的具体情况照顾得周到一点吗？因为这个，利玛窦才提出了不与官方正统思想相冲突，以对大清百姓有实际好处的“科学”和便于传播的“文艺”作为传教的“符号”，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教效果，希望基督教能够取代佛教成为中华民族最广泛的信仰。只可惜，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教廷人士实在是很“官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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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连利玛窦也没有想到的是，教廷禁止清国教民祭祖和祭孔，也大大地惹火了朝廷。几千年以来，历代的王朝表面上只有“思想”，而没有“国教”，其实无论哪个王朝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根本大教”——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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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专制王朝来说，最根本的就是确定并保障统治的等级秩序，而礼教就是把宗教、法律、教化和风俗等都混在一起，作为“朝廷王法”之外的思想武器来确定和保障等级秩序。历朝历代虽然没有一个专门的部来管外交，却基本都有一个专门的部（礼部）来管“礼仪”。于是，“礼仪”这个词也成了王朝时代给人印象最好的一个词（王朝教化的结果）。事实上历朝历代教化的“礼仪”与我们经常理解的“文明礼貌”实在是两码事儿，王朝的礼仪就是“规矩”，就是条条框框，你只能站在那个框框里面，“不讲礼”不行，那是逆臣贼子；而讲过分了竟然也不行，王朝专门为这种“讲礼”过多的人创造了一个字——淫。兄弟你愿意别人说你“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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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方式规定了，连火候都有规定，王朝所教化的“礼仪”的确是禁锢头脑、僵化思想的另外一大利器，因为它是面向所有人的，又是一代传一代潜移默化的，所以还远超八股文的“功效”，用鲁迅先生总结的那句话来说就是：吃人的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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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既然是专制王朝维护统治的利器，那么必然为王朝历代统治者死命维护，这和他们个人喜好没有关系，而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康熙皇帝在宫廷中深受传教士们带来的“科学知识”的影响，喜爱近代的天文、地理、数学等，多少具有一点“世界性眼光”，由于“科学知识”是基督教带给他的，他甚至还写过希望皈依基督教的诗句（“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南怀仁相信康熙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皇帝（“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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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康熙首先是大清皇帝，是专制王朝的皇帝，他作为大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所能够接受的，仅仅是那种不会破坏王朝的统治稳定的“利玛窦式基督教”，当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波及大清，要撼动专制王朝的统治基础“礼教”时，禁止传教就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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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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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六十年，到了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终于争出了一个最终答案，罗马教皇颁布教令：严禁清国的基督徒祭祖祭孔，并勒令在大清的各教堂摘去康熙御笔的“敬天”匾额。两年后，这个教令传到了大清，火冒三丈的康熙立即对在大清的传教士颁布上谕：对凡是不遵守“利玛窦原则”的人一律驱逐出境，不准在大清传教（“自今以后，若不遵守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大清住，必逐回去！”）。“礼仪之争”自此正式由教廷内部的争论转向西方宗教势力与大清朝廷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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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真可以称得上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教皇多次重申他的教令，而康熙也屡下严旨，一直到他去世。到1724年（雍正二年），持续了将近一百年的“礼仪之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继位的雍正皇帝虽然和他的父皇康熙一样，个人对传教士并没有太多恶感，宫廷里继续留用一批传教士担任御用学者和文艺家（比如著名的宫廷画家郎世宁），但是迫切需要集权的雍正颁布了比康熙更为严厉的“禁教令”：在大清的国土上彻底、全面地禁止传播基督教，教堂改为关帝庙，传教士送往澳门，严禁再潜入内地。接下来的乾隆、嘉庆、道光都把“禁教令”当作了一项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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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礼仪之争”就这样结束了，它以大清皇权的表面胜利而告终，之所以说是表面，因为这种胜利包含着极大的不幸：由于要禁教，大清王朝把原来的海禁又往前推了一步——顺便把主宰近代文明的西方科技也给禁掉了（那被称之为“奇技淫巧”）。本来大清的人们还有从传教士这个窗口来了解西方最新科技成果的机会，在海禁关上国家的大门之后，连这扇小窗也被紧紧地关闭了。而一旦闭关锁国，禁锢思想又可以变本加厉，文字狱、重农抑商、打压知识分子和商人，专制集权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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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在康熙皇帝去世的这一年，大清的人口首次突破一亿，短短68年之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人口突破三亿。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口的猛增其实就是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农耕文明达到顶峰的产物，因为要收获足够的粮食才能养活这些人口。当时前来“朝贡”的使节不无羡慕地说：“他们播种时省下来的粮食，就足够养活一个我们小国的人口！”——这一时期，史称“康乾盛世”。然而，我们知道，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土地红利的结果，基本上谁拥有如此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只要不出大的乱子，都是可以创造这样的“盛世”的。而在“盛世”的背后，大清正在一步步地落后于世界，而大清的人们似乎永远地失去了一个使近代国家能够真正富强的东西——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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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近代科技逐步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是不会放弃通过贸易“发财”的，既然传教士无法撬动这个封闭的大国，那么他们就只好由政府出面了。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雍正颁布彻底的“禁教令”整整70年之后，西方国家派来了试图撬动大清的新一批人——通商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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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轰入的文明必然遭遇野蛮捍卫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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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大英帝国正式派往大清的特使乔治・马嘎尔尼，带着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给两广总督的介绍信，率领700人的庞大使团，乘坐浩浩荡荡的船队，第一次踏上大清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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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英国已经是西方强国中的强国，正在成为世界老大，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左右，工业革命正式发生，英国的国家实力从此突飞猛进，无国可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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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清开国以来，东西方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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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时的大清也不是封闭得像铁桶一般，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大受西方社会的欢迎，输出去可以牟取重利，更重要的是，宫廷里和王公大臣等“上流社会”还需要享用很多“西洋玩意儿”，这就要交给一个专门的部门去办理，这就是在广州的很多“洋货行”——统称为“广州十三行”。这是全大清唯一的外贸中转地，它们是“半官半私”性质的，作风却是衙门式的官僚，管理十分混乱，英国希望清国可以先开放一个或者几个沿海城市作为真正的通商口岸，有钱大家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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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来的使节在私底下是被大臣们称作“鬼使”的，那么天朝的使节呢，自然就是“神差”了。已经83岁的乾隆就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鬼使”马嘎尔尼一行，礼部的官员坚持要马嘎尔尼像其他国家来天朝“朝贡”的使节一样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嘎尔尼坚持只能像他谒见英王时那样行单膝下跪、吻手礼的礼仪。于是，这场接见不欢而散，乾隆交代：大清怀柔四海，就不要治这些不懂礼仪的夷人的罪了，把他们从广州送回国了事。至于马嘎尔尼带来的大英帝国的通商请求，在乾隆和朝中所有大臣看来，大清地大物博，所有的“通商”都不过是给那些前来讨要东西的夷人的恩惠。但是，马嘎尔尼“不讲礼仪”，乾隆皇帝心情不好，大清现在不想给这种恩惠，所以这桩“小事”就被顺便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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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接见中，发生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礼仪之争”，对于大清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不仅皇帝和大臣们认为正常，大清所有的人们也都认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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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嘎尔尼的使团失望地离开了承德，他们从北京坐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当然，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身边总是少不了大清官员“热情陪同”，看来大清对自己也不是那么自信，马嘎尔尼暗中吩咐身边的人：趁南下之机暗中观察和了解清国社会，为将来收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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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嘎尔尼首先发现，他在运河沿岸接触到的百姓，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机械的表情”，看上去他们并不“幸福”，这和传言中所谓的“乾隆盛世”相去甚远。而马嘎尔尼的侍童、12岁的小孩子乔治・斯当东也敏锐地发现：虽然京杭大运河比欧洲所有的运河都宏伟和历史悠久，但当使团里的人试图和大清官员讨论最新水利技术时，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变革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斯当东记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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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小孩子独有的敏锐眼光，斯当东在乘船途中发现了两种房子，一种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一种是高大的有油漆装饰的深宅大院，“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但这里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大清的贫富差距之大，为世所罕见。斯当东还发现了沿途的很多乞丐和外乡流浪汉，究其原因，他们都是有冤无处诉的人，“朝廷关心社会安宁稳定，而很少考虑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障，那些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当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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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受了这次旅途的刺激，回到英国长大后的斯当东写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并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翻译出英文版的《大清律》，于1810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是了解大清这个封闭国家的重要窗口，然而，所有人在研读后都失望了，“大清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干涉个人的行为，大清尚未达到社会普遍发展的某个阶段”，就连严谨的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都在参阅了其他资料后得出结论：“那里的人们从根本上就缺乏独立性和个性，因为无论法律、道德，还是学问都不是在心里内在性地接受，而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规定，然后被动地接受。”（黑格尔：《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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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的一位副使约翰・巴罗观察了官员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朝廷的每个高级官员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对女色喜好的程度，有6个、8个或10个妻子，广州的商人妻妾成群。我们今天知道清国有钱人家的私生活，就是变着花样集体戏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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